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疫情爆发后，我们地区的小区都围起来了，只留一个出入口，而且要持出入证；就是说外人進不去，除了自己的小区，别的小区都進不去。看着武汉一天天不断的死人，网上求救的呼喊，我要把保平安的秘诀告诉世人，進不了别的小区就在自己小区做。虽然我家被他们当作重点，也管不了这些了，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呢！我开始边做边发，发的每一种资料都经过认真阅读挑选，当然是我个人认为合适的。我们小区很大，我基本平铺了一遍。

有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突然来了三、四个警察要抄家，气势汹汹，看到师父的法像要摘下拿走，情急之下，我和父亲同修同时喊了声“定”，然后父亲补充道：我看谁敢动？他们的气势一下就没了，我们请他们出示搜查令，一看是他自己派出所开的，更不能允许他们胡来了。那个年轻的小警察说，你们这是×教，国家不允许的。我说你可以自己查一查，国家有哪条法律这样说的？国家新闻出版署二零一一年五十号文就废除了关于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的文件。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他们的头，态度还好，他说有人举报，我们也是没办法，请你跟我们去所里了解一下，完事保证给你送回来。我怕吓着上小学的孙子，就跟着他们去了派出所。那个小警察拿出厚厚的几本法律书，口里说着：我就不信找不到。

在“审讯”中，他们拿出拍摄到的我背着书包的画面，我一看正是我在发放资料的途中，其实完全可以否认的：这能证明什么，在路上走也违法？可是我没有，默认了，这不就配合邪恶了吗？可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觉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敢作敢当，一种人的无畏，完全用了人的思维。这样做就给了警察迫害的理由，使警察做坏事，这不是害他们吗？！过后我深刻反省自己的这一行为，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承认了这种迫害，也认为这么做理不直、气不壮，正是这种不正的念头才招来了魔难。

警察说：你刚出来为什么还干这个事？我说：你们没看见武汉在死人吗？我着急呀，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方法不就能保命了吗？！这过程中，他们拿了一本《九评》问是不是我发的？在哪儿发的？我坚决否认。后来才明白，举报的是发《九评》的。回来后我就很后悔为什么不担当下来呢，如果他们再去查找，不是又多了一个同修被迫害吗？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又把我叫去，重新做笔录，我说就当是我做的吧，省得你们再做坏事。

过了有十多天，他们来告诉我，说判我15天拘留，要我跟他们走。我说不行，我家里有九十多岁的老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我走了谁管他们？于是约定等孩子考完试放假再说。

随后我去见了办案的主管警官，给他讲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大法洪传盛况，迫害修佛的人的后果，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他说我们最不愿意接这种案子，接十个别的案子也不愿接这种一个，这种案子还要保密，我说就是因为它是违法的才不敢曝光，我告诉他再接这样的案子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他表示感谢。并说按理说你的这个事是要重判的，因为你出来没过三年，我们已经给你化到最小了，要我做好准备，把家里安排好，在年前把这事了了，我未置可否。

在这个问题上我已正念不足了，开始做被拘留的准备，因为快过年了，我算着日子，赶紧把家里的大扫除做完。又想干脆和他们商量过完年再说，一边盘算着，一边又觉的不对劲。于是和父亲同修交流，父亲同修说：你这样做不对，坚决不能配合他。我说他已经定下15天了，还能改吗？话音刚落，我突然想起师父讲的法：“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有什么师父做不到的呢。瞬间正念又回来了。

对呀，我如果配合他们，不等于承认自己违法了吗？我是大法弟子，我应该掌控这一切，坚决不能配合他们。同修们也给我加持正念，帮助我发正念解体这种迫害。期间他们打来两次电话，询问孩子考完试了没有，在另外的空间可能就是一场正邪大战。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走过来了。

通过这件事，我真切的体会到“不配合邪恶”的法，其实就是在保护大法弟子、保护世人以免对大法犯罪，师父用心良苦啊！今生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生命得到升华，能随师父回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神圣的呢。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日子里，我要更加努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时时向内修，做合格的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