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女儿又在网上搜索，找到一位明真相的律师，可是非法判决书已经下来了，上诉改变非法判决很困难。这位律师说，退一万步讲，写了“三书”是应该作为减轻量刑的一个因素的，但是前面的那位律师连这点都没有向法庭提交，太荒谬了。

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中间过程没有同修参与，没有同修接近刘秀云的家属，引导家属。更没有去确认辩护律师对大法的认识，给律师讲真相或者提供修炼法轮功合法无罪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希望人们明真相、得救度，可是在这么重要的事上却忽视了讲真相救人。花了那么多钱，不仅没让律师起到正面作用，相反，带着对大法的误解不敬，对大法犯罪，相关联的公检法人员也是一样。

以前有同修力劝我一起跟着营救同修，我也很抵触和纠结过。因为自己一天给几个人讲了真相、或者发多少真相资料能看到真实的数量，心里很充实、满意。可是在营救同修的路上，象跋涉千山万山一样，要提前搜索很多路线，要跑很远，到处周转；要想办法接触家属，接触律师，找到参与案件的公检法人员的信息。这些都不容易，每一处都有一定的障碍、阻挠。

要突破它，就得先突破自我，不突破自我，案子就会水水汤汤的走下去。如果抱着对法的责任心，就得下很大的力气，非巨斧劈山的力度不可，对自我的要求要高。所以，营救同修不如自己直接讲真相或者发真相资料来的容易掌控，来的熟悉。而营救同修往往是费半天力，看不到成效，很多时间是空手而归的感觉。

但是碍于同修的一再坚持，还有对狱中同修的牵挂，我就下大力度做下去了。这对我来说真是迎难而上、勇攀崖顶。过程中，我受到师父的鼓励，在困惑中达到了柳暗花明，出现了很多以点带面扭转乾坤的例子，很神奇。

许多同修未修炼的家属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有的家属赞叹：“你们真无私啊！这么大风险还来了！”有的说：“你们真是活菩萨！你们都这么上心，我们做家属的能不管吗？”有一位同修的丈夫，按照我们给他写的稿子，再结合他本人的口气，给法官打了近十分钟真相电话，很成功。他特别自豪，说：“做和不做真不一样啊！你看，这一片做下来，整个一片就不一样了，直接是公检法他们这些人改变了。”还说：“我们当地的这些学员这些年都没做过。”

营救同修就是这样，看着是一个个体的案子，但牵扯的人员多。一步一步做下来，改变的是整个一片公检法人员对大法的认识，当然改变的认识成度也许不同，但做和不做真的不一样。有的地区明显降低了迫害的成度，几年时间或者更长时间迫害形势降低下来。到所谓的敏感日，警察敲门提醒，说：“别开门了，走啦！”有的地区表现出对大法弟子的尊敬，羡慕大法弟子的素质。

我在师父的加持下，过程中可喜的例子很多。这里举一个和刘秀云同修情况差不多的例子。

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位同修失联了，几次写信没有回复。他是一位很有信用的同修，我们觉的极大可能是出事了。可是到哪儿找他的家属和他的住址？这象大海捞针一样。但是我们一位一位同修的问下去，寻找线索。最后得知他住一位同修的房子。根据依稀线索寻到房东，知道这位同修有个姐姐在某市场，很远。

我们费了好大劲找到同修的姐姐，她已经找了律师，答应回头给我们律师的电话，但是没给。每次再跟她联系，她都不接电话，这说明同修姐姐还是有顾虑。我们就再去，当面从各个方面交谈，打开她的心结。炎热的夏季，一位女同修的汗水把头发都湿透了。当得知我的孩子正在高考时，同修的姐姐动心了。我们告诉她：“不要担心，我们来就是往好的方面努力的，怎么可能会越做越差呢！”

见律师之前，我们打印了修炼法轮功无罪合法的证明，还打印了一些著名律师的无罪辩护词，还放了真相视频在U盘里。

见到律师后，我们问他案子怎么样了？律师说：“他得认罪，这样争取轻判。他还是累犯。”我脑袋懵了一下，问律师：“您去会见时，对他说这点了吗？”律师先没吭声，后又说同修已同意做有罪辩护。我说：“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如果承认有罪了，怎么可能轻判呢？”

