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大法后，我工作、生活上按真、善、忍去要求自己，看淡名利，心性迅速得到提高，在家庭、在单位都得到大家的赞许。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流氓集团却开始残酷的迫害法轮功，电台、电视台等宣传媒体二十四小时不停的轮流播放诽谤污蔑师父、诽谤污蔑大法的内容，播放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慢慢悟到了要去北京上访、护法，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

一、第一次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护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的时候，我一家三口正好在厦门旅游，晚上看新闻联播，全都是诽谤污蔑法轮大法的内容，还说要取缔法轮功。这太荒谬了，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修佛高德大法，怎么能这样对待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啦？

我一家三口从厦门返回家中没几天，单位书记还有居委会人员就来到我家，告诉我不要再炼法轮功了，把书等东西交出来等等，我没有配合他们。

那时，不少辅导站站长、辅导员被非法抓捕、关押了，开始中共恶人是不让我们在外面集体炼功，后来在家也不让我们炼功了，还要我们划清界限，放弃修炼。而且天天听到、看到的都是播放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内容。江魔头疯狂的叫嚣：“三个月要消灭法轮功”。他还在国际上说：取缔法轮功以后，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不炼了。我心里想：你说百分之九十八都不炼了，我们就不炼了？那好，我们就到天安门广场去炼，让世界人们都看到江魔头在撒谎，现在通过卫星什么都看得到，可以直接揭穿谎言。

我就这么一想，晚上做梦，梦见一列火车从我身旁慢慢的驶过，还说“去北京！去北京！”我轻轻的一跳就坐上去了。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点化弟子要去北京护法了。我与同修交流，她说有的同修早就去北京了。我说：“我们也应该去呀！”

说走就走，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带了三千元钱，留了一张纸条给丈夫，当晚，就买了两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和一位同修一起踏上了去北京的护法之路，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北京。

我们与已在北京的同修联系上了，同修来接我们。他们租了一间比较大的房间，当时有几位同修在里面，有一对辽宁的六十多岁的夫妻俩，很坚定，从“四·二五”就开始一家都到北京来护法，儿子女儿先后都被绑架回当地去了。儿子在天安门广场护法时，被恶警打的很惨。

老同修讲，这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去护法的大法弟子，今天上午，也送走了一批。有的去信访局，由于到信访局，只要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就会被警察绑架。后来有的大法弟子就选择去长城打横幅、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散真相资料，有的去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有的去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等等。

天安门广场的警察、便衣警察们象疯子一样跑来跑去，看见大法弟子就抓、就打，经常用电棍把人打的头破血流、浑身是伤。有时抓错了旅游的常人，常人就会跟警察对打起来。后来警察说：“抓不还手的，因为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是善恶不分、欺善怕恶。

尽管如此，大法弟子也没有被他们的邪恶所吓倒，仍然陆续到北京护法，证实大法。到北京租房切磋交流的大法弟子也是比较多的，但是被北京便衣警察发现，跟踪抄家、被绑架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同修出去证实大法后，基本都没有回来，但也有同修出去后，带回一位或几位不认识的同修。有一次，同修把辽宁的便衣警察给带回来了。那天上午，我们三十几位大法弟子到太平庄那里一起切磋交流，当时，有三男一女（都是警察）也混在其中，结果认出了辽宁夫妻俩同修，把老俩口绑架走了。

冬天，天黑的比较早，因此，我没有回立水桥，就在太平庄的四合院暂时住了下来，是另一位同修租的房子。立水桥的同修没见到我回去，以为我被绑架了，还哭了。过了两天，我和另一位同修去了一趟那里，告诉她们我没事。她们说，第二天要去天安门广场去证实法，我心怦怦怦跳的好厉害，我说我暂时不去，等我提高了再去，然后我们就回四合院了。

第二天上午，立水桥的十几位大法弟子全部都去证实法了，她们到天安门广场，炼第二套功法抱轮，不一会，就被天安门广场的恶警绑架了。有一个叫小燕的姑娘没有报自己的姓名，被恶警毒打了八个多小时，她还戴着手铐，被打的全身都是伤。其他大法弟子也遭到了不同程度毒打。有的大法弟子说：“法不正过来，我就不回家。”

我们有十多位大法弟子住在四合院，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我去解决，我经常去买北京的老面馒头、大饼，自己煮稀饭，买点小菜。很困难的同修我也会给他一百元钱。房东明白真相后，非常支持我们，也看了大法书。我们天天学法炼功，渐渐的都有所提高了，我也不害怕了，本来我们是想去信访局上访，但是一去就被抓。所以，我们选择堂堂正正到天安门广场去打坐。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上午，我们十多个人全部乘坐公交车，两个小时后，到达前门，然后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的旗杆旁边的三、四米处，立刻坐下来打坐，紧接着又有约二十位大法弟子很快加入其中，围成一圈打坐。

不一会儿，便衣警察、警察、警车就都赶来了，他们连拉带打，把我们一个个强行拉上了警车。警车把我们拉到天安门派出所，我遭北京恶警施用“苏秦背剑”折磨四十多分钟，每十分钟还要抖动一次手铐，造成两臂剧烈疼痛，大拇指失去知觉，一个月以后，两大拇指才有知觉。

后来我被单位领导和当地派出所接回，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去看守所的路上，我求师父加持，坚定信心。后来我被关押在看守所18号的号子。之前，牢头因为打法轮功（学员），手痛的不得了，之后就再不敢打了。还有一位大法弟子因为炼功被戴脚镣，脚镣三次神奇般的打开，所有人都看到了，大家不得不相信大法的神奇。还有明白真相的常人跟我们一起炼功。一次，警察叫我们停下来，不许炼功，我们没有停，警察叫人把我们俩拉出去，戴一副最重的脚镣十五天，一人戴一只脚。

