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此文，是想通过护法洪流中一朵小小浪花的视角，折射出法轮大法弟子们护卫宇宙大法的坚不可摧的正念，还原历史画面，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赞颂师尊对弟子慈悲的保护。

一、“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对的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了。得知消息后，我和几名同修立即买了机票，要赶赴北京。飞机起飞前，上来几个人。一个警察要看我的身份证，看后，客气的离去了。此刻，我头脑中忽现一句话：“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对的事！”随即，飞机呼啸着，冲天而起。

后来得知，他们监控的一个同修的名字和我名字相似，他们把我当成那位同修了。

那时，铺天盖地都是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报道，我们的心情很压抑，不知如何做。那几天，我们在街上漫无目地的走着，心情可想而知。一天，在前门街边，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冲着我们笑。彼此一搭话，原来是北京的夫妻同修A、B，他们在寻找外地来京护法的同修。我们可找到亲人了，师父的安排真神奇啊！

他们把我们领到自己简陋的家中，家里已经有十多位外地同修了，还有某地的辅导员。同修们见面倍感亲切，交流中彼此坚定着信师护法的正念。

子夜刚过，男同修的母亲和弟弟（未修炼法轮功）来了，骂骂咧咧的赶我们走，威胁不走就报警。大家悟到，不能再徘徊了，我们应该走出去了，那夜同修们没怎么睡。

次日清晨，我们彼此互道珍重。随后，同修们仨仨俩俩，各自赶赴天安门，兑现大法弟子卫护大法的神圣誓约！

走在盛夏的北京街头，却感到一丝丝寒意，但我们的心没有迟疑。经询问，来到信访办，记得是穿过一片浓密的树荫，很多警察摆着桌子接访。有很多张桌上都有信访登记表，很多同修在那里登记，热闹的象就业市场。

我们几位说明了为法轮功上访的目地，登记了个人信息。中午左右，我们被非法押送到一个空旷的地方。一下午，不让我们说话，不让动，不让上厕所。那天特别热，来来去去的，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默默的蹲在那里。一会儿，又有人被送来；一会儿，又有人被各地驻京办接走。

傍晚，我省驻京办来人，把我们接到了驻京办。驻京办主任很生气，但我们没有受到殴打，驻京办人员还好奇的了解法轮功真相。第二天，我公司总经理和办公室主任飞到了北京，我们又乘机飞回到本地。回去后，被要求直接去派出所。我回到家时，已是深夜。

二、“回家的路近了”

二零零零年初夏的一天，我和老同修学法，学到师父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1]和同修交流后，我悟到，作为法粒子要动起来，配合天象，我决定再次去天安门护法。

那天，我上着一件短袖格子衬衫，下穿一条牛仔裤，背个小背囊轻装上阵，独自乘早班飞机来到了北京。与北京的年轻夫妻A、B同修交流后，我把背包和证件留给了他们。午饭后，我拎个纸袋往天安门出发。

那天天空湛蓝、晴朗，天安门广场上游人不多，也没看到同修。我来到汉白玉的金水桥边，看到几位外国游客。我把纸袋子放在脚边，微闭双眼，开始抱轮。

好象没多久吧，有人拽我的胳膊，睁眼看到一个年轻的警察，看起来很和气。他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我说不能回答你。问我来的目地？我说（大意）来反映情况，政府这么对待法轮功不对，法轮功学员冤枉；我师父教人做好人，更冤枉。

他说，你想進去还是回去？我说回去。他说欢迎你以后来北京玩，但为这事不行。他把我带上依维柯警车，这时天空阴沉了。车在天安门附近绕啊绕，好象往公安部方向开，就是看我心怎么动。

我觉的那时一定是师父加持我了，我没有怕被抓等负面想法。那时我还不懂求师父，只是心里很定、很空，什么都不想。最后车开到公交车站，把我放下，然后车开走了。

我登上开往与A、B同修见面地点的公交车，不到一分钟吧，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平生没见到几次那么大的雨。将近一小时后，我一下车，雨就神奇的停了。天空象被洗过一般，清澈干净，空气中飘散着清新的气息。

三、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

二零零零年底，楼下防盗门忽然打不开了。因为第一次去北京上访后，我在家和单位经常被警察骚扰，我感到这是邪恶要动手了。于是当天我和C阿姨、D同修简单收拾了行李，决定再去北京护法。

因为我们的身份都暴露了，直接乘飞机和火车去北京不可行，我们赶往长途汽车站。在长途汽车肮脏的铺位上，我们睡到后半夜之后，在一个中等城市下了车，我们找到一个小旅馆下榻。次日，我们去火车站买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避开了盘查，顺利的到达了天津。

