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被收押的法轮功学员，监狱首先是逼迫写所谓的“五书”，逼迫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当然，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自愿放弃自己修心向善的权利、放弃宪法赋予的信仰的权利。监狱为了达到其邪恶的目的，采取了各种非人性的强制措施。

酷刑演示：罚坐小凳子

狱警普遍采取的办法就是让恶劣的刑事犯看管、强制坐小凳子、强迫反复看邪党央视早年编造的污蔑大法的各种谎言；隔离在禁闭室，剥夺睡眠时间，直至连续几天完全不让睡眠。他们会安排两个刑事犯，轮流着时时刻刻地盯着被其看管的法轮功学员，只要稍微一打盹，就被侮辱谩骂、挠痒处。

即使是有人承受不住长期的被剥夺睡眠的煎熬，被迫违心地写了所谓的“五书”，监狱对他们的迫害并没有放松。监狱重用那些杀人犯、贪污犯等重刑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严密看管，并且仍然强制看谎言录像、谈心得，而那些品质低劣的刑事犯却被监狱安排成了讲师，污言秽语滔滔不绝。

有坚决不向邪恶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更严厉的看管处罚。天天被强迫看恶毒的谎言录像，除了睡觉和吃饭时间，几乎都是被强迫腰杆笔直的坐在三十公分高的塑料凳子上，周末也不例外。有的甚至关禁闭室，一关一个月。

有位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问德怀，也被同样对待，老人为了制止他们的犯罪行为，为了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入监不久就不得不绝食抗议，结果是遭到插管灌食的迫害，插入鼻孔的橡胶管也不给拔出。二零二三年一月，问德怀老人被严管，晚上睡觉就睡在地板上。

监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从每一个在押人员身上压榨挣钱。有一个阶段，一边是高强度的劳动，一边是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一个叫王新强的普通刑事犯，曾被判无期徒刑，还有两年多就出狱了，却在这种高压下承受不住，最终上吊自杀了。在此事之前时隔不远，法轮功学员公丕启在残酷迫害中含冤离世。接连两起命案，当时的那个区长王传松也仅仅是被调离，到其它监狱工作而已（这两起事件是发生在二零二一年十月份梁敬达来十一监区之前）。

后来的监区长就是梁敬达了，此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丝毫没有降低。梁敬达，五十多岁，面色黢黑，一脸凶相，他的妻子是山东省女子监狱政委。此人为了更好的往上爬，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他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迫害，但是阴损招数接连不断。梁敬达作为区长经常一个人对在押刑事犯和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开会，公开叫嚣：不打不骂也有的是办法治你们（法轮功学员）。

但并不是真的不打不骂，他们会在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打人，侮辱谩骂是家常便饭。他从别的监区专门挑选了给他当打手的杀人犯王志勇一起来到十一监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王志勇就与另一名涉黑刑事犯一起殴打法轮功学员朱晓东，并剥夺其洗澡的权利。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监狱打新冠疫苗，国家规定明明是自愿接种，有不愿打疫苗的法轮功学员，却在监狱医院被殴打在地，强迫打针。

而给梁敬达出谋划策的则是长期在十一监区服刑的经济犯尹军。可以说，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尹军起到警察起不到的作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很多事情都是尹军在安排。从到入监队接人、安排人员房间、到转化计划、采用的手段，都是尹军一手操办。据说尹军是潍坊临朐人，被判刑前是富华游乐园的老总，即使在监狱里面，也被人称作“尹总”。

二零二二年底，疫情紧张的时候，每个监室的门都被封死，不允许外出打水打饭。可是疫情刚被放开管制，马上就安排各种洗脑迫害。年后，他们让法轮功学员在两个不同的洗脑班轮流接受洗脑。他们的宣讲前后矛盾，却不允许质疑，嘴里说着讨论、探讨，谁提出不同的观点，马上遭到更严厉的迫害。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在押刑事犯中被监狱重用的有：尹军、吴金大、赵刚、徐超、臧传奎、黄蒙地、卢照俊、张少青、孙友达、刘怀良等等。其中吴金大，它利用佛教知识歪曲法轮功，给法轮功学员洗脑迫害，可笑的是，他是被关押在他亲手盖的大楼里（此人是南方人，以前在济南包工程，目前十一监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楼就是他建造起来的，最终也成了他的监牢）。

中共邪党的监狱为了利用这些原本就道德底线很低的人，也是让他们反复看那些污蔑诽谤大法的录像，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为了眼前的一点点利益而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采取监狱希望的各种手段，从而走向罪恶的深渊。而一旦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他们则成为顶罪羊被监狱抛弃。这些人无知地被中共邪党和监狱利用着做恶事，实在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