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寻觅觅　终得大法

在这滚滚的红尘世俗里，我颓废过、沉沦过、痛苦过。那是为找不到真理，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归宿的痛苦挣扎。看到人们风尘仆仆、忙忙碌碌的活在这个世上，我总觉的自己和这个世界有点格格不入，我总觉的自己在寻觅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人生的苦短与生命的孤独。每当我看到“故乡”、“家园”、“归宿”之类的词语，心里都会禁不住的激动，我会泪流。

我就这样在迷茫中寻寻觅觅，停停走走。我阅读文学、哲学、艺术等书籍。后来又在佛家、道家、基督教中探索，想要寻找到人生的意义。可是转来转去，终不如意。

一九九八年的我，已经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成为了一名煤矿工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小书店里发现了书架上的《精進要旨》。当时，我就感觉此书不同一般。我回去看完后，才知道世上有法轮功。

又过了几天，我找到了《转法轮》。当看到真、善、忍这三个字后，我的心一下子就通透了，就在那一刻，我已经坚定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终于找到了，好，我就做这样的人，我就走这条路。”

更为可喜的是，我的母亲、姐姐、妹妹，也前后相继入道得法。母亲时年五十多岁，便已一身是病。修炼短短月余，就病症全消，身轻体健。从此，我们一家四口人幸福、快乐的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

二、進京护法　身陷囹圄

当我们还沉浸在初得大法的幸福喜悦中时，不想风云突变。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这突如其来的魔难，使我们懵住了，不知如何是好。除了内心对大法的坚定之外，一时手足无措。

到了二零零零年，我们才知道有很多大法弟子去北京证实法。我和家人商量了一番。一开始，准备我和母亲两人去。那时姐姐的孩子才三岁，妹妹刚结婚，家庭情况不便同去。但是姐姐和妹妹异常坚定，决意同行。我们都知道，此一去，前程险恶，直面生死；此一去，支离破碎，人各分散。

夜晚，我躺在床上，想想即将离别的亲人，想想即将离别的家，又想到万千大法弟子不畏生死，進京护法，我的心中五味杂陈，不觉在黑暗中留下许多泪来。我有些许伤感，些许忧愁，些许心酸，而更多的是对法轮大法的坚定。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们想办法冲破了当地公安的层层监控、封锁（当时警察对我们家二十四小时监控），一家四个大法徒，毅然的踏上了進京护法的征程。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觉的一切平静如常，广场上都是三三两两的游人。但是这些游人都不寻常，要么是大法弟子，要么是便衣警察。我们一起来的同修有七、八个人，我们没有多想，径直走到天安门广场中央。我母亲打开了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横幅，其他人就地盘坐炼功。

还没有三分钟，警察就从各个方向跑过来，后面紧跟着一辆警车，他们连拉带扯的把我们推上警车。警车上早已非法关押了许多大法弟子。我们一点也不害怕，碰到大法同修，我们彼此都很高兴。陆陆续续的，又有同修被推上警车，不一会儿，车就满了。

之后，我们被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派出所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后院，一進院，哇，里面早就拥拥挤挤的站满了大法弟子。有的同修凌晨四、五点就来了，天南海北的大法弟子都象亲人一样，一点也不生疏。我们兴高采烈的讲述着自己的境遇。饿了，共同分享带着的食物。

有的同修远自东北、福建而来；有的同修为了避开盘查，骑自行车数日或步行月余而来。他们那颗纯净、坚定、无私的心，每每让人肃然起敬，感动落泪。我们又一起高声背诵《洪吟》，几十、成百的大法弟子朗朗齐诵，声震苍宇。

到了中午的时候，小院已经挤不下了，便来了一辆大公交车。我们被带上公交车，向不知名的方向行驶。这时，我已和家人失散了。车上的武警都拿着枪。有同修说：“是不是要把我们枪毙了？”我内心坚定而坦然。后来才知道，我们被分流到了北京各县区的看守所，因为北京市区的看守所、公安局，都关满了進京上访的大法弟子。

