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没有学过正体字，但是我认识正体字，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读一点《转法轮》，有时候五页，有时候十多页，一直到我把书读完一整遍。睡觉前，我能看到法轮在屋里飞转。我也默默按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说谎，说真话；对同学友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是我忍修的不太好。记的同学排挤我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气的。好在我每天学法，知道自己做的不够好。心理调整了，不动气了，同学关系还是融洽的，甚至有同学主动的向我道歉。

我小的时候身体也不算太好。但是学法后，我骑自行车象有人在推我。我的天目也在慢慢打开。

少年遇迫害　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后，面对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谎言，我开始和母亲一起讲真相。母亲在北京被非法抓捕后，警察跑到我家，把我带到了派出所。虽然我只有十四岁，警察还是用审讯灯照着我，软硬兼施的审问我。

他们说了对大法不好的话，我心里接受不了，我就说：“法轮大法是好的。”警察一气之下，就把我关在那个房子里后离开了。我一个人在房子里，看到被非法收来的很多大法书。我觉的我没有办法把大法书保护好，我很内疚。

在修炼中，大法解开了我很多的心结。因为我父母离异了，我对父亲心里有怨恨。那时候我母亲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父亲还在外面花天酒地。我心里的心结没有解开。

师尊点化我，让我看到了我父亲与我的前生因缘。我也努力放下对父亲的怨恨，与他和平相处。对于后来的继母，我也把她当作一个普通人对待，适时的提供帮助，宽慰他们。

虽然父亲因为害怕与法轮大法保持了距离，但我还是耐心的给他讲“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虽然他说他不想听，但是我真诚的分享了我的修炼心得和科学对人类造成的限制和误导。他被我打动了，说：“好的，好的。”我想他明白的一面是真的懂。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时期，警察又来敲门。时隔二十年，这次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我镇定好自己，把家里的大法书打包，放進了行李箱。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准备保护大法书。

我一开门，警察看着我。我借故出门，到停车场开车，顺利的把大法书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觉的我弥补了自己曾经做的不好的事情。谢谢师尊的保护！我这样做，也免于让警察犯下更多的罪恶。

二、讲真相

在中国大陆讲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只要想做，就能做。有一天，我乘公交车回家，遇到一位老爷爷，他视力不太好。我扶他下车，然后告诉他九字真言，让他记的念，他连声说：“好，好。”

还有很多时候，我在出租车上讲真相，司机们也都很愿意听。他们也很乐意与我交流，众生是在等待法轮大法救度他们的。

还有一次，我工作的公司承办了“610”的会议。我在那里发正念，讲真相。虽然合作伙伴嘴上说不想听，但我还是讲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想至少他明白的一面是知道的。

由于我的事业心比较重，所以工作的时候会比较投入。学法常常能帮助我解决工作的矛盾。有一次，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和我管理的业务部门需要配合工作，需要在裁员的同时增加工作内容。我用温和的心态面对公司提出的要求。

因为在工作中对我的认可，后来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和我成为了朋友，我也给他讲了真相。虽然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很多人失业了，但他一直有稳定的工作，并且稳中有升。我想明白真相后的他，是个有福之人。

三、在国外坚持修炼

后来我有幸到了国外深造，我开始发真相小册子。大陆的同学对我说：“有人在打听你，你要小心。”我想我应该信的是师尊。通过学法，讲真相，我的怕心慢慢去除了。我的心得是：真相讲的越多，怕心就越减弱。

在国外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国内社区的骚扰短信，我的心里有点波动。因为很多年了，我一直被骚扰。我发正念，然后把社区的电话号码发给了明慧网。我在发送的那一刻，感到一阵轻松。我知道，怕心又被去除了一些。

虽然在文章中我写的风轻云淡，但是在过关的时候，往往会戳到修炼人的漏处。我是通过学法来看淡矛盾，超脱出来的。

我一直很希望继续我的学业，但是因为时间和经济原因，一直未能成行。两年前，我开始申请读博士。由于我想读书的心实在是太重了，通知书迟迟不来。

通过学法，我放下了这颗心。我当时想，其实有和没有都可以接受。心放下了，事态就变化了。我在第二天收到了博士录取通知书。我相信这是师尊在考验我、点化我。

一点感悟，与同修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责任编辑：于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