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我去北京上访，告诉政府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我爸妈给我钱支持我去北京。我被从北京绑架回来，关入看守所，爸妈很担心我。爸爸又做了个梦，梦见大水退去了。他跟妈妈说我没事了，很快就会回来。我被绑架一事轰动整个县城，县城很小，人们都互相认识，同修们通过各种关系营救我，告诉警察不要为难我。我被释放时，我爸妈去接我，政保科长也在门口，热情的问我爸是不是某单位的，劝我爸不要让我继续学大法了。我爸说：“不行。”然后历数街道、派出所的人怎么天天骚扰我家、监控我。政保科长说：“大气候、大气候，共产党倒台了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后来我和妈妈被迫流离失所到外地，爸爸为了陪我们，提前退休了，在外地帮助做真相条幅。有一次同修找我去农村发真相资料，我不在家，爸爸说他去。后半夜，他骑着自行车和同修去周边农村发资料去了。

我们回家乡后被警察发现，将我绑架，非法关入看守所。我爸妈天天去政保科、看守所要求放人，他们怎么也不放，我爸就又找县领导。有个县领导和我家沾点儿亲，他知道我爸去公安局的事，都想处分我爸，我爸也不怕。用我爸妈的话说，他们到各部门跑比上班都积极。同修也参与营救，最后公安局还是不放人，有可能被劳教。当时传進来给我的信息都很绝望。我妈后来说，白天他们去要人，晚上想着想着就有一个人哭了，爸爸哭时妈妈不哭，妈妈说：没事。妈妈哭时，爸爸说：不哭，没事。

我一个同学的爸爸是警察，多年不联系了。一次他去看守所发现我在里面。他见到我妈时主动说他是我同学的父亲。他帮助营救、想办法和公安局长沟通，最后才将我释放。我这位同学的爸爸还帮助营救其他同修。现在他在异地居住，我经常打电话问候他。

我妈开始学大法时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边学法边吃药，没多久她就不吃药了，身体完全好了。一九九九年迫害发生后，她和同修们发传单、贴资料。有一次去农村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拦住要送派出所，她跑進玉米地，跑了很远的路。因为那次超强度的奔跑，不久脚趾甲都掉了。就这样，她的心脏病也没犯。那些日子是我妈身体最好的日子。

在我们流落到外地期间，原住地的警察、“610”人员经常来骚扰我们，居然株连我爸，把他的工资冻结了。我妈不堪骚扰，学法学不進去了，面对中共邪党的迫害很是忧愁，觉的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样她的心脏病又经常犯了，回家乡后不久去世了。

我妈心脏病复发、经常住院后，给我爸很大的打击，他由支持我们修炼变成极力反对，甚至不许我们在他面前看大法书。我妈去世后他态度更甚，明明是中共邪党迫害造成的恶果，他却怨大法，忘记了我妈学大法后身体立即恢复健康的那段日子了，忘记了是邪党的迫害造成我妈去世的。我想了很多办法转变我爸的观念，但收效不大，虽然让他退党他也同意。

新唐人的大锅（卫星接收器）在大陆推广安装后，我也跟着学、研究，想给我爸也安一个，我家阳台安不上，我就想办法安个铁架子底座，几天后安上了大锅。我爸看新唐人电视半年后，我意外发现到我爸不反对大法了，把藏起来的大法书还给我了。邻居同修和我说，有一次他和我爸在公园里闲聊，一个老军人也凑过来聊起来，我爸说起在新唐人看到的内容，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中共邪党历史，讲完了，邻居同修劝老军人退党，老军人当时就退了。

几年前的一天，我在路上被警察拦截，我给爸爸打电话，他很快就到了，和警察交涉，警察一边糊弄我爸说“没事，一会就回去了”，一边把我绑架到派出所，绑到铁椅子上，外地、当地警察共八人非法审讯我，凑材料想把我关入看守所。我爸和同修们想办法营救，我同学的爸爸已经退休多年，不认识当地的警察了，他也通过关系打来电话。国保大队警察仍然坚持要迫害我，我爸就一直跟着案件，和公检法部门人员不断交涉，检察官不见我爸，我爸就去政法委找，政法委让检察官接待我爸，后来检察院退卷，国保大队又补充材料给检察院继续迫害。

在营救我的过程中，同修给我爸法律资料，他又上网去查，发现迫害法轮功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就连公安部和国务院定的十四个邪教里都没有法轮功。他和国保大队长说这些时，国保大队长说：你这么唠嗑咱就不说了。执法者连自己定的法律都不讲，我爸却不放弃，不断的到各部门找。我爸还不断给从国家到地方各级部门写控告信，控告公检法迫害我的违法行为。

我的案子到法院后，我爸把当地的律师事务所走遍了，没有律师敢接案子出庭，有个律师告诉我爸可以向法院申请当第一辩护人，我爸找到法院要求当第一辩护人，法官看到我爸多次找他，也不想让我爸当辩护人，就让我爸办理法律援助律师手续。

非法开庭那天，法院很是兴师动众，法院的人都来看热闹。有一个法警后来和我说：你这么瘦小啊，我们很惊讶。他们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我爸在旁听席用笔记录开庭情况，副院长指使法警把我爸的纸笔拿走，不让我爸记录，检察官多次问我认不认罪，我不认罪，检察官要求法院判我重刑。庭审结束后我爸又把国家定的十四个邪教里没有法轮功的材料给了检察官。号里的犯人听说了情况后，劝我传话给我爸让他送礼可少判些。我不同意送礼，说：我爸不会送礼。我想告诉爸爸不要送礼，可是根本传不出去消息，只能等。因为法轮功的案子和其它案子不一样，判完需要报市级法院批。很长时间判决才下来，判的很轻，在看守所呆到日期就行了，不用送监狱了。号里的人说：“你不是说你爸不会送礼吗？没送礼怎么能判的这么轻。”我想大概送礼了。走出看守所，我问我爸送了多少礼，我爸说：没送礼。

我爸在与同修配合营救我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都是很好的人。我回家后，当地街道书记带人上门说看看，当时我不在家，我爸对他们说：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街道来的人也不像迫害刚开始那么卖命了，街道书记也附和说“是”。

第二年，我在居住地又被绑架、抄家，爸爸来和我亲戚一起同警察交涉、要人，我回家了。他就住在我家里陪着我了。天天看新唐人电视是他必须做的，和亲戚见面时，他也讲新唐人的内容，还劝我家亲戚三退。要是大锅不好使看不到新唐人，他就急得直转，后来他自己也会上网用电脑看新唐人了。

我爸爸痛恨贪腐，他年轻时同办公室有两个好朋友，后来都先后升职当了局长，从他们升职当科长时，我爸爸就不和他们来往了，他看透了中共官场的腐败，不愿同流合污。爸爸通过看新唐人电视，更深刻的了解邪党的邪恶本质。

因为我多次被中共邪党非法关押迫害，我爸爸也遭受了多次精神上的打击，我只要回家晚些他就担心。爸爸脑血栓复发了两次，走了。我爸爸正直、有良知，他是最好的父亲。

期待中国有一天，人们能在没有共产党的大地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为人子女们能陪伴自己的父母开心度过每个父亲节、母亲节。

（责任编辑：文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