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悟到，到那些邪恶的地方揭露邪恶、讲真相，师尊已做好了一切铺垫，并给足了弟子胆量和智慧的情况下，不论安排谁做，都会顺畅。只不过这次师尊安排了我做，这是我的偏得。

去劳教所要人

二零零四年，当地公安要抓我，我去了外省女儿家。可在讲真相、发资料时，与女儿同修同时遭绑架。女儿被非法劳教一年，我则劳教两年，关在同一劳教所不同队。

我和女儿都受到了酷刑折磨，我还被非法延期四个月。他们把我放在所谓“特管队”里。这个队通常只有三、四个人，是对大法弟子用刑的地方，如：电击、吊铐、打毒针等等，我经常能听到同修被酷刑折磨中凄惨的叫声。

被非法劳教期间，我向各级领导写了二十多封举报信，举报劳教所的恶行，都没有回应。二零零六年十月，我回到家，二零零七年大概四月间，女儿又遭绑架，关到这个劳教所。

我接到女儿被绑架的消息，决定去劳教所要人。到了省城，我买了去劳教所的火车票。当时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说实话，虽然在劳教所被关了两年多，可去劳教所怎么走？当地环境怎样？一点也不清楚。因当初关進去时是关在囚车里的，出来也是坐在车里。

上了火车，我都不知、也没想下车后往哪走？我什么也没想，就是背法。到站了，我到检票口，随意问了一位女检票员：“你们车站有没有一位叫某某某（以下简称A）的工作人员？”她马上很热情的回答我：“有！刚下班。”这时我喜出望外。

在邪恶对同修A搞所谓“攻坚”时，把她弄到特管队待过几天，我俩就在一起待过一些日子，后来分开了。我回家时，她可能还被关着呢。我请那位检票员帮我给A打个电话，叫这个同修过来一下，说有朋友找她。A接到电话，马上赶到，把我接到她家。

我跟A说明来意，她也认识我女儿。她得知我女儿再次被非法劳教，心里很难过，她说，我女儿很不容易，昔日大学里的优等生，只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退学，而今一次又一次的遭劳教迫害。无论邪恶如何疯狂，我女儿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我告诉A我要去劳教所要人。她很支持，她安排了一位法轮功新学员给我带路。

第二天，新学员把我带到劳教所门口，我叫她站到旁边等着我，我一个人進去。

这个劳教所所部和队部相邻，全省只有一个女子劳教所，规模很大，且十分邪恶，网上常有曝光它恶行的信息。一般情况下，劳教所戒备森严，可我進去的时候，层层铁门敞开着，连个门卫都没有，没有任何人查问我的身份。

我直奔所长办公室。在劳教所被关了两年多，我多次提出要求与所长对话，连所长影子也看不到，今天我可以当面找他。

一進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认识我，他是做所谓“转化”的。我对他说，我想找所长，你知道我女儿又被绑架来了，我想向他反映情况。他说：“所长有事出去了，你有话跟我说。”我说：“我女儿是患有严重心脏病，当时病重无钱治，生命处于危险的状态下才走進法轮功修炼的。炼法轮功后心脏病好了。你们应该立即释放她，不能在这又把她搞的病再犯了。炼功强身健体有什么错？如果你们不放她，孩子的身体在这里出了问题，我要告你们。你们调查过我孩子的病确实炼法轮功炼好了，不然你们不会把她收進来。如果她身体出现问题，你们的任何解释我都不会相信，因为你们那一套邪恶的整人手段，我都领教过了。”

我正说着，那个所长突然从一个房间里窜出来，恶狠狠的用手指着我，对主任说：“把她撵出去！把她撵出去！一个法轮功在这里大说大讲的。”我说：“你是谁？是不是某某所长？”他说：“是，又怎么样！”“我是来给你反映情况的，你撵我干什么？”“这里没有法轮功说话的地方，不允许你说！”“哪条法律规定的？拿出法律依据来！”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我一点也不示弱，后来那个主任把我推了出去。

