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后，我意识到可能在我得法前师父就在安排我要走的路了，很多事情事后想想都满神奇的。当然，如今有了这个身份和某些特长，就是为证实法救度众生所用的。

二零二零年夏天，由于两个初中生的不实举报，我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他们从上午一直问讯到下午，我不配合他们，而是劝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可是他们不想放过我。我想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他们对我的迫害，不能被动的让他们为所欲为，那样既会影响我周围众生得救，也会增加这些迫害者的罪业。只要我想离开，师父就一定能帮助我离开。我打定主意后，就找机会离开拘留室回家。

走到大门口时，被他们发现了，十几个警察强行把我拉回拘留室，在我没有任何反抗行为的情况下，就毫无道理的给我上了约束衣。

晚上送我去体检。查出我的肺上有泡。当时正是中共病毒爆发不久，看守所拒收，这样我就回家了，但派出所非法规定对我监视居住半年。

快到半年时，我熬了几个晚上认认真真写了一份撤案申请书交给派出所。他们不收。几天后，他们让我去派出所签什么字。我去一看，是所谓什么起诉告知书。我拒签，并且质问他们：为什么监视居住到期了，你们不撤案反倒要起诉我？他们糊弄我，说什么是不能私自放人，必须通过检察院，要在那边去过一下手续，这些证据，根本不够起诉我的条件。我很天真，还为他们工作便利着想：既然他们没想继续迫害我，只是为了走个形式而已，我也不必太执拗，也就签了字。

不久，检察院打来电话让我和我丈夫一起过去，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我们去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问了我一些情况，在很轻松的氛围下我和他真诚的聊了几句，他也说以前他也办理过法轮功老太太的案子，那些老太太都很善良，还给了他护身符，说保平安。但他又说，“司法要为政治服务”，在西方社会也不例外。言外之意他办理这类案子是出于政治至上的缘故。

就在这时，一个律师朋友打电话来希望我去帮助他的孩子。他孩子躲在家里玩游戏不肯上学。我三番五次去他家帮着开通孩子，慢慢有了效果。他很感激我。我把自己最近的遭遇和他一讲，他当时就说他可以帮我。后来他的确帮我做了许多我不能做的，比如核实卷宗、向证人从新取证等，这对我的案件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律师核实卷宗时发现派出所的“起诉建议书”中的内容严重失实，派出所的年轻警察们歪曲事实，是他们在建议起诉我，却在我面前装作很无辜。我将这些东西汇总后写了一份“对起诉建议书的质疑”，分别交给派出所和检察院。

收到质疑意见书后，派出所的领导有点重视了，那些警察也反过来当着我的面嘲笑那个办案警察胡来还被抓包了。后来我发现那位办案的警察是个辅警，不久便被解雇了。换了另外一个警察接手。

检察院那边，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现在还在为起诉做准备。如果此时作出无条件不予起诉的决定，会成为办案人员的一个硬伤。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让派出所以讹制讹，按照错误的决定继续编造需要的材料圆谎。

律师和我反复找了政法委，当面反映情况。我还两次找了公安局的督办，希望他们能监督侦办人员和检察官是否在依法办案。我还讲出了我这二十来年中所受的迫害和对我造成的损失，还讲了二十年来遭受迫害的本地大法弟子中能引起普遍同情的典型案例，希望他们严肃认真的从新审视这个问题。修炼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国家的敌人，更不是犯罪嫌疑人，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违法的，更是违背人道的。这些“领导”们都若有所思，客客气气的，对我们的遭遇也表示同情，并承诺会提醒下面依法办案。

在几个月的补充侦察后，估计检察官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一些材料，便很硬气的给我打电话，让我本人写一个思想认识（悔过书之类），再让我学校出一个保我的公函。回来得知那个年轻的说我很善良的小检察官后来主动离开了我的案子。

我对女检察官说，法律惩罚的是行为，我不会写什么思想认识的。同时我也力阻学校出什么公函。此时，区政法委、国保头子也到学校找到保卫处的人，把我叫去谈谈。他们一行一个个接着说下去，我没有打断他们。他们说完了，我就把近几个月来辛苦熬夜写出的那些事实真相如水般的倒了出来，从法律、道理、道德三个层面阐述了法轮功为什么不是江泽民违法私自定性的邪教，然后结合当前的局势，让他们不要执法犯法。我讲完了，发现在场的十来个人都被惊住了！我知道是师尊给我的智慧。

