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队长：“我真的不想抓你！”

L队长是带头绑架我的人。他们从我家中抄走许多东西。在所谓审讯中，我一字未说，对所有的问话保持沉默，也没有签任何字。

后来L在单独见我时说：“我看了你的材料，我非常欣赏你的为人。如果在外面，我们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我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成为朋友啊！”他说：“不行，你是炼法轮功的，我是（中共）党员，如果他们知道我和炼法轮功的是朋友，那就……”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高德佛法，不是什么“邪教”，中共政府公布的十四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大法，对我的绑架是违法的。他不信，我让他上百度搜索。他拿起手机准备搜，想了想又说他回家再搜。

我还给他讲“公务员办案终身负责制”，说他抓我，将来法轮大法平反时，他会受到法律惩罚的。他说：“不是我抓你的，是上面分局某某某叫我抓你的。”我说：“上面让抓的，你有证据吗？即使是上面让抓的，但实际抓我的是你，能说与你没有关系吗？！到时候还得找你问罪。”

隔了一天，他又来见我。近五十岁的大男人了，一见我面就哭丧着说：“我都要哭了。我三十六个小时没吃没喝没睡了，为你的案子我都要崩溃了！我真的不想抓你啊！你说你去发那几份资料干啥？你要不发资料能有这事儿吗？”我说：“我发资料是为广大不明真相的众生好，也不犯法！”

在我被派出所拘押的四、五天中，我能看出他备受心灵的折磨，一方面作为他个人来讲，他不愿意抓我；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不敢对抗上级的指令，而且他的下属很多也是不配合他的工作的。我想，师父正法到今天，许多警察也多少明白了一些大法真相，这些人都不想迫害法轮功。

可能为了弥补他心里的不安，看到我不吃不喝，他便经常自费买蛋糕、牛奶等食物给我，当然我也没吃也没喝他买的。

等我冤狱期满后，我去找他要我的东西，谈话中，我说：“是你带头抓我的！”他颇感委屈，分辩说：“不是我带头抓的你，是谁谁谁，他已经调走了。我只是出面的人。”我说：“你说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我自始至终看到都是你在带头抓我。”

他为自己辩解四次，我都堵住他。最后他看辩不过我，就说：“算了，你说是我就是我吧。”当然是他！

多么可悲啊！虽然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迫害我，还是被动的做了别人的枪手！因此造成的事实是永远也改写不了的。

他默默把东西拿开

是L领着一帮人骗我打开家门的。他们搜了我的家。虽然我记不得那个搜我家的警察的脸，但他的动作我一直记得。

别人要搜时，他拦住说：“让我搜吧。”我看到他从柜中搜出一个透明的塑料盒，盒里有一些未过塑的护身符，他看了看，又不动声色的放回柜中，并没有拿出来。

有一个警察把我的iPad、移动硬盘及MP4（这几样里面都是大法相关的资料）从书桌抽屉中拿出来，放在茶几上，说这些也要收走。我看到他把它们一一转移到茶几下层的隔板上，说这些不用。另一个警察又拿上来，他默默的又把移动硬盘及MP4放回下层隔板，意思是不让收走。后来这些东西也真的没被收走。

他搜查的地方，除了明面上的东西外，其它的大部份没有动。如：一台用坏的笔记本电脑，虽然多年不用了，但里边的东西并没有消掉，而且这台电脑不是做的全盘加密；还有大裁纸刀；大订书机、订书钉等等，都原样未动，家里的东西也基本保持原样，没有搞乱。

看守所人员：“把她给放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被派出所的人拉到A看守所。看守所管接收的人员看了我的资料后，当众训斥办案警察：“疫情期间抓什么法轮功啊？吃饱了撑的？！告诉你们所长把她放了！”

那个办案警察很无奈地说：“不是我们要抓的，是分局让抓的！”看守所的人说：“让你们所长跟分局打电话，说疫情期间不收法轮功，把她放了！”

看守所看了我的资料后说资料不全，挑了许多毛病，拒绝收我。但是派出所连夜整理资料，第二天硬把我投入看守所。

看守所狱警：“你可以炼功，也可以教他们炼功。”

第二天下午我被关入A看守所。大约一个小时后，一个女狱警过来看我，简单聊了几句。我本来要跟她明说：我在这儿每天要炼功。谁知还没等我开口，她就说了一些让我吃惊的话：“你（在这儿）可以炼功，也可以教她们（指其他在押人）炼功，也可以跟她们讲（法轮功），但是你不能强迫她们接受。”我说：“放心吧，我不会强迫她们的！”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背《转法轮》、炼功、发正念，有空跟另外几个在押人讲真相。每天除了规定的睡觉时间外，我几乎从来没有闲过。

