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军因身体多病，于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年以后身体得到完全康复。他知道了怎样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修炼大法让他处事祥和稳重，能够待人一视同仁，善待学生，工作出色，得到师生家长的一致好评。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的20多年里，王世军因为坚持给世人讲大法真相而被多次绑架，曾经劳教过三年，判刑过四年，拘留过数次。现在又要遭妄判，家人急切地盼望王世君能回家。国保警察队长的电话号码，18293363896。

下面是王世军自述因修炼法轮大法而遭中共迫害的经历：

（一）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江泽民利用手中职权私自成立了迫害法轮功的专属机构——“610办公室”。接着各省市县相继成立了这一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非法组织。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静宁县政法委610指使小朱到我所在的闫庙学校对我作询问笔录。问我什么时间参加老师传授班的，参加人员和回来以后的情况。进行摸底，为迫害做准备。

六月下旬一天上午，八里教委派王斌到我办公室收走了挂在墙上的法轮佛法大圆满法炼功动作图解和老师的一张法像。

六月二十二日，全县收书开始。中午，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刘文峰带人到我家强行收走了《法轮功法解》、《法轮佛法　大圆满法》、《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修炼体会汇编等书。

七月十日，八里学区期末统考，我被安排到姚柳小学监堂。一到姚柳小学教委主任就派三人跟踪监视。

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面开始。中午公安局刑警队刘新玉带人到我家夺走了我手中的一本《转法轮》用警车把我强行拉到拘留所。

在拘留所里，我见到的都是县上的法轮功学员，六一零、国保逼迫我们写不炼功保证，不写不放人，小朱挨个收保证。

从拘留所出来后，他们把我交给八里派出所和教委，派出所十天。八里教委一直到暑假结束这期间。十天半月，吴文正要思想汇报，还填过什么上报表。

妻子王国进被关在乡政府，强迫劳动，逼迫写“不炼功保证”。我们村子还有同修都受到迫害。

暑假期间，他们逼迫我妻子交出几本《转法轮》、“讲法录音带”、“炼功音乐带”等大量资料，使我家的大法资料几乎损失殆尽。

当时正值夏粮收割打碾的农忙季节，家里剩下七、八十岁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可想给家里造成多大的困难和精神上的压力。广播电视每天三个黄金时间累计七个小时间反复播放诬陷法轮功的假新闻恶毒的谎言铺天盖地，党政司法全社会给我们施加压力。开学后他们把我交给学校。吴文正过段时间就来学校了解情况，叫我谈话。定期要“思想汇报”。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独自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中央领导全面调查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取消对法轮功的一切错误决定和政策，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功清白，还法轮功学员合法的修炼环境。被信访办工作人员带进一个教室。里面早已关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便衣打人，从一个学员身上搜出一条横幅。工作人员先给我们每人一张表。表上要求填上姓名、地址、上访理由。填完表后，他们通知甘肃省驻京办事处，办事处派一名司机把我拉到办事处住下。我在那里给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各写了一封劝善信，想下楼去发，工作人员不让我下楼。这时我才明白他们软禁了我。

过了大约四、五天的时间，平凉市的一个人和吴文正，闫国锁来了。吴文正先搜了我的包，拿走了劝善信等物。然后用火车包厢绕内蒙把我拉到兰州。静宁县公安局的一辆警车早已等候在那。下车后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拉回静宁，关进拘留所。羁押费265.00元，从我的工资中扣除。县委书记李雪峰赶到八里召开会议，宣布停发我的工资。直到五月份他们才放了我。

这一年我没拿到一分钱的报酬，白干了一年。可人没闲着，连暑假都被剥夺了自由。由一名乡干部带着到各村墙上刷写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标语。

十一月的一天，我向闫庙村委会的照娃子送了一份真相资料。照娃子看后交给学校领导。第二天上午，校长李昌生打电话将此事告诉教委主任，主任打电话报告给国保。政法委书记陈尚孔、国保大队长吴文正带人赶到学校，搜了我的办公室，抄走了几份真相资料，把我拉到拘留所，关了起来。

开始几天，吴文正来拘留所给我上手铐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审讯，见审不出眉目来，就换了个房子，把我固定在铁椅子里面，几帮人轮流逼供，四天四夜没让合眼，直到我神智不清，骗出了资料来源才罢手。

回到拘留所，我因身心受到伤害和煤气中毒，几个小时不省人事。

十二月的一天上午，政法委副书记景中正、八里教委会计王国柱还有一个我不认识，三人来到拘留所，把我叫到办公室。这个不认识的人向我宣读了解除我公职的通知。当时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我妻哥王国柱给了我一个折子，说这是今年的工资。我明白了，如果不是此前我向地区公安处王世科写信反映江泽民的错误决定和静宁县有关人员对我的不公对待以及兄弟姐妹不惜代价全力营救，补发工资这是不可能的。