几日后，我们当地的警察找到了我和分流到各县区的家人，我们四人又被劫回原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单位和公安的人找我们谈话，要我们放弃大法修炼。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证实大法。

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我们低头认错，说句软话，就放了。但我们都很坚定。最后，我们一家四口人都被迫害，身陷囹圄。我被非法判刑三年，母亲被非法判刑四年，姐姐、妹妹被非法劳教两年。

从此，一个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天涯相隔。家中只留下老父亲一人，孤苦伶仃，艰难度日。我父亲几乎很少出门，做一顿饭，吃好几顿；日夜只是看着电视打发时间。还有人传言我父亲承受不了打击，精神病了。父亲的悲惨境地不堪设想。父亲去看我们，得辗转几个地方：从男子监狱，再到女子监狱，再到劳教所。看到父亲风尘仆仆，一身疲惫样子，我无语凝噎。

我们在黑窝里受尽了欺凌侮辱，历尽邪恶的迫害。后来我们陆续冤狱期满，先后回到家中。四人虽经风雨，但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毫无动摇。在迫害严重的时期，母亲在女子监狱被恶警吊起双手、拷打数小时。如今母亲讲起来，也只是淡淡的说了句：“我吭都没吭。”

一切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我们就在这平凡的日子里，跟随着师父正法的進程。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姐姐离婚了，妹妹和妹夫不愿受单位的骚扰，双双辞职，去了外地。二零零五年，我结婚了，妻子贤惠善良，是常人中难得的好人。

三、传播真相　再遭迫害

看到同修们说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决定不等不靠，自给自足。我和姐姐都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并较为完整的掌握了各项技术。我们下班回来，就利用时间做真相资料，有时做到深夜。虽然辛苦，但很充实。看到一份份精美的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真相传单源源不断的制作出来，我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母亲也来帮忙，装订、整理，套袋、打包，一家人忙的不亦乐乎。

二零零六年年初，本地区邪恶大规模绑架大法弟子，我和姐姐也被绑架迫害，被非法判重刑，姐姐被非法判刑七年，我被非法判刑五年。

姐姐在女子监狱不向邪恶妥协，惨遭迫害。她被恶犯殴打，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恶警指使几个恶犯轮班看管、迫害她，姐姐一迷糊、眼皮一合，恶犯们就推打。在黑窝里，恶警们又强制大法弟子做奴工，每天从早干到晚，姐姐在痛苦折磨中度过了七年。

我到了监狱后，和同修们一起反迫害，证实法。我们尽力跟上正法的形势，给犯人们传播《九评共产党》，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和同修们在出工的路上找时机交流，我们互相鼓励，相互协助，共同开创学法炼功的环境。我们想办法搞到了MP3、MP4，又打通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能及时的把师父的新经文传進来。

到了晚上收封锁门后，监舍的灯就熄灭了。我拿出自制的小手电，在被窝里蒙着头，把MP4里电子版的新经文抄写下来。然后又复写出多份，分散给各个监区的同修。在被窝里时间长了，我就掀开被子爬出来，坐着发正念，也正好休息。我经常抄写到凌晨三、四点。不抄法的时候，我就用MP4学法，每天都学到凌晨三、四点，一点也不累。我心中充满了正念。

我的铺位靠着窗户。有一天半夜，我正在静静的学法，突然飞来了两只小鸟。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小鸟呢？两只小鸟还叽叽喳喳的叫着，仿佛在鼓励我更加精進。

在监舍里，我和其他犯人们和睦相处，以诚相待，并用心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从内心生起了正念，跟我成了好朋友。有的人还走入大法修炼，成为了坚定的大法弟子。在遇到警察找事或者迫害我的时候，他们都想办法保护我，帮助我，为我出主意。

