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由于是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走资派，文革时被邪党迫害死了，时年三十七岁。一九七七年前后，邪党为收买人心，维持统治，搞什么平反落实政策，我一家人才从反革命家属的困境中走出来，迁回县城，那时候我姐已民办教师转正，人事部门给我哥哥安排了工作。我妈妈就一直找人事部门给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三周岁了。

大概是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妈妈又去找。一个干部说：你二姑娘到某单位上班都好几个月了，你还找啥？我妈愕然。那人说：手续就是我办的，我能不知道吗？后来有父亲生前好友告诉我妈：某公社党委书记让他的情妇冒你姑娘名上班了。我妈多方查实后，找到那个冒名女子。

那女子二十岁左右，她把我妈领到她家。家里有她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和她两、三岁的女儿。一到家，她就给我妈妈跪下，泣不成声的说了她一家的悲惨遭遇：她一家是某公社的农民，她不到十岁，父亲去世，母亲还不到三十岁，长的好，被他们公社党委书记（绰号某大赖）看上了。她妈妈不敢拒绝，也想生活有个依靠，便委身于某大赖。这年轻女子也长的出众，十五、六岁就被某大赖奸占了，还生了这个孩子。某大赖做手脚让她顶替我，成了县城某单位的正式职工。为了方便和他们一起生活，某大赖把工作调到县城，当了县体委主任，不久便兽性大发，强奸多名十几岁的女运动员。家长联名上告，有人通风报信，某大赖负罪潜逃了。她一家祖孙三口被某大赖妻子及子女撵出来，租了这个简易房对付着住。她说，如果我妈妈把她的工作告没了，她一家三口就只有死路一条。农村老家她们没脸回了，那时又不兴打工，也没地方打工。

我妈心软了，大哭一场，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怕家里人不答应，怕落埋怨，直到七七年底我参加高考，考上本省某重点大学以后才说了这个事。我妈妈多善良啊，放弃自己女儿的前程，去成全伤害了我一家的人。那时候我妈心里很苦，觉的对不起我，又不忍心告那家人。如果我当时有工作，就不能参加高考了，得挣钱养家，我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要养活。

我考上大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命运，也给弟弟妹妹带来了希望，尤其我弟弟。他从初中就开始逃学，常常早上背书包走了，一整天都不知道跑哪玩去了，我妈妈常常拎个烧火棍到处找他。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早上，弟弟郑重的说：妈，你再不用操心了，我从今天起好好念书，我也要考大学。两年后弟弟真的考上了。三个妹妹也很努力，分别读大学读中专。我家七个兄妹有当职员的，有当官员的，有当医生、当教师的，而且家庭子女都很好，我和母亲有幸走進大法修炼。这在常人中是多大的福报啊！

（二）

我哥哥在某公社供销社当营业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营业员是个不错的职业。大约在一九八零年，我父亲生前的一位老部下的女儿在林场就业了，当护林员。这个工作二十岁的女孩做不了。辛苦不说，让狼啊、狗啊吓一吓也够呛，遇上歹人就更不得了了。她上班几个月都是她妈妈陪她。不上班吧，工作太难找了，尤其农村。

万般无奈她父母求我母亲跟我哥换工作，这很过份。我妈妈又善良又抹不开情面就答应了。我哥哥也很善良，也答应了。换工作后哥哥天天拎个镰刀护林，风里雨里一天要走几十里，很辛苦。几次遭到盗伐人员的暴力威胁，有一次险受人身伤害。危急中我哥哥说：我爹是某书记！对方才住手。

我父亲当政时做过很多善事，救急救灾几乎有求必应，在这一片口碑极好。那时农民被政府勒索狠了，会说：某书记就不会这样干。遇到灾病求救无门，会说：某书记在就好了。不得已，妈妈托人把哥哥的工作调到另外一个林场，就不用护林了。我哥哥六十岁从国营林场退休，现在退休金涨到五千多了，这不又是好人有好报吗！

我家的两次福报能证实善恶有报的天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邪党的邪与恶。家庭出身不被邪党认可，我父亲这样好的人，就无立足之地；那个邪党书记奸占母女俩，强奸十几岁的运动员，丧尽天良，罪不容恕，却能逃之夭夭。

邪党中有多少江大赖，苏大赖，周大赖，薄大赖……为邪党站台与邪党为伍，真丢不起那个脸，为邪党陪葬就更不值了。明白人赶快退出邪党的所有组织吧。给自己留个干净，留个尊严，留下生命的永远和美好。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

（责任编辑：林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