此时我校保卫处长带着满意和自豪的神情告诉国保和政法委的官僚：我们培养出来的老师都是教书的好料，有逻辑思辨能力。从此，这位以前总是用一种莫名的恨恨的眼神看我的保卫处长完全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其他在场人员也对我变的尊重了。

过后，我又整理了书面材料和反对学校出公函的理由交给了学校保卫处，让保卫处长提交学校。校领导看到后说我很善良，在这种情况下，还很为学校考虑，决定不出公函了。后来一个看过材料的副校长还对我丈夫说：“原来国家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说法轮功是邪教啊！”

接下来，我向派出所和公安分局申请了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办案人员相关信息，公布针对我的立案依据，穿约束衣上警械的依据，公开国保局长的相关信息和奖惩信息等等，半个月后没有收到回复，我便将我的这段经历详细写出后向区司法局提交了行政复议。司法局立案后排到日程上。这边，我到检察院提交了《检察官办案请依照法律正式渊源》、《请教检察院几个法律问题》，一式三份，分别交给分管的副检察长，主办女检察官和最初接待我的那个年轻的小检察官。我是下班后去的，他们也都下班了。我请门卫转交，这样门卫也能看到。

我独自一人开着车行驶在黑暗的回家路上，泪水忍不住奔涌而下，心想：这么多年来这些人迫害了我们好多可敬的大法弟子，有的甚至失去工作，有的失去家庭，甚至有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家破人亡甚至被灭门，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是在维护对大法虔诚的信仰，就遭受如此残酷的迫害。今天，这些迫害者还执迷不悟，明知这是一群无比善良的人，依然毫不手软。我们不能再让这种罪恶在本地继续下去了！同修中，有的越来越消沉，我们要用行动反迫害，让同修们恢复信心和勇气。虽然我在高校，和当地同修没有多少联系，但我能感觉到同修们还是拧成了一股绳，感觉得到同修们在背后默默关注并发正念支持我的力量。我能在脑海中看到年迈同修的身影和眼神，这些身影和眼神时时让我落泪。

检察官和检察长们收到我的材料后报告了政法委。政法委和单位对我加大且更严重的压力以此逼迫我“转化”。政法委派了一人天天给我打电话、发短信、约谈喝茶，还让省里下来的“专家”对我密集洗脑。学校这边，保卫处、学院书记轮番约我谈话，威逼利诱，什么都来了。目地很明确：要我写所谓“三书”，写就不起诉，不写就起诉，起诉后果是什么什么，说的非常严重。我心如止水，根本不为其所动，相反，我把政法委那位女专员当姐姐，苦口婆心给她讲了许多；省上下来的人给我洗脑，我回家后整理了他们谈话中暴露出的误会和缺口，第二天去给他们一一纠正过来；学院书记兼办公室主任压我时，我拿出公安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文件，让她到网上搜查，她搜后哑口无言了。

说实话，那段时间我承受的压力太大了，家里丈夫及其他亲人也一直在对我施压。而省里去学校的巡视组知道情况后，在全校几百人的干部大会上批评我校领导，质问：到现在教职工中怎么还容有法轮功？！于是学校扣发了我两年全年的绩效，年终考核待定，校纪委还对我立案并向全校宣告，等等。

不久，主办的女检察官到学校来秘密问讯我，被我录了音。第二天我针对她的违法行为做了举报和控告。

几天后，我向检察长申请以案释法，检察长答应了。在释法过程中，他说出了许多违背法律的话，我整理出来后回寄给检察院，并且告诉他们：我将检察长的释法内容寄给了全国人大和高等检察院和高等法院。我的确是将我地检察长的释法内容、本地针对善良百姓的残酷迫害情况、这种迫害对国家的伤害及我对基层执法不公的思考，汇集成文寄给了两高、全国人大、监察委、公安部等，希望他们引起重视。

其实，此时我也已快绝望了：从这些基层办案人员的态度让我知道我完全不能说服他们。我身心疲惫的做着，可他们表现的非常强势，完全不讲道理，有位官员甚至还说：在体制内要想弄死谁，象摁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蚂蚁的反抗有何意义？