我发愿要给监区所有的人做三退，一个都不能落，包括曾经迫害过我的人。

我快到出狱的时候，有同修听说大法弟子没有“转化”的，不让回家，直接在监狱门口被劫持到洗脑班。好多同修都为我担心，但我的内心异常平静，我跟同修们说：“放心吧！他们说了不算。”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脑子里记着整个监区一百多人的三退名单（因出狱要搜身，无法携带东西，有些重要内容就必须背下来牢记于心），坦坦荡荡的走出了监狱大门。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早就在外面开着车等着，我顺利办完手续，坐上车，堂堂正正的回到家中。

我被中共迫害数年，妻子始终不渝的站在我一方，和我并肩面对魔难。我一去数年，妻子一个人独守空房，负担着家庭，陪伴照顾着年迈的父母。有朋友告诉我：“你不在的这么多年，她连手机都不买。你说现在的社会，有几个人没有手机的。”我无语。

我的妻子不善言语，文化素质也不高，但她心地善良，为人实在。妻子虽然没有正式修炼，但她一直支持我修炼。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陪伴着我，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一晃已到中年。

二零一四年，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妻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那时，姐姐也出狱了，一家人其乐融融。老父亲有了聪明可爱的孙子，也高兴的笑逐颜开，忙忙碌碌，不亦乐乎。

四、再遭构陷　绝食抵制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二零一八年。这年年初，由公安部下文指使，本地国保“610”具体操作，将我和妹妹构陷迫害。我们被绑架到看守所，妹妹被非法拘留十五天，我则面临着被非法强判。

一進看守所，我就决定绝食抗议，抵制迫害。开始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我滴水不進，看守所着了急，把我转到所里医院重症监护室，后来给我强行插上了胃管。插胃管的滋味很难受，从鼻子里穿过口腔、喉咙，一直通到胃里。我的体重快速下减，身体很虚弱。看守所发了愁，每天有警察、医生、所长，还有公安局的人过来，劝我吃饭。我说我没罪，我不能配合你们对我的迫害。

由于我坚持绝食，就一直插着胃管，这一插就插了四个多月。插着胃管的滋味真是度日如年，分分秒秒都在煎熬。但我心态很乐观，精神也很好。看守所的警察、医生、护士一开始不理解，谩骂侮辱，说我给他们找了麻烦，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虽然插着胃管，说话也不方便，甚至说话声音大些都很痛苦，但是我给他们讲起来却谈笑风生，滔滔不绝。

我为了拉近与他们的距离，消除他们对大法弟子的敌意，我还经常跟他们唠家常，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有时候，我幽默风趣的言语逗的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慢慢的，他们的态度变了，从开始对我横眉竖眼，训斥羞辱，到后来对我同情怜惜，再后来对我笑容满面，钦敬有加。我和这里的警察、医生、护士都像朋友似的，他们都说没有见过如此意志坚强的人。

看守所有几个区，关押着约一千多人，我所在的所内医院是第五区。看守所的犯人们都听说五区有个炼法轮功的，坚持绝食几个月。他们又好奇、又敬佩。好多人都想见见我，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所在的重症监护室，是所内医院犯人们打针、输液的地方。每天都有不同监区的犯人过来，输液、看病。这样，我能碰上各个监区的犯人，我就抓住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

我躺在床上插着胃管，看上去很虚弱的样子。但是我讲起话来，思路清晰，对答如流。他们都是在末法乱世中误入歧途的人，我给他们讲人生的道理，启发他们对人生的思考，让他们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他们非常乐意跟我交流谈心。他们回到各区都说，五区有一个心灵导师。

就这样，人来人往，我躺在床上足不出户，却结识了很多人，有的还成为了好朋友。我风趣的说：“我这个重症监护室，成了龙门客栈。”警察被逗的哈哈大笑。

二区有个人是形意拳武师，他失手打死了人，被关押在此，等候判决。由于人生跌宕起伏，心中愁烦，满腹心事，无处倾诉。他听闻我善解人意，通达义理，就写了一些纸条，让一个小兄弟藏在鞋底，传来与我交流。我也耐心回复，赤诚相待。

