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对电话监听仅仅大概知道有那么回事儿，听说过座机要拔掉电话线，但对手机监听误以为只要关机就监听不了。

一次遇到紧急情况，不得不去找几年没联系的同修，见面后，同修问我是否带了手机，我说早关机了，同修叫我把电池卸下来，我心底隐隐有点不愿意，但还是马上照做了。后来，随着对安全问题了解的深入，加上接触到的警察告诉的监控如何如何容易，还有曾亲身经历过手机被邪恶远程操控，我在注意安全上更不敢掉以轻心了。我学习了师父有关手机安全的讲法后，更是能理性严肃的对待安全问题，更知道该怎么做了。

现在回过头看，那次我带着手机去找同修，这是明显的安全问题，原因是我对此不知情，但知情后，需要注意的时候，我心底却出现了不愿意，仔细看那个“不愿意”，原来是嫌卸手机电池非常麻烦而不想做，以及形成的“只要关机就没事了”的错误观念让我觉的这是多此一举、根本没必要做，从而对同修要求自己做这道步骤心生反感和抵触，而这背后实际是“我认为安全的就安全，我认为不安全的才不安全”，也就是在坚持自己的认识。

再看那时身边同修不注意安全时的表现：如有的老同修开始对手机监听不重视，遭迫害后，变的哪怕在手机监听不到的情况下，也很警惕，可是等环境宽松了，又开始不注意手机安全，在手机旁边说起敏感的话来也敢不注意了。还有的老同修在电话里谈到敏感的内容，却坚持认为邪恶会理解成别的意思；又或是在外做救人的事时的某些举止表现，别说给专门参与迫害的人看到了，就是一般常人看着都觉的行为异常，会引起人的怀疑，然而同修自己却不以为然。

这些的背后也是那个“我认为该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我认为需要做的就做，不需要做的就不做”。用法对照，我认识到不注意明显的安全问题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因为“情”，做事从人的情出发，我想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我想这样做，我不想那样做，以及从情中派生出的各种执著心，在这些人心的驱使下、被执著带动着这样做或那样做，这么一来，安全问题上不是以法为标准来衡量该怎么做，而是用情、人心执著去判断和决定。再一个就是坚持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认识或想象为标准，只要我认为这样做没有安全问题的那就是没有安全问题，导致对待安全问题时不是根据实际的情况理性的去做，而是根据自己知道或想象的情况去怎么做，例如：当不知道手机及微信等软件能被邪恶轻而易举的监控，或不相信有这种事时，就认定用手机或手机软件与同修联系没有安全问题，从而敢于这么做，又如自认为自己那套“暗语”邪恶根本听不懂什么意思，或自己想象的邪恶会怎么理解自己的行为表现，哪怕实际上那套“暗语”已经明显到邪恶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哪怕那些行为表现邪恶一看就知道是在交换真相资料，也还以为自己说的话、做的事邪恶一无所知，自己非常安全。

这两个原因会使人在面对明显的安全问题时，认为这不是安全问题，从而不去注意，这种时候，为了掩盖背后的原因，往往又会用“正念强”的说法。可是，正念源自于大法，不听师父的话、不按照法的要求做的，还是正念吗？这让我想起了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故事里的皇帝自认为穿着华丽的新衣，正展现出皇帝的华贵与威严，然而在周围人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实际的情况与皇帝的自我感受正好相反。其实，学员在不注意明显的安全问题时，本人可能觉的自己没怕心、正念强，但其他大法弟子在法上衡量，能明显看出你的不理性和不在法上的地方，就连那些参与迫害的人看到，也是在背后嘲笑的。所以说，大法弟子在安全问题上不能凭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想象可不等于实际的情况，“自我”的认识对邪恶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在法上理性对待，才能真正保障自己与同修的安全，才是真正对自己、对同修、对众生负责。

在这些年注意安全的过程中，我还体会到，注意安全问题看似是在做一些表面的行为，实际也与修炼有关，比如要卸手机电池，或想办法把手机放到其它地方来防止监听，比起不去理会手机肯定来得操心费力，这背后就有安逸心、怕麻烦的心、“糊弄事”的党文化。又如：去资料点不带手机的话，担心家人不理解啊，各种其它的顾虑啊，这背后都是人情与人的理。

也就是说，在面对安全问题时，会反映出背后的人心，这时是要听人心的话，还是要放弃人心而听师父的话，是选择坚持自己的认识，还是选择放弃“自我”，而在法上理性认识，这都是在修自己的过程。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