但从法上我知道，不变的是表面的东西，人眼看的是人理，会被局限在表面空间，让人感到悲观绝望，但修炼人要穿过这层空间看到另外的空间，真相不是表面的假相能掩盖的。而一切掌握在神的手里。我始终相信并尊重师尊的安排，并且让自己保证丝毫不偏移法。我的疲惫不是为我自己的处境悲观，而是为那些执迷不醒的众生遗憾。或许，我还没尽全力吧？我那样想着。

大概半个月后，法院那边打来电话，让我去领传票。我和丈夫去了。我明确表示不同意走简易程序。

律师打印了完整的一套卷宗。在事务所向我核实证据的过程中，我们居然发现了几乎不可能发现的伪证！转机来得太突然！我们继续深挖，发现了卷宗中有许多矛盾、错误。掌握了这些，我们信心倍增，有了完全的主动权。我由衷感谢师父，一切安排的太巧妙了。

开庭前，法院召集检察院和我及我的律师召开了庭前会议。我们提交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证人出庭申请》、《出版物鉴定申请》、《指纹鉴定申请》等等，并对庭审条件提出了有利于我们充分展示证据的请求。

又过了一天，我心想快庭审了，我得去熟悉程序，在庭审中好充分揭露他们。去时恰好一位老同修在等待开庭。她的丈夫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一蹶一蹶的被法院的人从这个厅换到那个厅，两老相扶艰难的挪动着身子，我看着几乎落泪。后来他们花高价请的北京律师没能来，别无旁人和家人，法庭里坐满了国保的人，社区的人，还有两个医务人员拿着氧气袋坐在后面，那样的阵仗真是如临大敌啊！我要求旁听，被拒绝。国保知道了我是谁，一个电话打到我单位。单位急急火火召唤我回去，幸好我是事先请假的。国保捏造了一些事实，我到学校澄清后将计就计的恳请学校派员参加过两天对我的庭审。果然，学校保卫处副处长、监察处长、检察员等一行几人参加了我的庭审。如果让我平白无故去请还不一定能请动，国保促成了这件好事。

开庭头天，法院说不通知证人出庭，第二天早上，律师应我的要求，找到两位证人，从新拿到了能证明公安机关在造伪证的证据。

开庭时，律师针对卷宗的错误和荒唐提出了十多个质疑，包括伪造关键物证、伪造代理人签名、伪造侦办人员签名、辅警办案、卷宗错乱，矛盾百出等。看得出厅内人人皆惊，而主审法官在上面打着呵欠，检察官低着头随意的翻阅卷宗，根本不当回事。当然他们只是想走个过场，拿着那些漏洞百出的证据意欲加害于我。最后，律师展示了当天早上搜集的证据，法官和检察官一下子来了精神，互相传看鉴定后马上宣布休庭。

接下来，检察官又将卷宗拿走，让公安机关重新去提取了伪证，推翻了律师提取的证词。而且，一封公函交到司法局，意欲构陷律师，说什么律师妨害作证，国安案件不报备等等，律师退却了，中止了和我的合同。

法院这边又通知开庭，我要求阅卷，同时告知他们我的律师是被逼退的。紧接着，我写了解除律师函把原因经过写明，同时强调这是一种严重干预司法的行为，然后再次提交证人出庭的申请，并且给主审法官之上的正庭长写了一封真相信，把我在工作、生活、家庭中的为人及我的信仰呈现出来，真诚的和她交流，同时提醒他们不要被检察院不实的说辞蛊惑，要严格依法办案。提交时我征得同意，将提交过程录像保存。同时，我针对第一次庭审时不通知证人出庭，不依法排非，不依法做鉴定等行为向法院副院长做了举报，也针对检察官的行为向上级检察院做了举报。

学校这边我丈夫也去向领导们汇报了具体情况。因为有正常的监察委和保卫处领导的见证，大家都相信我丈夫讲的，事后，有些领导和老师表示愤怒：“人家是大学教师啊，怎么能那样对待？！”

到开庭当天，迟迟得不到通知，我打电话一问，对方说：不开了。

从事发至今，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针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我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具体过程，然后提交给本市市长、副市长、书记、政法委、监察委、民政局等，希望他们关注本地司法环境，如此荒唐的办案行为势必影响本地百姓的民生、民心及本市人文生态，请他们予以关注。

事后，律师通过司法机关的朋友了解到，这个事情在本地公检法和政府中影响很大！有的部门已经明确表态会处理一些人。

反迫害还在持续中，我不会止步。

感谢公义论坛的同修的无私帮助！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