我又去了管理科，我又把上面的话说了一遍，这个科长与所长同样态度，还威胁我：“走不走？不走就抓起来！”我说：“你凭什么把我抓起来？我是来反映情况的。”他根本就不听，我就走了。

回来后，我把所长、科长的言行写成了真相信，决定去省劳教局、省司法厅反映情况，揭露其恶行。

去省劳教局省司法厅讲真相　揭露邪恶

A与省城同修联系上，第二天，我乘坐去省城的火车，很顺利的找到了B同修。B也曾被非法劳教过。我与B还同在一个监室待过，彼此了解。她把我安顿在C同修家，C给了我很大帮助，不仅生活上帮助了我，还给了我安定的学法修炼的环境。

B把我介绍到一个学法小组参加学法，同修们对我很关心，都劝我不要去劳教局、司法厅上访，认为现在迫害形势很严峻。有同修放出来四天，到劳教所附近发正念，被抓，又搞進去了。并说：这场迫害是从上至下系统安排下来的，你跟劳教所的说有什么用？同修们怕我吃亏，劝了我几天，但我铁了心一定要去。

最后同修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当地一名协调同修D给我带路，并帮我发正念；还安排两个学法小组帮我发正念，从上午八点发到十一点。

第二天，我和D一同去了省劳教局。先去了管理处。我对处长说：“处长，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他很客气，叫我们坐下来说。当我说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时，他马上拉下脸来说：“我们这里不接待法轮功来访，你们赶快走！”他起身要离开。我用平和的语气说：“处长！你不要把我们拒之门外，你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再下结论。我们是信任你，才来向你反映情况的。”他听我这样一说，又回到了座位上，让我说。可能同修也在对他发正念。

我说：“处长，我原来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是教育界的基层领导，现已退休。一九九七年，因女儿患有严重心脏病，要去上海做手术，需十万元手术费，我借不到这笔钱，无法去做手术。后经朋友介绍，让我带女儿修炼法轮功。结果女儿的病炼好了。自九九年法轮功遭打压后，我和女儿反复被迫害，二零零四年我和女儿同时被绑架到你们这个劳教所，我被劳教两年，女儿劳教一年。今年孩子又被绑架关進去了！”

我接着说：“处长！你说这人修炼法轮功，想强身健体犯什么法？过去监狱、劳教所关坏人，现在关好人。而且在劳教所还不准人提法律。包夹打我，我说要文明执法，那个某特警队长对包夹说：‘你看！她头脑里还装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好好调教！调教！让她搞清楚什么是文明执法。’后来包夹一耳光一耳光的打我，并叫我记住：这就是文明执法。并说：‘你还要不要文明执法？要再打。’警察长期不让我睡觉，叫包夹盯住我的眼皮，一闭上眼就用牙签扎我的眼皮，或把风油精弄到眼里。每次到了十三天（后来到了十一天），我就神智不清，腰弯成九十度，口里流涎水，嘴里乱说，手乱抓，出现异听异视。在这种状态下，白天她们一帮人围着做‘转化’，晚上在房间里强迫我走来走去，因为异听异视，我看墙壁是大马路，总是往墙壁上撞，然后反弹回来倒在地上，我没有记忆，爬起来又去碰，又摔倒在地，我被撞的遍体鳞伤。教育科某科长对我‘攻坚’时，她用大灯泡照着，把诽谤大法的电视音量调到最大，然后强迫我站在长一尺，宽五寸的小板凳上，一站上去就摔下来，我整晚就这么摔着。她们知道只要让我睡几个小时，我的神智就能正常，虽然腰直不起来。但她们就不让我睡，用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我。她们不让我上厕所，在‘攻坚’期间有时一个月或二十多天，每天只让我上一次厕所，她们安排在晚上十一点。她们让你自己不吃不喝，我每天只吃一个小馒头，不敢喝水，这种痛苦无法想象。有同修要大便，包夹强迫她拉在自己的饭碗里；有同修拉在地上，包夹用同修的衣服擦，然后塞在同修的嘴里；还有一位老太太，包夹把丢在厕所带血的卫生巾塞在她嘴里，把拖把往粪池里一捅，把拖把布条剪下来塞在她嘴里，吃饭时还不让她漱口。还有一位在邮局工作的科长告诉我，包夹把她拖去打毒针，昏死过去好几个小时，醒来后全身发抖，四肢无力，记忆减退；还有与我同监室的一个小同修，在‘攻坚’时被吊铐半月，昏死过去就把她放下来，清醒过来又吊上去，就这样反复折磨她，我看到她时皮包骨，一个漂亮的女孩被折磨成那样，谁看了都心痛。”