外面巡视的小警察也都很善良，有的故意过来跟我聊几句，听我讲几分钟法轮功真相后走开了。看守所不允许他们在一个监室窗口久留。过不大会儿，又过来跟我聊几句，值一个班他要反复过来好多次。有的看我每天不是打坐，就是在那儿背法，总会好心的问我一句：“大姐，你累不累啊？休息一下吧。”在那儿，许多小警察都叫我“大姐”。

后来我被转到B看守所，这里的一个小警察也转了过去，我当时不知道。第二天，我在监室里，他从门口巡视时看到我，就当着所有在押人的面叫我“大姐”，跟我打招呼，并和我聊天。他离开后，其他在押人很惊讶，问：“他叫你大姐？你们以前认识啊？”我说不认识，是关进来后认识的。

我知道，不管邪恶怎么迫害法轮功，人们心里却是明白是非的。

狱警对他的领导说：“她人很好！”

我在B看守所过了几天。有一个男狱警巡视时，看到监室门口贴的在押人员的简况、案由等，就专门叫我过去跟我聊了一会儿。他说，他很不忍心看我在这儿。他说，法轮功学员如果不放弃信仰的话，判刑是很重的，他亲眼看到有博士、硕士大法弟子被判刑五年、八年的，他感到很惋惜。他说：“如果你能放弃，我保证你能很快出去，你愿意不愿意？”我说我不会放弃。他表示“太遗憾了”。

第二天，他拉个椅子坐在监室门口，说要跟我聊天。他试图转变我，问了我许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我一一解答，并跟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等。当天聊了半个多小时后他走了。过了一天，他又过来跟我聊，聊了大半个小时后，他搬起椅子走了，说：“不能再跟你聊了，再聊我都要炼法轮功了！”

我一开始在这个看守所炼功的时候，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包括所领导，说让我不要对着摄像头做大幅度的动作，说他们的摄像头直接连到公安部，如果被“上面”发现有人炼法轮功，他们就要写检查。说请我为他们考虑考虑。于是炼功我就以打坐为主。

过了一天，那个狱警过来，指着挨着门口的铺位说：“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既然这么喜欢打坐，那你就坐这儿吧，想什么时候打坐，就什么时候打坐。”后来，他们一个领导来巡视，他陪同。到关我的监室门口时，他指着我跟他的领导说：“这个是某某某，炼法轮功的，她人很好的！”

狱警：“你只要问心无愧就好！”

我和另外几个大法弟子又被关在C看守所。这是一个关重刑犯的地方，以前从来没有关押过大法弟子。所以对于我们的到来，这些狱警都有些好奇。

有一天，一个狱警找我，说他们领导让她跟我聊聊，了解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很善良、斯文又很有主见的人。

在随后的大约一个月中，她先后找我聊了四次，每次都聊大约两个小时，甚至更久。从我为什么炼法轮功，到法轮功是什么，我之前所经历的种种迫害，及我的教育、家庭背景都问了。每次跟我聊，她都不舍得停止，就想一直聊下去，几次都是她的同事等的急了，催她说下班吃饭了，让她赶紧把我送回监室。她还说：“我特别喜欢跟某某（我）聊。”又聊几分钟后才把我送回监室。

她一直很善待我，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关心、照顾我。期间我们监室被打散从新调仓时，大多数在押人都愿意去她管的仓。但最后，她只把我和另一个有信仰的人调到她管的仓。

在我被调進去不久，仓里的“大姐大”和她谈话后回来跟我说：“她（那个狱警）对你可真好，她跟我聊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一直都在说你。她说你人很好，很单纯、很善良，她很喜欢你。她让我多照顾你，不要让别人欺负你。”其实即使她不特意交待，这个“大姐大”对我也非常好。

这个“大姐大”虽是因贩毒被判死刑，但内心还是很善良的。在生活上，她给了我许许多多别人没有给的帮助，我很感谢她，也发自内心的称她为“姐姐”。

每次官派律师来见我，她都很惦记。我一回监室，只要她在值班，就第一时间来找我，了解案情。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律师，律师说，如果我坚持“无罪辩护”、不认罪的话，可能要判三年半到四年的刑期；如果我认罪认罚，可能是两年半到三年。当然我不会妥协。但心里还是有负担的，我担心年迈的父母受不了，怕给大法造成不好的负面影响。

她感受到了我的心结，就说了一句：“某某，如果你觉的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话，就去做，你只要问心无愧就好！”“问心无愧”四个字一下使我轻松了许多，我说：“对的，就是这样的，问心无愧！”

不管什么结果，都无所谓，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好！即使被判重刑，也不是我的错，是邪党太邪恶了。我没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这一点，所有接触过我的人，都非常清楚。

狱警给大法弟子提供方便

在D看守所时，我有幸和一个年轻同修在一起。这个同修是个很开朗、乐观的人，天生喜感，非常讨人喜欢。加上她说话极其幽默、风趣，又经常给监舍里的人讲课，讲做人的道理，讲《弟子规》等，全室的人都喜欢她，连狱警也非常喜欢她。