C阿姨在天津女儿家暂住，我和D同修连夜打出租车去北京。司机说路上经常有警察查车，抓法轮功。那时没有电子书，我带上了师父的很多本讲法，以备在北京学习。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顺利的赶到北京。

一位常人朋友接到我们，他有一套空置的三居室商品房借给我俩住，地点在北京小关（地名），里面设施俱全。因缘所致，他不许C阿姨住進来，于是我们帮C阿姨租了一间房，要烧炉子取暖，贫民窟一样。那年北京的冬天阴冷多霾，很多進京护法的同修就在那样简陋的环境中坚守着。

我和D同修每天大量学法，不怎么出门。用传呼机与来京的同修联系，有时出去和他们交流。虽然来北京的目地还是护法，但因听说邪党迫害很残酷，怕心使我们迟迟走不出来。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因为感到房间里暖气不足，我和D同修去商场买了棉服和羊肉片、红萝卜。回来D同修下厨，炖了一大锅，我俩暖暖的吃了一餐。

次日快到中午了，暖气更不行了，马桶冲水也坏了。我们悟到是点化我们不能再拖了。此时E同修呼我们，让赶紧去天安门，说同修们要打个百米横幅。那天应该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穿上新买的厚棉衣，我俩匆匆赶去见E同修。打百米横幅赶不上了，E给了我们一副真相横幅（因太久了，不记得长度是两米还是三米了，至少两米吧，适合两人打开的）。

我很感慨，真是自己的愿促成的：火车快到天津时我曾想过，去天安门上访、炼功都做过了，这次干嘛呢？要是有横幅就好了。就那么一念滑过去了，之后没做过任何努力。而且这横幅的尺寸、大小、内容都是我中意的。师父什么都知道，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我和D同修把横幅对折卷好，横幅放在我的衣服兜里，同修把手放在我兜里，貌似握手取暖，实际上两只手能各执横幅一端，快速拉开横幅——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俩穿过警察少的地下通道，一路走向天安门广场。

大约中午十二点四十分，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霎时，一排彪形大汉岔腿、背手的背影映入眼帘，那真叫杀气腾腾，凶神恶煞似的，个个一米八以上。两腿间距有半米宽，相隔一米一人，似乎告诉我们，那里刚刚出过事的感觉。

天安门广场上阴风阵阵，天空阴沉的令人透不过气，一片肃杀之气。打百米横幅的同修们早已不见了，卖小红旗的小贩哆哆嗦嗦，跺着脚御寒。印象中，广场上比较空旷，我们附近只有十几、二十个人，也不知是游人、便衣还是同修，人人都心照不宣的样子。没看到着装的警察。C阿姨在现场，好象E同修也在。

那时，一定是师尊把我推到位了，外界恐怖压抑的气氛似乎与我无关。我杂念皆无，多次看表，心里越来越急，觉的不能等了，一定要在下午一点前冲出去，打出横幅。

差几分钟一点时，我和D同修各执横幅一端，迅速分开，打开横幅，奔跑。现场一下活跃起来，其他同修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有打横幅的，有喊“法轮大法好”的，警察、便衣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乱了营似的追赶。

奔跑中D同修拽不住横幅，我们跑散了。我一个人右手拉举着横幅飞快的奔跑，只听见自己一遍遍的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高亢、嘹亮，伴随着横幅飞扬、飘荡的“呼啦啦”的声响。

我感觉似乎走了另外空间，我跑了很久很久，也不喘不累，直到被警察踢倒。那一脚，要在常人，对于奔跑者来说，加上惯性，足以毙命或重伤，可我没伤没痛。我知道，是师尊帮我承受了。

奇怪，我被踢倒后，记忆就断片儿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下一个镜头是我坐在依维柯警车里，朝窗外看，我惊奇的发现，场景又变了：阳光灿烂，几辆警车、一帮警察、很多同修、围观的人群，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那些彪形大汉都“人间蒸发”了，那场景很穿越。我想起棉衣内袋里有一沓子真相粘贴，刚要抛向围观人群，被警察发现，未能扔出去。

这时，我看到E同修也被抓上车。E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头被打出很多血，我呵斥警察：“不许打人！”车上还有其他同修，但C阿姨、D同修都不在。随后，我们被拉到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

那里，有几十、上百名同修吧，被关在派出所后院里。红砖墙高达四、五米。我们齐声背诵：“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2]，我们一遍遍的背，声音嘹亮、悲壮、坚忍、不屈。我们越背越整齐，越背心里越坚定。