我说：隔壁牢房的一个老年法轮功学员，上午八点多钟被拖下去灌食，再没看到她回来，衣服、用品全留在原地，听说被灌食灌死了。有一天，我们听到隔壁监室同修凄惨的叫声，我们上厕所经过她监室门口时，有位同修推开她监室的门，看到同修被打的遍体鳞伤，两只手分别绑在两张床的床架上，包夹把床往外推，要把她肩膀拉脱臼还是小事，这是五马分尸的刑罚啊！推门的同修见此惨景，大声呵斥：“你们想搞死人啊！”并回过头来对着楼下大声疾呼：“楼上要打死人啦！”

我们四个同修一起喊。当时所领导正领着一个外地参观团在参观，后来所长办公室主任和大队长来看了现场，他们都假说要处理这个队的干部和包夹。我说：那就等着你们的处理意见吧！大队长恶狠狠的对我说：“你威胁我？！”这个队的队长理直气壮的说：“看谁敢处理我！”后来果然不了了之。这个被打的同修后来精神失常了。我每天都会听到她的凄惨叫声。还有很多很多惨不忍睹的事！

最后我说：处长！党领导一切，这个党在干什么？这个国家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残酷、这么邪恶、这么卑鄙龌龊的对待这群善良的老百姓？把这些所作所为在电视上放出一点点给全国人民看看！敢吗？看看全国人民还会不会说党光荣、伟大、正确。

处长，法轮功是好是坏应该让人自己去鉴别，人们会选择对自己生命有益的东西。刀架在脖子上强迫人接受的东西一定不是好的，真理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不需要人用暴力去维持，因为他扎根在人们心中。 这样搞下去，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完全没有章法、没有是非标准、为所欲为。你用法律和良知衡量一下我说的话，看有没有道理。（因时间太长，记不准当时的原话，大概意思）

这一席话打动了处长，他静静的听，最后表态说：“你写成材料寄给我，我再去调查、了解、处理这些问题。”

说完，我们就离开了。

同修提示我：我们来一趟不容易，多找几个人讲讲。我觉的她说的有道理，我们又去找了劳教局管理迫害法轮功事务的副局长。我刚说到劳教所邪恶的迫害，他不愿意听，他给办公室主任打电话，叫我们去跟办公室主任讲。

办公室主任更不愿听，他想设局抓我们，当着我们的面剪《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如果我们过去夺书，他就会动手。我们没有上圈套，只是静静的发正念。我们知道这里有救不了的人，之后，我们离开了。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司法厅。我们首先去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们，这个主任很善良，他听完我的一席话后，叫我写成材料寄给他，并反复叮嘱我要多找些人写，一份两份还不行，还说他们正好要回访这方面的工作。这时旁边一个女工作人员不断的阻止他，他没听她的。

之后我们还去了财务处和其它部门讲了真相，只要门开着我们就進去了。他们只是听，没有说话，我们讲完就走。

走访同修

要到各地找同修写举报信，就需要A的帮助。我又来到A这里与她商量，到哪些地方，找哪些同修，谁带我去？要她联系安排。A因为要上班，不能老请假，她带我走了几个地方。又安排那位新学员带我走了几个地方。我们先后走了十几个地方，有的地区要坐八、九个小时的火车。我把写好的举报信带上，把我邮寄给二十多个单位（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纪委监察，省委、省政府等等）的资料都打印出来，供同修参考。