但是，18号隔壁19号号子，牢头特别会打大法弟子，谁炼功，就打谁。那里有四位到北京护法后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因为炼功，恶警给四人都戴上了重重的脚镣。她们坐在地上盘腿，牢头就踩她们的脚或叫其他人踩她们的脚；抓住她们的头发往墙上撞，撞得“砰砰”响，18号都听的到；用尿从大法弟子脖子浇下去。十二月份是冬天啊，天气非常的寒冷，警察不但不管，背后还教唆。没多久，这个恶牢头狱霸被判刑十二年。没过几年，这个恶警因受贿罪，被判刑三年。因果报应的如此之快。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后，释放了。

回到家以后，读四年级的儿子特别开心，见人就说：我妈妈回来了。他跟他的班主任老师说：我妈妈回来了。愁的骨瘦如柴的丈夫说：“你说让我不要告诉别人。你出去这么久，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告诉了我父母，我们天天都为你担心，不知为你流了多少眼泪，听见火车路过，就站在阳台上看，希望你能早点回来。”邪恶的迫害，对我们的家人伤害太大了。

我回家一个星期后，就去上班了，丈夫连续一星期带着孩子去陪着我上班。单位也怕我再去北京，我去了北京，单位会挨批评，所以单位也不发给我工资，工资卡发给丈夫管着，还要他劝导我。

孩子爷爷也非常害怕的说：“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你要注意安全，为了你的家，为了你的儿子，你不要跟它顶着干。”因为孩子的爷爷被划成地主成份，被整怕了。丈夫说：“你又没有见过你师父，还那么相信，我是你老公，高级工程师全省也没有多少，难道你老公好差劲呀？”

当初是他让我去学真善忍法轮大法的，后来因为害怕，他又劝我不要学。我说：“师父是师父，老公是老公，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宇宙大法，怎么能放弃呢？”他说：“你现在好不容易上班了，要见好就收。”我告诉他师父的话：“你钱再多，官再大也就是几十年，生带不来，死带不去。”[1]他说：“你斗的过共产党吗？八九年那么多大学生到北京天安门上访，死了还不是死了。算你的命大，回来了，如果他开枪，你怎么办？”我说：“我炼功身体好，做好人，有什么错？法轮功被冤枉，我去北京上访讨公道，是我的权利，不是和谁斗。”

二、再次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护法

回来后，迫害法轮功的形势依然很严重，我上班不久，悟到：是该再次去北京护法了，可是没有路费，怎么办呢？还好，二零零零年五月份，难得单位发了一百五十元现金给个人，我终于有去北京上访的路费了。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单位下午不上班，只上半天班，我正好可以准备去北京了。我先骑自行车到我弟弟家，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

当晚，我再次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一路上，我含着泪恭读着师父的新经文《心自明》。困了，我就靠着座位上休息一下，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六月二十三日，火车准点到了北京西站。

我到电话亭给单位办公室主任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在北京了，免的他们到处找我。她劝我回去上班，我说不能回去。然后，我就到天安门广场去了。

这天，我独自一人走到天安门广场的旗杆旁边不远的地方，脱掉凉鞋，盘腿打坐，炼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这次炼功时间比上次长，好几分钟后，便衣警察才匆匆跑过来。一个说：把她拉起来吧？另一个则说：让她炼，等车来了再说。过了一会儿，警车开来了，他们把我抬上车，鞋子也扔上车。

一上车，哇！全是大法弟子，他们以掌声欢迎我，我也以掌声回报他们。大家都很亲切，没有害怕的感觉。到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警察说：“你可以炼功，背《论语》，就是不要脱鞋子。”后来我们在那里炼功，背《论语》，他们真的没有干涉。

这次，我感觉警察被大法弟子的善感化了许多，对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很多。

后来，我被非法送往市驻京办。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我被单位和当地派出所绑架回去，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那里我坚持炼功，四个警察把我抬出去，戴上最重的脚镣七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的天气，酷热难耐，东边东晒、西边西晒，十几个人拥挤在狭小的监牢内，高温近四十度，睡觉是人贴着人，每天汗如雨下，身上的衣服就没有干爽过。我当时发高烧三天，脚上还戴着脚镣。而另一位大法弟子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发着高烧，身体虚弱也没人管的情况下，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八日被迫害致死，永远回不了家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我从看守所释放了，经办人和丈夫来接我。经办人说：“要炼就在家里炼，不要去北京上访了，你去北京，领导的乌纱帽都要扒掉了，如果这个地方上访的人数多了，领导都会被撤职的。”后来我们这里可以在家炼功了，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去北京护法为我修炼与救人打下基础

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庆幸自己两次放下生死赴京护法，做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应该、最值得做的事情。有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我的怕心越来越小了，正念也越来越强了。

在往后二十多年的日子里，我从未停止过学法、修炼与讲真相救度众生。在公交车站、公交车上、地铁上、火车上、街道、派出所，我基本上是见人就讲，讲大法被迫害真相，讲无神论、進化论的谬误，讲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福报，讲“三退”可以驱瘟疫、保平安……即使被迫害落难时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法庭内外，我也讲真相，其中有些警察明白真相都做了“三退”。

有师父的保护与加持，再大的魔难，我都能闯过来，就像师父教导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1]。我失去了工作单位，失去了家庭，失去了退休金，但从未动摇过修炼大法的正念。

救人的时间越来越紧迫，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时光，我们更要做好三件事，多去执著心，多救众生，兑现史前誓约，不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责任编辑：于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