如此鸿雁传书，一来二往，我们竟成了挚友。加上那个小兄弟，我们三人意气相投，如同故交。一日，他们竟扎破手指，按上手印，与我结拜为兄弟。我们甚至未曾谋面，只见书信往来，竟义结金兰。人们都感慨这真是一段奇缘啊！这也成为了看守所的一段传奇。

我在看守所被插胃管近五个月。期间，恶人几次非法庭审我。家人、朋友、还有一些陌生人都出席旁听。我插着胃管，形容消瘦。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让家人、朋友看到我有一丝气馁、沮丧。我高昂着头，面带微笑，心态平和。我配合给我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说话铿锵有力，思维清晰不乱，法官被驳的无言以对。我在法庭之上堂堂正正，慷慨陈词，并且当庭控告恶首江泽民。

我被诬判了三年。临走时，狱友们与我依依惜别。我又作诗一首：《别时看》——兼谢诸警官与医护人员，留别所长与警察。诗中写道：

非是男儿志气短，
只因蒙难在中原，
人间无道颠黑白，
法轮大法蒙奇冤。
自古英雄多魔难，
身陷囹圄志弥坚，
待到它日阴霾散，
乾坤朗朗复清天。

五、三入魔窟　惨遭迫害

我被邪党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了J监狱，当时我的体重刚八十斤。这是我第三次来到J监狱，不免有些黯然、懊丧。谁知，噩梦才刚刚开始。

到了监狱大门口，集训监区监区长来接我。一见到我，他就气势汹汹的说：“我最讨厌你这种人。”无缘无故的打了我一顿！“回去监区再收拾你！”

到了集训队，监区长亲自指使五、六个罪犯对我進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连续残酷折磨、毒打。他们逼迫我“转化”，写三书，地点就在警察休息室（办公室），那里没有监控。五、六名恶犯一哄而上，不由分说将我打倒在地，我站也站不起来。他们就两、三个人架住我的胳膊，由另外两人继续打。他们又踩住我的脚面，说别让我倒了。

他们打累了，就歇息一会儿，由另外的人继续打。后来他们都打累了，就说：“咱们玩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打。”就这样，他们对我轮番毒打，致使我遍体鳞伤。我的脸肿胖了两圈儿，胸脯上、脊背上、腰上、胳膊上满是黑青。后来，他们用手打累、打疼了，就找了一块木板在我身上、腿上、臀部上狠狠的抽打；然后，又用木板的横棱处敲击我脚踝骨凸起的部份，说：“打这里最疼。”又有一个恶犯提议说：“咱们用木板沾上水，那样更疼。”就这样，对我连续几个小时的残酷折磨。他们打累了，就边喝饮料，边抽烟休息。

我当时感到自己正念的一面被邪恶隔开了。我想到我们当地同修G来到J监狱，一个星期，就被打死了。我这样，会不会当天就会被邪恶打死，我的头脑里掠过了一丝怕心。

期间，我数次被打的休克晕死过去，然后又被打醒。我被打的失去了知觉，身体象面条一样成了一摊。最后，我被打的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了，两耳什么也听不见了，眼前漆黑一片，大脑神志恍惚，什么也不知道了。我晕死过去，他们仍不停手，又把我打醒，打醒又打休克，连续几个小时不停的毒打折磨，一直到开晚饭了，他们才把我架回监室。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同修们都被分下队了。队里的环境较为宽松，每个队有两、三个同修。二十多年来，同修们来的来，走的走，一批一批的大法弟子在这里反迫害，讲真相，劝三退，已经开创出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我又恢复了正常的学法、炼功。监室里要轮流值夜班，我专门承包了两个小时。我每晚炼功，日日不辍。为了更好的洪扬大法，同修建议庆祝“法轮大法日”。每逢“五·一三”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提前买好的食品，如瓜子、花生、饮料等，分享给监区的犯人。由此，犯人们都知道了“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都连声称赞：“还是人家法轮功好，法轮大法就是好！”