不会写的我代笔写，我至少代笔写了四封举报信，有二十多个同修答应写。每到一个地方都很顺利的找到了想找的同修，有的地区协调人还把在劳教所受迫害的同修都找来了。只是有一些学员害怕不敢写。

我们找到了曾与我关在同一监室的老同修的家。她老伴在检察院工作，离世了。她带着四个孩子，当时她六十四岁，她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也修炼。迫害后儿子吓得精神失常；那位修炼的女儿的丈夫与女儿离婚；另外两个女儿可能都结婚，有自己的家。老同修坚信师父和大法，在劳教所拒绝转化，恶警酷刑折磨她，肠子掉出一尺多长，直到昏死送医院抢救。后来她的腿被打残废了，不能正常行走，回家不久就离世了。

她女儿说，同修离世之前一直喊着我的名字，要她的女儿找我，叫我把她遭受的迫害事实写出来，告诉世人她是被中共迫害死的。

听着她女儿伤心的诉说，看着她那位精神不正常的儿子，看着家里一贫如洗，我与新学员都落泪了。

我们还找到了被劳教所的打手用卫生巾、粘大便的布条塞嘴里的同修。这位同修六十五岁，没文化。她一進劳教所就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警察点名时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人参观时也喊，她说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她喊的让有的警察发抖，有的警察见了她就害怕，绕开她走。劳教所开会、点名时，她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不知解体了多少邪恶因素。

她遭到了极其卑鄙龌龊、残酷的迫害。还经常被包夹打的遍体鳞伤，她要打坐炼功，恶警把她的腿绑了八个多小时，人痛的要昏死过去。她整天被罚站，很少让她坐。

我们找到有一位遭到严重迫害的学员，但她不想说出来，是太难于启齿。她是一位三十多岁年轻大法弟子，因拒绝转化，一天六个警察站在旁边，指挥包夹将衣叉子捅進她的阴部，那种痛苦无法想象，还有的事她根本不想回忆起来，不想说。

在我们走访同修期间，旧势力气的不行，趁机干扰。一天我与A走在一片湖地里，六月天气温高，湖地里没有住户人家。A突然脸色苍白，人站不住，要倒。我一把抓住她，大声对A说：别怕它！站起来！这是邪恶强加的迫害，不承认它！解体它！解体它！师父在这里！A马上缓过来了，恢复了正常。

同修们的举报信发出后过了一段时间，A打电话邀请了一位在劳教所上班的女狱警出来在茶楼坐一坐。这个狱警较善良，在劳教所我也经常给她讲真相，她愿意听，但很害怕。接到电话她就来了，我们问她现在劳教所怎么样？她说：“我只能告诉你，现在绝对不敢象过去那样干了，更详细的我不能吐露，我得要吃饭。”

这些事情做完后，C同修家突然来了一个查什么管道的人。我一开门，他没有去查什么管道，看看我就走了。这人很象公安人员。第二天我就返回老家。

结语

原来我也只想去劳教所要人，师父提醒了我，让我去了劳教局、司法厅讲真相，揭露邪恶迫害。当初更没有想到要去各地找学员写举报信。是师尊一步一步让我明白的，也通过常人的嘴点化我，到哪些地方，找哪些人。

也许是史前就定好了的，不然与我相隔千里之外的那位老同修临走前为何喊着我的名字，要我替她写揭发邪恶之徒的举报信呢？

回来后我给单位写信要工资，因我的退休工资已被非法扣留七年之久。单位马上通知我去算工资，要把停发的工资补给我。他们写了个十几万元的欠条，答应慢慢还给我，然后把工资卡还给了我。我悟到：这是因为这次我与同修们一起完成了师父安排我做的事，师尊给我的奖励。

当然我能顺利的做了这件事情，全靠师尊给我做了细致的安排、为我做好了一切铺垫，并为我扫清一切障碍。尽管如此，我可能还没达到师尊的要求。今后我要更加努力精進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

今生能幸遇伟大的师尊，在宇宙大法中修炼，我深感无比的幸福与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