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佩恒，生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湖南湘潭电机厂退休职工。她家住湘潭市岳塘区中洲路解放村，由于她丈夫十几年身患疾病，长期医治无效，所以性情暴躁，经济又困难，生活艰苦难熬；她学了几种气功想帮他，结果丈夫的病没好，自己反而大病一场。一九九六年她有缘喜得大法，明白了人得病的来由及解决的办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并将大法介绍给母亲一同修炼。自己一边做生意，一边看大法书，并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心受益。一人炼功，家人也受益，她丈夫的病也不治自愈。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恶首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全国所有的广播、电视一天二十四小时播放诬陷师父和法轮功的内容，当地对法轮功学员家家户户抄家、搜书，公安人员来唐佩恒家三次，威胁恐吓她和丈夫，逼着她交大法书。警察非法抓了一些法轮功学员关进拘留所、看守所以至精神病院，当地一个刚大学毕业进厂不久的女生，被关进精神病院，被医院注射不明药物摧残，本来一个非常温柔可爱的女孩，不几天就变成全身浮肿，脸肿得象瓜瓢，整个人变得象一只呆呆的企鹅，走路也一摇一摆。

为了讨个公道，唐佩恒和同修于二零零零年正月初十乘火车去北京，刚到北京天安门金水桥，警察问是炼法轮功的吗？她说是，就被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之后绑架到驻京办事处，通知单位及公安劫持到湘潭拘留所，几天后，又将她绑架到戒毒所关押。进戒毒所号子时，所长交待吸毒犯好好收拾法轮功学员，那些吸毒犯就象精神病患者一样，将唐佩恒等法轮功学员一阵暴打。一个20岁的姑娘一拳击中唐佩恒右眼，一脚踢断她的鼻梁，鲜血马上象水一样冲出来，她的脸马上肿成了一个黑色的足球一样，双眼肿得不见缝和鼻子一样高。半个月后没有任何手续，他们又继续关押唐佩恒，几天后她绝食抗议，四天后才放回家。可中共公安、610却对家人说她不要家人，不要亲人，只要法轮功，鼓动家人、亲人、同事、朋友到戒毒所说服她写保证不炼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初的一个上午，唐佩恒帮人整理搬家，被湘钢派出所绑架到电城派出所，第二天上午突然来了两个青年便衣男子，高个子走过来用力一拳击中她心脏部位，一拳击中她左腮帮。唐佩恒忍着剧烈的疼痛喘过气来后，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我是做好人，你打我是有罪的，对你和你家人将来都不好。”矮个男子要做记录审讯，唐佩恒说：“你这是犯罪。我是按‘真善忍’修炼的人，当年迫害耶稣的人至今还在还罪，我不会配合你的。” 唐佩恒丈夫不见她回家，第二天到处找人，下午找到派出所，知道她被打后，找到公安处处长的家里要人，公安才将她放回家，可是每天派退休办的工作人员守在她家。后来公安就将一辆警车天天停在她家楼下守着，还经常打电话或直接找她丈夫，骚扰、恐吓要开除他工作。公安、610几次到唐佩恒家威胁说：“你炼法轮功，你儿子、侄子他们今后都不能参军、提干、入党（唐佩恒说都不要），以后你要是被抓，不要说你的姓名地址和单位，如说出来了，我们公安人员、厂里的领导都得下岗（失业），你丈夫也会被开除工作。”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唐佩恒到北京上访，二十六日上午到天安门，被几个便衣抓住往警车上拖，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在车上继续喊，被警察用警棍将她左额、左手背、左手腕、右手指等处打得当时长了几个大包。不到两分钟，中共警察抓了满满一车人，送到广场派出所，将唐佩恒和另一同修留下，开了一圈，逼他们将身上的钱留下才让他们下车，下车一看还是广场派出所（警车拉了窗帘看不见外面），派出所关得满满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当即将法轮功学员们绑架到密云看守所。武警用枪押着编号、照像、印手印，还脱光衣服搜身，再被各路警察分别劫持到他们单位严刑拷打，之后再送回看守所关押。

在密云看守所，唐佩恒被一个40多岁的男警拷打，用脚踢倒，再用脚在她身上到处踢、跺，逼她脱下外套和棉皮鞋，用鞋底左右打她的耳光。唐佩恒生前在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中陈述说：

“我的头被打得就象小孩玩的拨浪鼓一样两边摆个不停，也不知打了几十下才停。他又用脚踢我的胸、肝、胆部位，当时我喘不过气来，只感到肝胆搅动并剧烈的疼痛，我站不住，猛烈的倒退被关闭的大门挡住，才没有倒下。又让我蹲，举起手站着，他穿着大皮鞋碾我左右只穿丝袜的大脚趾。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达到目的。另一个男警用警棍狠狠的打了我几棍，才将我最后一个送入号子，进号后大家一看，我全身从头到脚到处是大片黑紫色。另一个江西记者（法轮功学员）更惨，全身几乎没有白肉。

