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大致经过如下：

开始两位同修想避开，到外地躲一下，住房都找好了。A同修告诉两位同修，躲不如控告派出所相关参与迫害的人，制止警察犯罪，也是慈悲挽救他们。A同修提到近期与同修配合，在公义论坛法律专家的帮助下，积极主动营救同修，大大减轻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同修没有被非法关押。我们越是占据主动、及时通过法律的方式反迫害，包括主动控告恶人，能及时制止迫害，不让警察進一步犯罪，也是慈悲于警察。两位同修明白了。

A同修问两位同修：1）敢不敢面对派出所？同修回答说：敢！2）敢不敢面对检察院？同修回答说：敢！3）敢不敢面对督察？ 同修回答说：敢！于是，两位同修决定控告参与迫害的派出所警察。

二零二二年十月中旬，两位同修到区检察院递交控告信，检察院的人说，不归检察院管。同修问，该谁管？他们说找纪委、督察。于是，同修把控告信递交区纪委、监委和区督察大队。

二零二二年十月底，一天下午，两位同修夫妇还在路上行走，就接到儿子的电话，说是派出所给他通过电话，说同修是逃犯。当两位同修回到小区门口时，看见停了两辆警车。当两位同修再次去区检察院递交《控告状》时，检察院的一位女士，拿出一沓资料让签字：上面写的是“犯罪嫌疑人某某某”，同修不签字。两位同修以咨询的方式给检察院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在此，我们向你们检察院人员咨询几个问题：

一、我儿子说我是逃犯，是因为接到派出所警察的电话。这说明警察先将我们定为犯人，再找我们的犯罪证据。我们是守法、合法的公民，怎么是犯罪嫌疑人呢？请给出法律条款。

二、警察找到我们的所谓犯罪证据，莫非是他们非法入室抢走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护身符。请问，真善忍有啥不对？

三、检察院要我们签字承认是“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说，检察院受理了派出所的材料。那么，我们的《控告状》在十月十七日送给区纪委、监委和区督察大队，派出所的材料是十月二十九日送达的。我们控告在先，你们不受理，是直接违犯《刑事诉讼法》第110条。中国的法律在办案这些人手中就是两样吗？

四、警察说我们是反党，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犯法，但是我们反党。在中国是党执政，给警察撑腰，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整我们，他们的权大于法。我那天问派出所的警察，请你们直接拿出修炼法轮功犯罪的法律条款来。谁能拿出来给我们？

如果照这样推理，就等于是警察承认党在违法。如果这种说辞成立，那么，就等于警察告诉我们党是非法的。因为党是非法的，所以警察自己也敢胡作非为。那么警察做出的“犯罪嫌疑人”的材料可信不？是否具有现行法律效力？

五、为了维护人间的道德，为了维护法律的神圣。我们打算一走到底，层层上告。我们早就知道，在这权大于法的时候，官官相卫，谁还在乎我们老百姓呢？但是，作为应付我们，从表面上办案人员还得留下档案，这档案在今后又是什么？

六、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这些档案记载就是办案人员的污点。当年的刘汉集团（黑社会团伙）谁能动？当周永康倒台时，所有档案都被翻出来了，李成云（注：前任市委书记，周永康的马仔）等人就是这样被卷進去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层层上告在将来还是有作用的。希望所有办案人员能及时明白这一点。

后来，当同修第二次向检察院递交控告信时，把《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必须受理的法律条款）附在控告信的后面。

当派出所在向检察院递交构陷同修的材料时，检察院的人说，人家已经告你们了，你们之间协商解决吧。

派出所警察多次打电话给同修，让同修去派出所。同修到了派出所后，其中一名警察态度恶劣，女同修正告他：“搞清楚，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另外一名警察态度也很凶，男同修对他说：“你当警察连法律都不懂，凶什么凶？！”警察一下就蔫下来了。其中一名警察上前说：“我们不告你们，你们也不告我们。你们该上街的上街，该买菜的买菜。”

之后，派出所不骚扰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