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病秧子”到无病一身轻

修炼前，我身患十几种病，结肠炎几近癌变；血小板、血色素都不到正常值的一半；风湿性心脏病等等。每天成把的吃药，脸色苍白，整天病怏怏的，长年不能上班。

一九九三年在市政府礼堂，听了师父两个小时的带功报告，回到家，就把下午要喝的中药汤及平时服用的所有中西药都扔了。我先后参加了师父的三个传法班后，我身上所有的病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我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至今没去过一次医院。

直到今日，当我站在世人面前讲真相时，谁都不相信我已八十多岁，看我的脸色、唇色，有人还以为我抹了口红呢。

从“江南弱老太”到护法卫士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全国各地大法辅导员先后失踪、被抓、被关。那时我是本地一个大炼功点的辅导员。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至七月二十七日，我遇到了三个大关。

闯过第一关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两点，六个市公安局一科的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叫我随他们一同去市公安局一科。那时，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可以说是在温室长大的，没有经历过任何风雨，特别是公安这样的部门、这样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突然间要跟这些人到那种地方去，心里一阵阵的发慌。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只有硬着头皮去。

到那以后，又来了两个女警，他们八个人围着我坐下。先给我看他们预先填好的我的简历表，我心里一惊：他们对我的情况早就了解的清清楚楚了！他们指着那张表问我是否是这样？我说是这样，比我自己填写的还详细。

随后他们拿出一张纸，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吼道：“这是从哪来的？”我定睛一看，啊，是总站给我叫我去复印的一份东西，内容是以后不准炼功了学员之间怎样联系这些敏感内容。我放在我家桌子上，还没来得及去印呢。他们偷拿来了。

当时，我什么也没想，一把抓回那张纸，站起来质问他们：“你们是小偷部门的吗？你们有什么权力质问我？你们还偷了我什么东西？你们还是警察呢！”我转身就要走，那两个女警连忙拉住我说：“好说好说，你们修真善忍的。”他们被我反过来的质问镇住了，当时谁都不做声了。过了一会，又继续追查那份通知的来源。

他们又拿出师尊的经文《再论迷信》，这是他们闯進我家时我正在看的经文。他们说：“你家有，我们也有。”口气比原来缓和多了。他们想从我这里作为突破口，诈取他们想要的信息。我心想，我不会告诉你的，更何况这些资料都是总站给我的。他们又追问录音带、大法书是哪来的？我说，我参加过师父讲法班，录音带是师父给的，书是书店买的。他们问书店的门牌号码？我说：“我买东西还看商店的门牌号码？我没有这习惯！”

我始终不配合他们，问我是不是辅导员？为啥炼功？我告诉他们我原来是单位的有名的病号，常年有病不能上班，现在我无病一身轻。不炼功？谁说的？！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夜里十二点。老伴（同修）几次来要他们放人，他们不理，直到下半夜，才放我回家。这一次较量，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但当时我并不明确这就是正念，这就是在维护法。

第二关：抄家人看不到《转法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大早，公安局的十一个人闯入我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合法手续，進门就在三室一厅的各个角落翻箱倒柜，查找大法书和资料。我们老俩口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当时我正坐在床上看《转法轮》，书用白纸包了书皮。他们一下子闯進来，我不能动身，只好反手将床头靠背的翻板打开，将大法书放進去了。这时他们过来个人，叫我把床头靠背的翻板打开，我没有动，叫我老伴打开，老伴也不动，他们就自己动手了，因为翻板上没有锁，神奇的是打开翻板，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们看不见《转法轮》！

一大群人在家里到处乱翻，我发现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啊！那是我的电话通讯录，里面有我与全国各地许多大法弟子联系的电话号码。我急中生智，上去一把夺过电话本，说：“我是下江人，这是我唱越剧的本子！”最后，他们把我大衣柜里的每件衣服口袋都翻了个遍，只找到了一本手抄本《洪吟》，是我放衣袋里，便于随时背书用的。

他们什么都没抄到，临走前，准备拿走我们放在客厅打坐用的坐垫，我追上去，夺坐垫，他们不放手，说不许我们炼功。我说，哪里不能打坐，地板上也可以打坐的，你能把我家地板打烂吗？最后坐垫还是被我夺了下来。来势汹汹十一个人，就这样走了。

他们走后我们还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老俩口的所有大法书和有关炼功点简介及各种资料都完好无损的保护了下来！

第三关：理智的应对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一点多钟，我辖区的派出所打电话来，叫我去什么什么地方，我推说没有时间，他们说不行，否则他们就到我家来，我不想让他们到我家来，只好去了。

我一到区委礼堂就看到，里面挂满了各种诽谤诬蔑大法和师父的大标语，原来这里在开“揭批会”。我心里紧张起来，心里对自己说我不能呆在这里，求师父我要回去，嘴里背：“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1]。

