然而，中共的所谓简化字，却让中国人的一些姓氏，逐渐被混为了一个姓。若是百姓自家没有家谱文献流传，那么后代很难区分谁的姓是被党改过的。例如“甯”和“宁”（繁体字里“甯”姓和“寧”姓都有）、“蓝”和“兰”（简化字以前有少量“蘭”姓，当今的兰姓大部分都是简化后的蓝姓）、“萧”和“肖”（过去也有极少量肖姓，但读音为第四声）、“于”和“於”（原本也是两个姓）。其中以肖姓最甚，大陆的“萧”姓基本都被改了。

一九八六年，党国正式废除争议巨大的第二批简化字（“二简字”），只保留五十年代推行的第一批简化字。但这些“二简字”时期产生的姓氏却很难改回去，因为改姓氏非常麻烦，不仅要提供大量证明材料，还涉及大量证件的更改。网上有篇署名“匿名用户”的文章说，台湾有一名萧姓旅客，因为登机牌上的姓被强行改成了“肖”，导致不能登机，无故在机场滞留了近三个小时。

另外中共夺取政权初期还有一段轶事：著名作家萧乾，有一次被某家报纸写成“肖干”，于是他十分愤怒，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对汉字简化，结果反右期间被打成了“右派”。

蔡畅（一九零零年～一九九零年）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女权主义领袖、中共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在简化字横扫中国大陆从小学到大学到新闻出版业的那个年代，她强烈表示，谁也不许把她的姓写为草字头下面加一个人才的“才”。大概是由于她的资历、年龄和中国仍然需要的她的国际影响，于是党报头版新闻的要员名单中，赫然出现了为她个人保留的“蔡”这个遭到“革命”的字。

北宋的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道：“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鱼虫、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仓颉造字就是直接观察物之“形”，以平时积累的印象体悟其特征，描画出来，所以是“象形字”。如“爪”字就很象飞禽和动物的爪子，如“鳥”字、“齒”字都象形。象形是最基本的，还有“音、意”兼之。如“飛”字就很象飞禽，有翅膀，內有“升”字，是形、意相合。人靠树休息为“休”字，家具也多为木制品，天人合一，符合自然五行。

虽然已经很难追溯和考察出全部汉字的渊源，而且古人写字也会简化，用以提高识字和书写效率，比如从篆书到楷书，就是一种简化过程，但古人从未刻意抹杀和否定汉字结构中的内涵。这点与中共的简化字操作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体汉字（现多称繁体）虽然大多笔画较多，但却内涵明确，更包含维护人类道德的意义，非同小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听”字。繁体字的“聽”是“耳”依伴着“德”。望文生义，令人不难想到倾听应与道德相关，即不该听的不听，败德的音乐、谎言、无聊的闲话等等都不该听。而简体字的“听”则是“口”依伴着“斤”。望文生义，是否中共不但剥离了聽的内涵，还教人把听和斤斤计较联系在一起呢？又如圣人的“圣”字，繁体字是“聖”，大耳（善倾听）、小口（修口少言）端坐如王，才是聖者。而中共的简体字则是“又土”，望文生义，这是中共在骂聖人吗？而且中国人的子孙后代，每次写这个字，都会和中共一起骂人，养成脏口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

中共推行简化字的最大借口是说繁体字笔画多。其实常用汉字不超过三、四千个。只要学会这几千字，又能够经常书写（文章、书信等），就会越用越熟，而且写字的时候会经常受到古人道德风范的熏陶，作为炎黄子孙，何乐而不为呢？其实马列子孙和炎黄子孙各自承袭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完全不同。十几亿中国人里，究竟有多少人发自内心的愿意沦为马列子孙、愿意改名换姓、愿意认“鬼佬”为祖宗的呢？其实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年的三退运动（退党、退团、退队）才是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利益和文化承袭需要的。

（选自《天地苍生》第2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