眼看要过年了，吴文正和司机匆匆送我和两位同修到平安台劳教所去劳教。（公安局局长跟家属的车走在前面，车的左侧跟迎面而来的一辆大轿车相撞，前左轮不能动了。玻璃被震得粉碎。吴文正问我什么原因。我想：这是上天对你们的警告。）

劳教所医院检查了我们的身体，说我肺部感染，拒收。吴文正他们怎么说也不行。无奈又拉了回来。回来后在县医院做了复查，结果一样。就把我原回关进拘留所。县医院复查费147元从我工资中扣除。第二年四月，又复查了一次。最终还是和劳教所串通一气，硬把我送去劳教。也没给家里通知一声。在送往平安台的途中就发生了前面撞车的事情。

（二）

一到劳教所，我就完全失去了自由。牢头先把我叫到床前，找茬打我。想给我来个下马威，给点厉害，以后好做他的驯服工具。当我说到师父时，他一下窜起，朝我脸上就狠狠的一拳，打的我倒退几步。当时我心里很平静，竟然没感到疼。过后才明白，当时因为心正，师父保护我。

有个叫张红全的包夹，经常用拳头打我。时间不长就遭了报应，一天中午休息时，他摸着胳膊说：“哎呀，我的胳膊好好的，为啥就是疼呀！”

刚进去头几个月频繁调号子、换包夹。中午不让休息，不是擦窗户，就是拖地。吃饭 、走路、上厕所、睡觉、干活，两个包夹左右不离。牢头时时监视着。不准跟其他学员说话。更不许学法、炼功、讲真相。谁要是按师父的要求做，轻则遭毒打，重则关禁闭受刑。一次，我跟同修说了一句话，牢头赖更成过来朝我胸部狠狠一脚，我胸部疼了几个月。

到了秋季，他们对我的迫害加剧了。换了一个甘肃东乡族的小伙子，二十岁，叫马萨利哈。小伙子力气过人，和我搭伴干活，他干多快，我就得干多快。目的是想把我的身体和意志拖垮。天天打我，有时一天两次。每次用拳头朝我的胸腹打。他的恶行使很多人反感。就连有些牢头觉得过份，都要说一句：“马萨利哈，差不多些。”几个月下来，他至少打我一百次吧！我几次告诉小伙子别这样，对自己没好处。小伙子说：“我不打你，牢头就会打我。”他说他打了我之后心里也难受，觉得象打他爸爸一样。

他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报应也就很厉害。古人有句话“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小伙子刚进来的时候就患有肝炎。很快就转成肝硬化了。还得了严重的中风。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对我说：“王世军，我的脸象有人往一边拽。”说完出去了。一会就昏过去了。送医院抢救。直到第二天苏醒过来。确诊为肝硬化和中风。从此，小伙子再也不能干活了。到了腊月就保外就医了。

二零零二年秋季，那个叫副大队长的警察在大会上指名把我作为严打对象，将近两年的迫害，我的身体日渐衰弱，有时站一会都会晕倒了。就这样的身体，他们还不罢休。只因为我想坚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有一天晚上，那个别人叫指导员的警察让我吃药，我不吃。他便把我带到另一个号子，把我背铐到双人床上。看的人以为我会忍受不住大喊大叫，准备好了塞口的毛巾。当时我心静如止水，思想中什么念头也没有，也不知疼。后来渐渐失去知觉，不省人事。当我睁开眼时，发现躺在床上。一个狱医给我号脉，试呼吸。那个警察也许怕出人命担责任吧，就改用前铐把我铐到床边上。每顿饭只限半个馒头。包夹不忍心，就偷着给一个。手肿得真象个馒头。大队长、中队长郭辉、指导员有时来观察观察就走了。第八天上午，那个铐我的恶警来打开铐子，结束了铐刑。这时我八天没大便了。

回到宿舍，我舀了半脸盆水，在院子里洗澡。有个人从院子中走过，看到我消瘦的身体，边走边说：“哎，老汉还有一把骨头了。”其实我那时才四十五岁，原先体重一百三十几斤，现在瘦得快皮包骨头了。