会议刚开始，台上正在介绍参加会议的各色人等。我三步两步的找到叫我来这里的派出所所长，所长轻声对我说：“你是参加过传法班的，应该揭批。”这位所长，是我在前两天与同修们去省委证实法时把我抓起来关了一夜的人，那一夜我就给他及派出所其他人员讲了一夜的真相，他很认同，是明白真相的。我也轻声对他说，我绝不会配合你的，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请你别管我，我马上就走。然后，我转身就堂堂正正的回家了。从此再也没有类似的事情找过我。

其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在那样的情势下，我能做出这么理智的应对，这些超常的智慧和胆量都是师父给的！

接连闯过这三关，我觉的我整个身心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知道不管以后的修炼路上再遇到什么关难，我都不会害怕了，我再也不是那个没有经过风雨的、柔弱的江南老太太了。我会紧随恩师一直走到圆满的那一天。

洗脑班里讲真相　救度有缘人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才刚刚开始。大法弟子的修炼这时起便从个人修炼全面的转向正法修炼，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二零零一年，我地很多同修去北京上访证实法。我三次進京三次被拦截，数第三次拦截最神奇。

这次我共买了十七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分发给去北京的同修。進站时，有九人被拦截，其中包括我。邪恶为查组织者，对车票验指纹，神奇的是，每张票上都没有我的指纹。师父再一次保护了我。

这次我们被直接绑架進了洗脑班。洗脑班的邪恶程度自不必说，什么殴打、熬鹰（连续十三个日夜不让我睡觉）、曝晒、逼看邪恶的洗脑录像，喂蚊子……什么邪恶手段都用上了，但我牢记大法弟子的使命：到哪里都要讲真相救众生。北京去不成，洗脑班里照样可以讲真相。

我记忆最深的有这么两例：

这个洗脑班有个头头，人都说他很邪恶，谁跟他讲真相都不听。有一天，我找到他，要和他谈谈。他依然很凶恶。他想给我来个下马威，说要给我约法三章，说什么不许你骂江××，你要骂他，我就跳起来骂你师父。我没被他带动，觉的这个生命太可怜了。我慈悲的望着他，心平气和的对他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都是好人，我们是不会骂人的。他平静下来了。我详细的说了我修炼大法以后的身心变化，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人来在世上的目地、参与迫害好人的后果。没想到他很认同，最后还与我握手说：“我没把你们当坏人。”我看他善心出来了，就真诚的劝他换个岗位吧，他点点头。

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真的调到别处去了。

洗脑班里的一个打手为人粗鲁，面相不善，谁都怕他。我还是决定找他讲真相。与他谈话的细节因年数久了，记不太清了，但谈话结束后，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今天说的话我记住了，我知道共产党只会用奴才，不会用人才。”我夸奖他说：“你这个认识就对了。你是个有思想的人。我希望你平安，不要再被他们利用了。”

这个人后来再也没干过什么大坏事。讲真相真是一把万能的钥匙。

坚持集体学法　大家共同提高

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之一。我是师父的弟子，不管迫害的形势有多么的严峻，我家学法小组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间断过。除去我被绑架遭迫害的那几年。这一过程，看似平淡，没有师尊的看护也是很难走过来的。

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七年，我住在女儿腾出来的大房子里，对门住的一家是警察。少时十来个人、多时二十几个同修来我家学法。因为迫害的形势很严峻，很难组织一个学法点，大家都很珍惜这个环境。

我们每个星期有一次集体学法，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同修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分散的、静悄悄的来，到点就锁门。中午，我老伴就煮两大锅稀饭，为了不引人注意，分两次出去买馒头，用不透明的袋子提回来，再准备点咸菜。简单吃过午饭，就接着学法。再后来就改为大家自带午餐，这样更省事，更安全。到下午，大家再一个一个、静悄悄的离去。这个学法点坚持了五年，从来没受到任何骚扰和麻烦，这不是师父的时时刻刻的守护，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可能呢！

后来我搬离了这座大房子。虽然房子变小了，学法的人员也在不断的变动，但集体学法始终坚持。

这几年，邪恶的“敲门行动”、“清零行动”，我家的学法小组也没停止过，也没受到过任何骚扰。即使大陆疫情严重，到处封城、封区、封街道，坐车要扫码，出行非常不便，仍有六、七个同修坚持到小组来学法。

因缘所致，这一年多来，我又联系上了一些没有学法小组的同修。有的是我在公园找回来的，有的是同修引荐来的。他们中有的是早期得法的年轻大法弟子，有的是一直因为怕心走不出来的，有的是没有集体环境修炼状态不好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法打瞌睡，发正念倒掌。

学法不得法，怎么能做好三件事呢？为这些同修提供稳定的学法环境，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人多，地方小，这样我们又成立了两个学法小组，错开时间学法。

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环境，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高温酷暑，或是路途遥远，大家都能准时到达，精心的维护着学法小组的环境。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同修们都有明显的進步。

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2]

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帮别人也是帮自己。稳定的学法环境是同修们在法中提高的保障，我自己在这其中也受益匪浅。

我所做的这一切，与精進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重要时刻，我要更加精進，不辱使命，平稳的走好修炼路上的每一步，与同修们一起圆满，随师把家还。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无存〉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