我心里有莫名的感动，那真是撼不动的正念啊，坚不可摧！法音在派出所的高墙内回荡，慈悲熔化了邪恶。警察们默默的听着，无人敢制止，也无人敢施暴。每天面对这么多善良、坚忍的大法徒，其实警察们心里是明白的。

仅仅半天的时间，在一个派出所里就有这么多同修，还有些同修安全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可见那时每天去天安门护法的同修有多少。

下午，我们被拉上大客车，人挤人，几乎没有空隙。同修们继续齐声背诵《洪吟》。车开到一个派出所，放下几个人；再到一个派出所，再放下几人。

车越开越远，我们六、七位同修被拉到一个较远的派出所。感恩师父，我们太幸运了，碰到了被前赴后继的同修们的慈悲正过来的一群警察，尤其是一位善良的派出所F所长。

四、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

我们被集中关到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里面有个看守所那样的通铺。大家简单交流了一下：不配合邪恶，不说任何个人信息。很快到了晚饭时间，大家都没吃午饭，有警察送進来一些饭盒，我们都不吃。

之后，就有个领导模样的男警察走進来劝我们：“咱们大法弟子得吃饭呐，得吃饭！”这就是F所长。他没有架子，态度温和，甚至还有点热情，丝毫没把我们当成犯人的样子。于是我们就用餐了，饭盒里是满满的三丝炒粉。我们要给饭钱，警察不收。

我被非法提审两次。第一次是一个比较油滑的警察提审我，问我个人信息，姓名、单位、年龄、户籍等，我说：“我要说了，就会被送回去劳教，不能说。”他套不到信息，就套近乎，直说咱们有缘。因为我没带身份证，他们也查不到想要的。

第二次，一个老警察提审我，我同样回答。边上几个警察就猜上了：说我十八岁；说听我的口音，我是北京郊区的。我暗笑：这些警察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啊。十八岁？我上班也有些年头了；北京郊区的？因为少时在北京呆过，上学时虚荣，喜欢学北京话，也有很多同学、朋友在北京，我遇到北京人能讲一口“京片子”（北京土话）。这是玩笑话，修炼人是超常的，他们看不准也正常。

后来老警察说：“你再不讲，咱们再见面得十年、八年后了。”意思是你要在里面呆个十年、八年的。我依然不动心。看那架势，放人是很难了。虽然我实修不够，法理不清晰，但我思想单纯，来了就没想回去。也算放下了。

那些天，我大量学法，充实了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修好的一面很强，所以面对提审很坚定。执著被抑制了，人的勇气、正义占上风了。但那时是有执著的，认为正法很快要结束了，不走出来护法，就不能圆满。

到了晚上，F所长值夜班，叫我去聊天。F所长和我很谈的来，山南海北的聊，包括饮食爱好都聊到了。这个人坦荡、正直，没有伺机诱供我的意思。当然也聊到大法真相，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转法轮》，说：“你看，我这里有一本你们的书，我也翻过。”我跟他要，他不给。

他俯身压低声音，对着桌子对面的我说：“我觉的吧，江泽民这么搞法轮功，这么下去越来越激化，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我听了真欣慰。大法弟子正的表现感动、感化了善良的警察，让他正面看待法轮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

我们一起被抓進来的多是五、六十岁的乡村老同修，文化水平不高。虽然被关在一起，但彼此没怎么交流，因为她们各讲各的方言，彼此听不懂。警察不干涉我们炼功。

傍晚，有个老同修出现病业假相，很快就放她走了；次日，又出现一个病业假相的同修，马上又放了。好象放了两三个人吧，就是有一点“由头”，F所长就下令放人。

在派出所期间，没有任何一个警察打骂、呵斥我，也没听说其他同修被打骂过，也没听到有警察污蔑大法和师父的。他们能这么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与F所长明白真相，领导有方有关。之前多少被抓到这里的善良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才打下这样的基础啊。

剩下我们三、四个大法弟子（记不得具体几个人了）了，就在那里被动的等待。我也不知道否定，就是等待被送走，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我们好象都没带身份证，都不肯说出个人信息，也不知道拒绝提供个人信息的，可能被送去活摘器官的可怕后果。

最后F所长找我们过去，几个警察坐在对面。F所长严肃的说：“到处都满员，没地方遣送你们了。你带上她们几个速速离去，各自回家，越快越好。”

就这样，我们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派出所大门。几个同修匆匆道别，也没有交换任何个人信息。如今在我的记忆里，她们的样貌都模糊了。那几位同修，你们都好吗？回去后，是否又走上了天安门？