“第二天上午（二十七号）小窗口丢进一块黑泥一样的粑让我们吃，号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和流水的小池。又将我们没说出姓名地址的法轮功学员关进一个大点的号子里，里面有早两天抓来的同修，其中有个在读书的女孩，大概是二十九号将她们转走了。三十一号天没亮，就将我们叫起上警车，大巴警车坐得满满的，两个持枪武警押着两个连戴手铐的大法学员。车队开到天津天还没亮。等天津的车队连上往北开，整整开了一天，高速公路全封闭，不见一人及一车，警车就象一条前看不到头、后看不到尾的白色长蛇。

“到了辽宁，车队停了下来，将几辆车留下继续开，听说去沈阳，我正坐在留下的车中，被送到锦州第一看守所。第二天（二零零一年元月一日），公安处一处来了两个人，将我和另一个同修各带到非常黑暗的房间，让我坐在铁椅上，将我连铐的双手从前面翻过头后，反向用力压，双手臂整个给反到了背后，翻了一个边，左手背压在齐腰高的椅背上一阵后，再将我双手翻过来到前面。我默默的看着他们，因为大法的力量，我当时没有感到疼痛，只是双手抖动，被天安门警察打肿的左手背又添上了一条一寸多长的压痕印。看守所的警察不让我们炼功，有天我们正在炼功，指导员用鞋子打我的双手，又将我右手一折，只听啪一声响，右手腕骨折，右手拇指的筋被折断失去控制能力，整个右手肿很大，之前左手被伤，这样一双手肿得象熊掌，十指象红萝卜一样全叉开，上厕所都是同修给提裤。

“二个多月后，警察说要把我们送到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去，指导员说：把你们杀了，卖了。我们还是不说出姓名、地址，他们将我们全用铐子背铐上，并说只要说出自己的住址，可以让家人接回家。有个同修打了电话给家人，并说我也在。丈夫得到消息，和同修的丈夫一起来辽宁接我们，看到我们被打得面目全非的照片差点都认不出，心痛得流泪。但看守所不放人，非要本地公安、610来接。公安和610又将我绑架到湘潭看守所，之后绑架到株洲白马垅劳教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唐佩恒与法轮功学员陶淑媛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讲真相，快出医院大门时，一辆黑色小车突然出来几个便衣将她绑架到了晓塘路派出所，将她的钱包抢走（内有三百五十元钱），从包中找到她的姓名，铐着她去抄家，又到她儿子家抄家，抢走了师父的法像、所有的大法书籍、炼功用的播放机、手机、mp3、充电器、小播放器、硬盘、光盘等，连一套《西游记》的光盘也抢走了，然后将她们关进湘潭看守所。在不让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唐佩恒在看守所，被法院和610秘密开庭，她不配合，法院的一群警察强行将她架去，有个警察阴毒的用手肘将她的心脏部位顶伤。公安罗织罪名并制造假证据、假证人，诬判她们三年，并剥夺上诉权，送进长沙女子监狱。

在长沙女子监狱里强行脱光她们的衣服检查，没收她们的被子和衣服并剪烂。在六监区学习班，唐佩恒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由三个包夹犯强行看着，不许坐，只许军步立正站着，每天站十八～二十个小时，只许上三次厕所，喝三次水，吃饭都得站着。罚站的同时还长时间剥夺睡眠。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开始，连续强制她站了将近六十天，唐佩恒身体一天天的开始浮肿，双脚肿得象包子，被强行塞进鞋里。从腰到脚就象在冰窟中一样，透骨的冷，又同时感觉有无数蚂蚁在皮肤上爬，而且象有无数的钢针在钻整条腿，每一天都在剧痛中一分一秒地熬过，身体从脚肿到了胸口和背上，整个人就象一个木桩一样，不能蹲，不能弯腰，双手肿到肩，十指叉着很难弯，只有头稍稍能转动。房间里天天开着电视机加大音量播放编造的诽谤法轮功的各种谎言及各种歪理邪说。强化洗脑后就是强制劳动（超时、超重、超负荷）。

苦苦的熬过了三年，唐佩恒从监狱出来时，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随着学法炼功，身心才慢慢的恢复过来。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唐佩恒在湘潭岳塘区湘潭钢铁公司附近讲真相，被其小区人员举报绑架到派出所，不久被绑架到湘潭市马家河拘留所，五月四日被绑架到湘潭市马家河看守所。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五年中，唐佩恒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屡遭中共邪党骚扰，多次被中共邪党人员绑架迫害，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并遭受酷刑折磨，身心饱受摧残，并被中共邪党非法剥夺养老金，家庭也被拆散，生活孤苦无依，仍不时受到邪党人员骚扰、恐吓，最终不堪重负，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含冤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