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人很善良。从小就爱好音乐，也有些天分。读小学时，家里有一把京胡就拉着玩，上中学时又学拉二胡和小提琴，跟学校大点的同学学拉曲子。十六岁参军，后被分配到北方海军某航校当战士。在部队的几年中，曾多次参加宣传队演出，他擅长拉小提琴，还参与其它节目表演，经常随部队巡回演出。后来部队想留他将他保送到了一所军事院校。该军校发现他是个人才，就与原部队协商，毕业后将他留校任文化干事。我来自他的家乡，一九七八年经同学介绍和他认识，两年后我们组成了家庭。

我与丈夫一直两地分居。每次，丈夫利用探亲的机会，到省城的海军院校，毛遂自荐，于一九八四年调到军校任宣传文化干事。一九八六年，我随军调入省城的一个区局工作。我随军后，丈夫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怎么顾家，家懒外勤，常年在外忙碌，我就承担操持这个家。筹建该校军乐队后，他勤奋好学，短短的几年后，该校的军乐队在省城已很有名气了。他多次立功受奖，我也获得市区“十佳好军嫂”、军校“优秀军人妻子”的荣誉。尽管如此，我也时常对丈夫有所抱怨。我经常加班到晚上，回到家还要辅导女儿的学习，从没吃过现成的饭菜。每次听到我抱怨的话，他也不吱声，日后还是我行我素。

丈夫认同我修炼大法

一九九七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为他人着想，变的宽厚待人，对丈夫不再抱怨，处处体谅丈夫。我的改变不只局限在家庭，在单位和其它环境中也是一样。看到我的变化，丈夫便对他们军乐队的成员（军人干部）说：要你们的妻子也炼法轮功，炼了之后，人会变温和，更能体谅人。

我刚修炼时，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和同修一起炼功，后改为学法。我能吃苦，每天二、三点起来炼功。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后，我便参加军校炼功点的晨炼，有军人教授、教员，也有在校的职工和军人家属及子女。晚上，和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但一直苦于没有固定的地点学法，我同丈夫商量，丈夫就把礼堂提供给同修们。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看师父讲法录像，直到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发生后，该军校不再让大家在院内炼功了。

二零零一年初，我们在军校购买的经济实用房盖好了，即将入住新房，那时，我因進京上访，被劫持到邪恶的洗脑班迫害，搬家时丈夫把我的所有大法书籍以及师父的讲法录音磁带、录像带和法像等全部放到新房子里保存。

大概是二零一零年快要过年了，那时同修们不象现在年除夕可以在家收看新唐人播放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神韵演出的光盘要等过年的初五以后才有，同修们想在年三十的晚上聚一聚，给师父拜个年。我家房子客厅大，想给同修们提供场地，丈夫学校放假从深圳回家过年，我就跟丈夫商量这件事，他同意了，除夕那天自己吃完晚饭（家年饭提前吃了）出去了。同修们畅所欲言谈自己的修炼体会，到十一点五十五分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时间，大家静静的发完正念后，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跪拜叩首，后相继离去各自回家，我再打电话丈夫一会儿就回家了。次年的修炼体会及向师父拜年是在我女儿家新房子里举办的（当时我女儿家，新房子等过年后再搬進去住，征得了女婿女儿和亲家的同意后举办的）。

默默的承受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万名大法修炼者到中南海和平请愿。军校院内接上级指示，不允许我们在院内晨炼。于是，我们就到院外大门口旁炼功。炼了几天后，警察出来干涉不让我们炼，我们又回到院内继续炼功，这期间，参与炼功的人越来越少，只剩几个人了。因我是现役军人家属，院校有关部门就对我丈夫施压，不许在此炼功。丈夫回家告诉我此事，我说我炼功没有错啊，照炼不误，丈夫没有阻止我，最后我一人坚持到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当时，全国的所有媒体和电视，每天都在诬蔑、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绝大多数人听信了谎言，被假相迷惑。有时同事们凑在一起说话，看到丈夫走到跟前，便马上回避走开，他感慨的说：“我现在的处境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当年十月份，我和单位的同修，三人一同進京上访。我没告诉家人，丈夫晚上回家，发现我不在家，猜到我去了北京。那时，丈夫正忙于校庆五十周年活动，于是抽空带上一名战士乘飞机到北京。到了天安门乘出租车在前门转悠，看找不到我，又赶紧回校。后来我被劫持回到当地非法刑拘十五天。丈夫看到我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心里很是难过。

我被非法开除公务员，暂停发放工资，被绑架到邪恶的洗脑班、看守所、非法劳教（拒收） 、流离失所等，我无悔无恨。有人劝丈夫跟我离婚，他说：“她原来对我那么好，我做不出来。”

二零零二年，已是上校军衔的丈夫，因我修炼法轮功受到牵连，一直没能升职，五十岁不到，校方便要他办理退休，他当时选择了自主择业，很快在深圳一所学校找到了工作，还是干老本行，一去就是十年，我们也分居十年。

莫大的福报

二零一二年九月份，丈夫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到家乡。虽然在深圳的十年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但自学了许多乐理。回到家乡后，真是时来运转，联系上了往日的熟人和朋友，原军校又重聘他为军乐队辅导工作；二十多年前原军校军乐队的学员毕业后，有几个当了舰长，均请他为各自的军舰写舰歌词曲（保家卫国）并邀请他去舰艇上做教学辅导；不久，便成立了一个交响管乐团，他任团长、指挥、艺术总监，短短几个月的排练，参与该团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达七十多人，这其中有本市的专业人员，国家一级演奏员，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等。一次丈夫对我说：“这么多精英加入，我的水平有些吃力了，就在家练，水平很快就上来了。”

丈夫所在的乐团参加了每年全国的管乐比赛，居然还拿了奖。之后成立了本市管乐协会任会长。他们的乐团有商演任务，我看过一次乐团的演出，其中就有丈夫创作、配器与编钟乐团的联合演奏，曲调旋律是民间小调，有韵味有特色。

二零一四年，被聘为市青少年交响管乐团任指挥兼艺术总监。那时，丈夫一人带六个乐团，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忙忙碌碌的。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上天给老伴一个好身体，精力旺盛，我对他是关心备至。老伴每次外地演出时，拖个行李箱从家里到街上有一段路程，我经常开车送他一程，自己再乘地铁到火车站或指定的地点乘汽车。为此，老伴十分感谢我这个贤内助，我也感谢他当年对我的不离不弃，支持我修炼大法，从不干涉我做三件事。

如今老伴艺术之路越走越宽。二零一八年，演艺公司的老总找到他一起合作，开发了一个新项目。他负责的一个小乐团在当地演出成功。从此，常在全国各地演出，疫情期间（除封城外）也没停过，运气好，打时间差，和异地疫情擦肩而过，有惊无险。

老伴今年已满七十岁了，他们的小乐团从今年过年至六月份每星期的演出已排满了，上天给予老伴智慧，不断的更新节目（基本上是外国曲子），多才多艺的他在当地文艺界已是小有名气。我告诉他：你现在做什么事什么顺，都是托大法的福，你当年的小小付出与承受，今天才有了福报。不要贪天功，人再有本事，没有健康的身体都白搭。老伴是个有悟性的人，早就退出了邪党组织。他明白大法带来的一切福份，经常买来水果，洗净后，供到师父的法像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