回到小关的住地，我饥肠辘辘，D同修炖的羊肉萝卜汤还在，D同修却不在了。我默默的吞咽着剩菜，还有泪水。

后来我来到清华大学附近，在一排简陋的出租房里找到了一些年轻同修，他们已经在那里坚守很久了。出租房是不足十米的单间房；走一半就上炕；单薄的木门，暖气、厨房、厕所都没有。E同修没有回来。我留出路费，把余下的六千元钱塞给同修，彼此鼓励后离去。

回顾第三次护法，那惊心动魄的经历，看似凶险，实则一切都是定好了的。其实按我平时的心性，怕心挺重，根本达不到。要不是师父把弟子推到位了，我这个业力满身的小小的修炼者根本走不过去。修炼的路上沟沟壑壑，没有师尊的保护，我早摔的粉身碎骨了。

后记

感谢在腥风血雨的年代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世人们，回馈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我所在单位的总经理，是一位儒雅宽厚的长者，级别较高，对我有一定的了解。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期间，他接到电话，对方要求一把手亲自去北京接我回来。路途上和回来后，自始至终，他没有责备过我一句，更没劝我放弃信仰，在工作上也没有为难我。后来警察不断骚扰我，但单位没配合他们。

我与总经理的太太聊的来，早给她讲过真相，做了三退。前几年，我终于劝退了总经理。我流着泪感谢他善待法轮功学员。他也说了心里话：“政府这么对待法轮功不对。”

那次在派出所担保我回家，是他平生第一次按手印，那时他已面临退休。看到我送给他的真相大册子，他惊叹道：“这么精美呀！”他们生活品味高，退休后经常出国旅游。有时我会去探望他们，请他们吃饭聊天。

副总经理，是我的老上级。但后来他升职后，联系较少，他早已退休。前年我请他们夫妇吃饭，讲真相。没想到，看似有点象政工干部的副总还信佛。他太太说，政治运动中他暗中保护过很多人。

说到我的信仰，他平淡的说，当年警察来单位抓我时，先找了他，他告诉警察：“这个孩子我很了解，不象你们说的那样，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她！”听到此，我眼睛湿润了，在邪恶铺天盖地肆虐期间，他作为一个常人，能为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真是难能可贵！而且多年来，他从未跟我、也没跟其他人提过此事。他们夫妻俩对大法真相的认知度很高，三退无障碍。我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太太欣喜的接过去，象得了宝贝一般，那神情让我感动：世人都在等真相啊，因为我的懒惰，差一点错过这么可贵的人。多少善良的生命等待大法弟子救度啊！

总经理、副总经理两对夫妇年事已高，但他们的身体，在同龄人中都算好的；他们的生活富足；他们的孩子都很出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他们的境况，再次印证了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结果。

借我房子的小关房主朋友，是北京某部的一位处长，已三退，但对大法真相还没来得及展开讲。因为疫情原因，给他们夫妇讲真相的计划推迟了，我会再找机缘。其实跟他们夫妻见面也就两三次吧，不算老朋友，但真是一见如故。打过去一个电话，他就主动提出借给我们房子住。当然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

派出所的F所长，十多年前在北京我与他见过一面。那次我把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我们彼此成为了朋友，互留了手机号码。后来我将手机号码不慎遗失。六、七年前，我又想起他，觉的不救他，太对不起他与大法弟子结的这段善缘，于是辗转找到了他。过年期间，我给他寄去一份拿得出手的年货（以后年年如此，除了疫情期间）。

一次，我用匿名电话卡打电话给他，我劝他三退，他爽快的答应了。我好欣慰，哽咽着说：“我代表那几位法轮功学员感谢你！你知道吗？不带身份证、不说个人信息的法轮功学员，多少失踪了，多少被送去活摘了？”他沉默，他当然知道。我说你做了多大的好事啊！他让我不要再给他寄礼品了，我说我代表她们，就是一点心意而已。

F所长善待法轮功学员得了福报，被升职了。后来他调离公安，闲职，不累，也不会造业，他很满意。逢年过节，我们都会互致问候。

回顾那一段难忘的经历，我无憾。在法轮大法被污蔑，伟大的师尊被造谣期间，无数大法弟子不畏强暴，不惧生死，用鲜血与生命兑现了来世前与师父签下的这一段神圣誓约！

谨以此文，向那些因此失去生命、自由的同修们致敬！合十！

因时间太久，有些记忆不很清楚了，但百分之九十八是真实的记忆。

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