这位年轻同修的丈夫也被关在同一个看守所。她丈夫做的也非常好。按规定他们夫妻之间是不允许联系的，但那些狱警却经常帮他俩传个信儿，让彼此知道对方的一些情况。

这位年轻同修写了她和她丈夫因修炼而相识、相恋到结婚的经历，很长的一个故事，写好传给监室的人看。大家看完后，她又给主管狱警看。主管狱警看完后，她又请主管狱警传给她丈夫的主管狱警看，都传看了，最后就传给她丈夫。很多人看了，都说写的很好。

年轻同修和她丈夫同一天释放。在他们被释放的前几天我得知，因为疫情，家人带的衣物不能被送進看守所。这个监舍的狱警就自费买了高档内衣，洗干净后带到监室给了这位年轻同修，让她出所那天穿上，并特意交待说：“已经用手洗过了，是干净的。”这个狱警还送巧克力、糖、饼干等东西给同修吃。

在年轻同修出所的前几天，这位狱警找机会把同修和她丈夫带到一起，让他们当面聊聊与出所有关的事项。她还为同修和她丈夫申请了两套全新的运动套装，让他们出所时穿。在同修出所的当天，她跑了几个监室找到两个又大又圆的红苹果（当时疫情，物资奇缺），让同修和她丈夫出所时一人拿一个，说图个吉利。

据那天在外面被提审的其他在押人回来说，看到同修和她丈夫穿着新的运动套装，象情侣装一样，又漂亮、又精神。

狱警自始至终称我“老师”

由于我在监室经常给其他在押人讲课，教她们英语，给她们讲历史故事、传统的做人道理等等，那些在押人员都非常喜欢听，她们都叫我“老师”。在她们写给所里的思想汇报中，经常会有人说，很感激我教给她们做人的道理等等。每次狱警找她们谈话，她们都会非常正面的评价我。所以，有一个主管狱警也一直称我为“老师”。

在我被释放回家的前几天，这个主管狱警亲自到监室，主持了一个欢送会，并说：“某老师要回家了，我们请她送几句话给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要说的，也趁这个机会讲一讲。”场面感人。

我前后换了多个看守所，关过十几个监室，陆续送走的人员有几十个，而由狱警亲自出面主持欢送会，还是第一次。我知道通过二十多年与大法弟子接触，她们心里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法轮大法是好的。

后记

回家后，我跟同事、同学们联系，知道了许多感人的事情：

当我被抓时，公司领导曾想去探视我，帮我请个律师什么的，当知道必须有家人出面才能请律师，外人不能代行时，他们才放弃。半年后，公司领导知道我的通讯地址后，又委托人事部以公司的名义给我写信，信中特别说，如果我需要任何帮助，可以随时给他们写信。

在我回来的当天，公司助总接到我的电话后，除了问我的情况，还特别问我是否需要帮助，缺不缺钱，如果缺钱，他可以先援助我一些。他还帮我介绍去他同学投资的一家公司工作。虽然由于另一个投资人担心我修炼法轮大法，会影响到他独资的私人公司与国企合作的业务，从而导致这份工作最终泡汤，但助总及他同学对大法弟子的善意，却是实实在在的。

还听说我的前任老总知道我被关押后，也是多方打听我的情况，基本每次和前同事见面或聚会，他都会提起我，语气中满是同情和惋惜。同事说，他非常欣赏我这个大法弟子的人品和工作能力。得知我回来后暂时住在另一城市，他安排他的助理联系了之前关系好的几个同事，准备找时间一起开车去看我、请我吃饭。后来当得知我已经回到了原城市，又立即安排在我家附近的高档饭店包间，破费四千多元请我吃饭。让我感动不已。

其他的同事也是，听到我回来，一拨一拨地安排请我吃饭。我跟他们报“平安归来”时，他们接到电话，常常一聊就是大半个小时都不肯挂电话。

种种盛情使我感动。人，真的是变了。

同学也很正义。有的同学听说我出事后多方打听，尝试找关系帮我疏通，并多次与我家人联系，要我家人给我请律师、去看我等等；也有的同学给我存生活费，并经常写信给我，虽然写的都是家常话，但对牢狱中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温暖。

有的同学听说我出来后还经常被骚扰，就从法律角度跟我讲要如何对付他们，等等，种种事情，不胜枚举。

在牢狱的日子里，虽然客观条件很苦，但我内心并没有觉的苦。相反，在那种环境中，我看到人心善良的一面，从狱警到普通人都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明白了！或许，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但最起码，他们认识到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好人，是无辜遭受迫害的。从这一点看，中共的迫害，只不过是让民众更深的看清了它的邪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