我又想办法搞到了手机，这下更方便了，可以用手机上网，下载师父的新经文了。

二零一九年，巡视组入驻了J监狱。我想办法联系各个监区的同修，我们写好材料，共同控告集训监区监区长。在我们不断的控告下，他被调离了集训队。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二零二零年底。这年年底，监狱收到了政法委的邪恶指使，实施“清零”迫害，迫害没有“转化”的大法弟子，主管迫害的是副监狱长。我写好材料，准备找机会和他谈话，制止迫害。

有一天，副监狱长正好到我所在监区检查，我大大方方的拦住他，递给他材料，说要跟他谈话。他不跟我谈，拿着材料走了。第二天，在监狱警察工作大会上，副监狱长气急败坏的骂了监区教导员一顿，意思说叫你“转化”某某某，他反倒转化起我来了。

监区想了一些办法，用了一些手段，看“转化”不了我，又没办法向副监狱长交代，就找了个茬儿，把我关到了禁闭室。

禁闭室被称为“狱中之狱”。里面的条件异常恶劣。吃喝拉撒都在一个极狭窄的空间里；没有床铺，晚上睡觉时，被褥铺到地上，席地而卧；在禁闭室吃不饱，挨饿受冻。在那里被关押时间长的犯人，都快憋疯了。天气渐渐转凉，又越来越冷。吃完饭，洗个饭盆的时间，盆底便结成了冰。

二零二零年的冬天，在记忆里应该是最冷的冬天了吧？虽然我一个人孤独的在阴暗、寒冷的禁闭室里，但我心态乐观，心情平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大声背诵师父的《洪吟》和经文。来了兴致的时候，我还放声歌唱。饥冻虽切，怡然自乐。我还作诗以明志，诗中写道：

闭室幽居难见天，
何妨独坐亦安然。
高咏低吟皆自在，
谁怕寂寞与饥寒。

有时禁闭室关進来其他的犯人，我就抓紧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我们成了患难之交，有的人还跟我学功。我在禁闭室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

二零二一年初，我到期出狱，母亲、妹妹、妻子都来接我。当地公安警察也来了，警察让我上他们的车，母亲、妹妹、妻子极力拒绝，把我抢上自家的车。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有人放出风，要把我劫持到洗脑班，不让我回家。我笑了笑，心里想着：“邪恶动不了我，那不是它们说了算的。”

六、百折不挠　路在脚下

我回到家中，父亲已老态龙钟。儿子也长大了，聪明可爱，准备上一年级。儿子在幼儿园的时候，每当有人问起，他总是流利的回答：“我爸爸出远门了。”有时他也会问奶奶：“爸爸是出差了吗？是去打工了吗？”我看着儿子可爱的笑脸，心中百感交集，如在梦中。

妻子一如既往的陪在我身边，不离不弃。这么多年，她独自带着儿子，真是难为她了。妻子说：“我也真是服了你们这些人，意志太坚强了，百折不挠，我觉的你们能成事。”妹妹也已经四十多岁了。想起二十多年前，我们都还是意气风发的青春少年。

母亲给师尊敬香，我们叩拜师尊，不由的潸然泪下。

这么多年来，我和家人同修们出生入死，聚少离多，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但我就是坚信一点，无论邪恶的旧势力怎么干扰、迫害，都是瞎折腾。师父有师父的安排，师父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我回来的时候，也正赶上当地政法委邪恶机构对大法弟子的“清零”骚扰。我坦然面对他们，心态平和。他们听了我的经历，也感慨叹息，既同情又佩服。他们感受到了我慈悲救度他们的心，说：“你的心态真好。”我说：“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怨，没有了恨。”

我曾高昂着头走过黑暗，我曾一个人孤独的走在漆黑的巷道里。越是黑暗，我越是坚定的相信光明。有时，我独坐在弥漫着煤炭和钢铁味道的工房里，想着：人，无论做什么职业，身处什么阶层，所在什么环境，都要为自己保持一个高贵、高尚、干净的灵魂。

层次认识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