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忠于职责是每个工作岗位的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认为，把份内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是忠于职责；跳槽和辞职更是毫无顾忌。这都是时代变迁和道德下滑的产物。

孔子的“事君以忠”应该是指在尊敬君主的天赐王位的前提下，为国为民，即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个人品德看，“忠”指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大众、为人厚道。

下面讲几个古人的“忠”的故事。

大忠

《荀子》上说：“让君主明白甚么是符合道德的言行，使君主同化于善，是大忠。如周公之于周成王。”

《史记》记载，周公孝顺、具仁德。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幼小，周公担心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就宣布代替成王处理政务。在七年摄政过程中，周公除了尽力处理国政，最重要的是他用心教导成王为君之道。《尚书•无逸》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周公说：“国君不可贪图逸乐，了解了农耕的艰辛，才能体恤人民的辛苦。先文王节俭勤政，亲自参与人民的建屋、开垦，仁德谦恭，抚恤百姓，从早忙到晚，没有时间吃饭，不敢耽于游猎，恭敬地操劳政事，所以能在位长达五十年。”

《尚书•召诰》也纪录了周公教导成王要行德，才能使天命长久。周公对成王说：“我们不可不借鉴夏与殷朝，他们因为不重视行德，才提早失去天赐的福泽而灭亡。您初理政事，要赶紧推行德政，愿王不要放纵百姓做违法的事情，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人民，这样才会有功绩。愿王成为天下人德行之首，让人民效法，以发扬王的美德。”

周公尽忠职守，以德化育成王，成王与康王统治周朝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罚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

次忠

《荀子》上说：“以道德匡正君主而辅佐他，是次忠。如管仲之于桓公。”

《史记》评价管仲是贤臣，能发扬桓公的优点，匡正他的缺点。孔子评论管仲，说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但他的住宅与所用仆役奢华，可比君王，是不节俭以及违背礼制。

管仲能匡正齐桓公的缺点，例如《史记》记载，桓公打败鲁国并与鲁在柯地会盟时，鲁庄公的臣子曹沫在宴会上以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在战争中的失地，齐桓公被迫答应后，又气愤不想归还土地并要杀曹沫，但管仲劝谏说不该逞一时之快，失信于诸侯。诸侯们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认为齐桓公有信誉，都愿意归附齐国。

但管仲的德行不足以象周公一样，化育君主明德从善。管仲离世前，曾建议桓公不可用易牙、开方等四人，但管仲死后，齐桓公仍然重用这四个善于奉承的佞臣，导致他们专权、紊乱朝纲，致使齐国衰败。

下忠

《荀子》上说：“劝谏君主的过失，但导致君臣相互怨怒，是下忠。伍子胥之于吴王夫差是一个例子。”

伍子胥尽忠辅佐吴王阖闾，让吴国在经济上富足，军事上成为当时的强国。夫差继任吴王后，伍子胥继续辅佐夫差。《史记》记载，吴国打败越国后，伍子胥劝谏夫差灭了越国，但夫差不听，反而采纳了收受越国礼物的太宰伯嚭的意见，让越国附庸于吴国，而不斩草除根。伍子胥三次劝谏夫差说：越王句践能吃苦耐劳，食不重味，关心百姓，将有所作为，越国会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希望大王不要听信越国人的花言巧语，应该放下齐国先攻打越国，否则将来会追悔莫及。

太宰伯嚭与伍子胥早有嫌隙，便在吴王面前毁谤伍子胥，说他不被重用，就心怀不满、怨恨君王。吴王早就对伍子胥不满，于是赐剑给伍子胥，要他自杀。自尽前，伍子胥告诉门客说：“我死后，请挖出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清楚越国是怎样进入都城，消灭吴国的。”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被越国所灭。

伍子胥虽然尽忠职守，但未能匡正君主的过失，还因为劝谏导致君臣反目，所以只能算下忠。

说到下忠，顺便一提“国贼”。赵高之于秦朝二世皇帝胡亥便是“国贼”。

结语

“忠”始于诚和敬。忠于职责不只是把份内的事情做完了，而是对职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不私。古人谈忠，强调“不欺”“竭诚”“信诚”的绝对性和神圣性，把忠视为做人的重要德性。“忠”与“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信”相辅相成。现代人从自己做起，找回“忠”的概念和品德，是人恢复诚信、不再以权职谋私、从内心生出良善的职业道德（操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必经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