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前一天晚上，我听说天津发生了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事。第二天早上，我乘公交车去府右街。因为家离市区较远，我中途换乘了三趟车，在西单北大街下车后，步行穿过灵境胡同，到达府右街已经九点多了。

我站在胡同东口，看到府右街西侧这边的人行道上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了，南北两个方向都是人，一眼望不到头。我看了看马路对面，那边人行道上空空的，没什么人，高高的红墙，墙内就是中南海。一处有士兵把守的大门，旁边墙上挂着白底黑字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我知道，来这里的人和我一样，都是依法来上访的。大家相信政府，想告诉政府，天津抓人是不对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自己是受益者，希望国家能支持。

我想找到自己认识的学员，想先往南找，再往北找，就沿人行道往南朝长安街方向走，边走边找。人行道紧靠马路边的马路牙子上站着一排学员，他们面朝马路，肩并肩，一个挨一个整齐地站着，有的人手捧着书在看。他们身后的人行道上留出一条不宽的过道，南北畅通，我就沿着这条过道往南走。过道另一边的地上坐满了人，中青年人居多，还有身穿军装的军人。每个人都是那么坦诚、祥和。人们席地而坐，静静的，没有声响，没有焦躁，更没有什么标语口号。

我默默地行走在他们中间，被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一种高尚的精神氛围所笼罩，眼前的一切浸透着、洗涤着我的心灵，泪水充盈着我的双眼。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怨无悔、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博大胸怀，一种隐忍、自律而无所畏惧的气概，那是一种唯有身在其中才能体悟到，然而又难以准确表达的感受，刻骨铭心。

途中，我看见两名执勤的警察。他俩靠墙根儿站着，一边抽烟一边闲聊，无所事事。法轮功学员如果真是“围攻中南海”，执勤的警察能这么悠闲自在吗？

过道边站着一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我经过他身旁时，他看着我，轻声说了一句：“是大法弟子吗？”我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要是现在，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是大法弟子。”可是当年那个时候，大家互相之间大多还习惯称呼“功友”、“学员”。我不知怎么回答，也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只好低头不语，与他擦肩而过。后来想起这事，觉得真是太不应该了，他也许只是为了维护秩序等等要提醒我什么。实际上，当时的我确实懵懵懂懂的，真的还没搞清自己是不是大法弟子。在对师对法坚定不移的信念支撑下，从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中走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大法弟子”，这个称号有多么殊胜，份量有多重，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和行为能够配得上这个称号。

走到府右街尽头，连接长安街的地方有一片空地，这里也坐满了人，有人在看书，有人在靠边的位置上炼功。长安街往西去的人行道上也有一些人。我终于在人群中看到了我们炼功点的辅导员和几个学员，大家见我来了都很高兴，我走过去和大家坐在了一起。时间一点点过去，知道已有代表進入中南海表达诉求了，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结果。时而有车靠近路边缓缓驶过，好像在拍照或录像，还有的车播放着什么“政府对炼功群众不什么不什么，请尽快散去”，等等。学员们没有理睬，始终如一原地不动。还曾有人过来散发什么“通告”之类的东西，引起一点小小的波动。这时，离我们不远处一位知识女性模样的学员站起身来，面对大家，手里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守住心性”。大家很快平静如初。

我看到，两个年轻的女学员慢慢地在人群中绕行，她们手里拿着塑料袋在收集大家要扔的垃圾。其实学员中间也没有什么垃圾，周围环境一直都保持得很好。后来听说，她们把警察扔在地上的烟头都捡起来收走了。我们旁边端坐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衣着朴素，红扑扑的脸颊，清澈明亮的眼睛，没有任何修饰，浑然天成。她盘着腿静静地看书，偶尔抬起头来，不言不语。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有在法轮功这片净土中才能见到这样清纯的女孩儿。

到了下午四点多钟，还没有听到上访的進展情况，因为还有其它事要办，我想先行离开。辅导员也惦记炼功点没来的那些学员，他们还得按时炼功，就委托我回去后招呼大家炼功，于是我就乘车往回返。回去后，我到辅导员家提起录音机直奔炼功点，已经有学员在那等候了。我简要说明了情况，就打开录音机和大家一起炼了功。

后来得知，在政府答应释放天津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不干涉群众炼功之后，府右街上的学员们静静地散去，和平理性的万人大上访随即结束。

然而，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们没有想到，一场空前绝后的对善良的主流社会民众的大规模残酷迫害正在暗中紧锣密鼓地推进，山雨欲来。当晚，单位打来电话问：“你今天出门了没有？什么时候回来的？”等等。随后的二十四年直至今天，邪恶的迫害从未停止，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讲真相、反迫害也从未停止。

（责任编辑：文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