平安台劳教所有多少亩地我不知道，光第四大队承包的一个果园就占地二十多亩，还养牛、养羊、养猪。粪多得堆成山，活多的简直能累死人。秋天下着大雨，还掰包谷。冬季送肥，实车子跑，空车子跑。法轮功学员都被搡在车撵里，我身体差，跑得慢，头上不知挨了多少拳。有个学员，一顿只给一个馒头一勺菜，跑着跑着，就昏倒滚到路边的水渠里。定西秦剧团的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了，在后面掀车子。他的车子落到队伍后面，值班的从柳树上撅下粗树枝抡起朝老人大腿后面打。这样几天下来，不少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垮了，我站一会就晕倒了。

二零零三年春季，地未完全解冻，就开始挖树苗子。我挖的慢，牢头王刚（天水人）天天打我，一位老乡警察看不下去，把王刚说了一顿，才收敛了。时间不长，我就不能干活了。干活时间一长，就累得肚子疼，拉肚子，他们只好把我送进医院。一直到秋季，他们又把我弄出来迫害。回到第四大队，一看满院子墙上贴着恶毒攻击法轮功的标语。气氛非常紧张。牢头让包夹前半夜把我带到厕所里，头顶着墙，身体跟地面四十五度进行折磨。后半夜带到宿舍，号子里的人两人一组，轮流看着不让睡觉，往天亮站。白天接着干活。

当时关在第四大队的法轮功学员多数比较坚定。转化率比较低。秋季劳教所就派来一名恶警，一天什么也不干，专门想法整法轮功学员。

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一私设的办公室里，抡起右臂用巴掌打我的脸，手打疼了，就夹在腋下休息。等手不疼了，换左手打，打疼了又夹在腋下休息。这样打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把我打的快昏过去了才叫值班的把我带走。

有个名叫萨利害（不准确）的包夹也挺恶，三十几岁。右脚踝处有问题，走路脚尖着地。他踢我时就用这只残疾脚。时间一长，这只脚越来越不行了。整个腿就拖着走。他还不悟。马上过年了，铐过我的那个恶警对我说：本来要把你送到兰州法制中心（洗脑班）去。过年了，没人管了。这时三年劳教期限也到了，他们就通知地方上叫我家人接了回来。度日如年的三年劳教结束了。

回到家里听妻子王国进说：她因参加学员交流会（二零零三年前半年）被“六一零”国安勒索两千五百元。不交钱不放人。父亲无奈，忍痛卖了耕牛交了钱才把人放回来。

（三）

二零零四年，我拖着被迫害过的身体，勉强在县水泥厂工程队打工。

二零零五年，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换人，吴文正调拘留所，贺学峰任国保大队长。贺学峰比吴文正有过之无不及，他一上任，就强迫法轮功学员逐个签字，按手印，态度恶劣。三月份，他先后绑架了十几名法轮功学员。抄家时，把我铐到柱子上，从被子下面搜走了一本我师父的《洪吟》。刑讯逼供，A同修两颗门牙被打掉。对关押的学员洗脑，三人判刑，三人劳教。

（四）

到天水监狱后，迫害的办法还是老一套，不让睡觉、坐板凳、甚至不让上厕所。打骂。我的身体已经经不住这样没完没了的迫害，功能迅速衰退。不能干活了，就连扫地这样的活都不能干了。严重时，说话没有气，嘴皮动，听不见声音。回来时，接我的一位乡干部说：“人不行了，叫我们接人。”

（五）

出狱后，派出所来两个警察骚扰了一次。“奥运”前“六一零”“国保”来过四次。每次我都不在家。

省监狱厅来人“回访”过两次。目的想跟地方上配合，继续迫害我。这些人是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每年都要到各地监狱布置转化任务，检查、验收。他们是这场迫害的安排者。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另外，还有一些情况：

天水监狱可能扣押了我写给省高检的“申诉状”。“申诉状”以大量事实证实大法无辜、大法弟子无辜。要求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五年我在当地看守所被关期间，向平凉市检察院写了一封“申诉状”。跟天水监狱写的一样。通过对“自焚伪案”等假新闻疑点的分析，证实这场迫害完全是建立在造假基础上的。同时以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法是无辜被迫害、大法弟子是无辜的。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此状被看守所扣押，被我发现，我据理力争，他们自觉理亏，就派人送给县检察院。据说县检察院检察长看了此状后明白了真相，说了一句：“这些人不应判刑。”此前法院不让我们辩护，强行诬判、冤判，我和A同修各三年，B同修四年刑。“申诉状”由县检察院交市检察院。市检察院的执法人员不顾事实、执法犯法，昧着良心维持原判。他们没有想想法轮功学员被送进监狱，将要受到没完没了的折磨。就象市劳教委的人没有想想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将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也没有想想给他们的家庭造成经济上、生活上多大的困难、精神上多大的痛苦和压力？

这场迫害真是对人心的一场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