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付鸿目睹母亲的变化，开始修炼法轮功。付鸿的母亲以前身患多种疾病，冠心病、高血压、腿膝骨质增生、肾结石、肝硬化等，每年花掉单位数千元（那时每月工资才一、二百元）医疗费；一九九七年时送医院抢救过，几乎已经上不了楼、医院说岁数大而且还有其它病症，不给骨质增生开刀治疗。她母亲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健步如飞、红光满面。付鸿照着《转法轮》书中对道德对心性的要求去做，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善良了，当然与周围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也不会与人去在利益上争抢什么了。她以前上学期间学习好，一直是班干部，各种荣誉不断，比较傲气、任性，修炼法轮大法后能忍，善意对待人和事，心里越来越轻松。周围人有人开始说她雍容大气、心胸宽广。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付鸿与所有中国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种种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份，秦皇岛610人员（也叫公安三处）徐英斌带着三个警察突然到付鸿工作地点——秦皇岛检验检疫局煤检中心，把正在工作的付鸿叫到办公室，没有说明任何事由就要把她带走，她不走，警察们就拿着手铐，把她压到办公桌上，反铐上，几个大汉推搡着她从楼上到楼下，用她单位的车把她劫持到他们的办公地点（海阳路市场旁一栋楼），然后又去非法抄家。徐英斌将付鸿一台新买的价值万元的电脑抄走，想把抽屉里的现金拿走时遭到家母的制止才罢休。

付鸿被非法关押到秦皇岛第一看守所（土台子看守所），被强制坐板，被不定期搜身、呵斥、半夜被迫站着所谓值班、背监规。期间有二次有所谓的办案人员来问她一些问题，付鸿告诉他们，希望她的律师在场，他们说他们不管。当时被关押的还有其他法轮功修炼者，一位叫武兴飞的被打的很惨，臀部、手臂上都是伤痕。一位叫庞舒月的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看守所的医生和狱警拿着手铐晃着进到监仓，说要给已经很虚弱的庞舒月灌食，后来可能看着太弱没动。

付鸿被非法拘禁到三十多天时，被610的王宪增带着她单位的领导徐丛林、李志坚、李英杰等，把她铐到唐山开平劳教所，在劳教所外面一个招待所办洗脑班，由劳教所派几个女警带一拨所谓转化了的学员来洗脑转化。她们分成三班倒，轮班休息，每班有一警察看着，不让付鸿睡觉，不断地讲各种歪理，付鸿稍一困倦，警察就让那些劳教人员推、捅、捏她的脸，付鸿不让她们动时，那个警察冲过来高声叫喊，并推搡、甚至打她。后来知道那个警察叫闫红丽。

期间，付鸿父亲被610王宪增骗交给他两万元（无收据）和家里一个小打印机，希望能把她快放回来。

二零零九年底，付鸿被南戴河派出所绑架，抚宁610人员陈英利、宋泽民，连夜把付鸿铐到抚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过了一会儿陈英利及另外两个人合力掰付鸿的手指在一个什么东西上按手印，没告诉她是什么，又连夜把她铐到抚宁县看守所。他们第二天去非法抄付鸿家（带着她单位一个人、拿着从她身上搜走的钥匙）。在看守所，一个据说是转业军人的又高又壮的人把付鸿单独拽到一个房间里，胳膊比比划划上下舞动的想动手，并用侮辱性的词汇高声骂她，踢她，后来所长进来劝走了他。第十二天付鸿被铐到秦皇岛劳教所，十几个警察试图转化没成，一段时间后，把付鸿铐到唐山开平劳教所，在这又碰到了警察闫红丽，警察派了包夹跟着付鸿与另一个迁安的法轮功学员（当时身体不好）关在一起，不让买日常用品，上厕所受限制，不让下楼吃饭，也就是说天天关在监仓。这样一段时间，唐山开平劳教所女子部缩小，付鸿被铐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四大队。

在石家庄女子劳教所，付鸿拒绝做奴工，给警察讲真相、讲了法律常识，她们同意她不干活但要加期。在这期间，付鸿受到了单独罚站；学员集体罚站；罚坐；不让上厕所；不让买日用品；谩骂比如“你们这群人渣、你们这群败类”等等；不让正常交谈；吃饭前必须唱红歌，否则不让进饭堂在外面罚站，让别的劳教人员陪着以激起矛盾；不让打电话；不让家属接见；几个警察单独留付鸿在楼下威胁上绳、上大铐的刑罚，详细描述这刑罚的样子、痛苦，还有以前是怎么对付不听话的；进去的法轮功学员都会给强制洗脑即转化，转化期间上厕所、洗漱、吃饭都要被包夹即负责转化的人在一起，要她们报告、同意，单独关在一个房间；付鸿拒绝所谓转化，她们就密谋了一件事。一天中午，负责她住的监房的警察刘亚敏笑嘻嘻叫付鸿带上板凳到队长办公室（这个房间没有摄像头），一进门就看见几乎四大队多一半警察都在，由大队长赵元带头开始打付鸿耳光、踢她的腿，接着副队长牛丽紧接着打，刘亚敏、高新蕾紧紧跟上，其余的先是看后来或多或少都打了几下，付鸿后来意识开始模糊，大概记得有警察说这么长时间（快一个小时）。打完带付鸿到医务室，哪儿的医生吓一跳，已经肿得看不出模样了，问哪个犯人打的，付鸿指指一起去的赵元，医生就不说话了，叫她在桌子上趴会儿，能走路了回去。付鸿后来是被架回去的，直接架到奴工的地方，看到的人都惊吓着了。后来可能警察觉得影响不好，就把付鸿提前架回宿舍区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当时付鸿心脏不舒服、胸闷，叫犯人找刘亚敏，她讽刺挖苦够了，把一个女子叫来，那个也是讽刺挖苦一番根本没查看就走了。那时付鸿吃不下什么，昏昏沉沉约有半月，慢慢能一瘸一拐地走了、头上的肿也消了一些，就被放出来随着队伍走，只是明显脸色病态、走路缓慢。

在这期间，付鸿精神上受到高度压迫，整天看到的是肆意打骂，听到的是威胁、谩骂、欺骗，就是不直接受迫害时，也是感到随时都会受到，一直在恐惧中、而且没有尽头一样。后来身体就不太好了，头经常疼，手开始颤，腿走路急了会突然拐一下使不上劲；最终还是被加期，十三个多月才回家的。

付鸿母亲许惠英一九九九年底到北京想向政府说说自己炼法轮功的亲身体会，被截住由警察和单位——秦皇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当时已退休）接回送到秦皇岛第二看守所，十来天后身体出现严重病态，警察给送到秦皇岛公安医院，通知家属去接，回家休养。后来不久单位管法轮功问题的徐丛林通知要付鸿母亲参加一个洗脑班，给她母亲精神上、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昔日的好同事、好朋友竟变成了要整她的人，还是因为她要说说真话，要告诉别人她身心的美好变化。后来付鸿父母在这样巨大精神压力下，特别是她二零零一年被绑架后，他们慢慢的有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她父亲话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愿意与人交谈、沉默寡言，母亲虽还说说笑笑，但付鸿下班稍晚，她就在院子里、在大门口等，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但又不跟她说。后来父亲脑溢血、母亲脑梗双双倒下，经历近两年的痛苦后，前后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