这位三十多岁已经做了主任的律师，听了我的话非常气恼，觉的简直是天方夜谭，天底下还有说法轮功是无罪的？他快步的来回走，气的脸色涨的红紫，说：“你要知道你在跟谁说话。我是律师，还用你教吗！”关于有罪无罪，他一句都不想和我们探讨。

律师说：“你们是不是他的家属？要是的话，你们应该阻止他，家里放这么多这种东西干嘛？！他已经被判过刑。你们怎么不管他呢？这次他就是认罪的话，最少也要判三年半。”

感恩师尊的加持，面对这些我们虽然担心，但还是平静的坐着，寻找机会说话：“也有很多律师做无罪辩护呢，冒着风险。”他说：“要是有的话，我给你倒贴五万块！”我说：“我给您带来了，这是他们的辩护词，是知名的人权律师，都做的无罪辩护。”我把带来的材料放桌上，血气方刚的律师还是一副难以接受的架势。年轻女同修说：“要是承认有罪的话，我们自己说就行了，干嘛还请律师呢？”

我也明白，关于承认有罪这点，律师一定对里面的同修施压了，但没有得到同修的肯定，所以律师才会这样。多亏我们来了，否则里面的同修得面临多大的压力。会见时间只有那么一点，被非法关押中的同修怎么有时间阐明真相呢？而且是家属拿五万块钱请的，如果直接拒绝，这钱就白扔了。

我缓和的对律师说：“您看您三十多岁就做了律所主任，年轻有为，您做好这个案子以后，一定会大有作为的。这篇无罪辩护词是东南大学的张教授写的，法律学修养很深厚。我们也都学过法律，对法律也有一定认识，所以别把我们当成法盲，有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慢慢说，不着急。这位妹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律师听進去了。年轻女同修说：“如果是无罪的话，判多少次都是冤案，不是累犯。”这句话说到了要害。律师冷静下来了。

临行前，我们对律师说相信他的阅读能力，看这些材料对他不是问题，看看里面说的，就知道孰对孰错了。听着我们说的有道理，家属这时完全站在了我们这边，几次背后商量要换了这个律师，主要是担心我们的安全，说浪费五万就浪费吧。很感谢家属为我们着想，斟酌再三，我们决定给这个律师机会，我们不能轻言放弃，我们要给律师站在法庭上的机会，给这个生命崭新的一篇。

几个月后开庭了，中间也有断断续续的沟通信息。果然，律师正气的站在法庭上，坚定的做了无罪辩护。判决结果下来，减少了一年半。律师非常高兴，紧着联系我们。这种喜悦不是因为一个案子，是生命久远的等待！

这两年，北京连续大规模绑架迫害大法弟子。连年的瘟疫没有使他们清醒，迫害者执迷不悟，走上一条不归路。这种情况下，北京一定范围内的同修否定营救，说是“保存有生力量”，“为了一个人……”（意思是耽误其它事，冒险），还说“有师父呢”等，放弃营救同修。

这些想法把自我的能力局限了，怎么成了防卫了呢？作为正的因素，应该主动清除邪恶的因素，只有清除了它，才是真正的安全。营救同修是清除本地区邪恶的过程，对办案人员、同修家属、律师的一句话、一个电话、一个见面，都在给予他们正的内涵，清除背后的邪恶因素。每落实到一个点上，就清除了一个点的邪恶。

虽然营救的表面针对的是一个人，但却关联的是整个公检法司链条，还有同修的家人及律师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是一个很大的人群。比如接触到的是一个助理，那这个助理就有他的主管，主管上面有更大的领导，这些人都在转达信息。还有律师，他一个人的转变能改变整个律师事务所的态度。更有同修的家人，每到过节都要面对亲友的盘问，同修家人一句正念的话，能解开多少人的认识。所以，我们同修虽然忙着往前跑救人，可也不要丢失后方。

有的同修说：“反正（他们）法理都明白了……”意思是还能做什么。我们知道，在布满邪恶的环境下，一个同修面临的压力很大，人心执著就会出来，就可能糊涂做出不该做的事，这是最痛心的事。如果我们给狱中同修带去希望和正念，他们就会恢复正念。虽然吃苦，但也要正念正行。

我接触过几个同修，在看守所写了“决裂书”后，因为见到同修给聘请的律师，或者家属会见时给其带去问候的话，从而在里面写了声明，抹去了污点。这是我们身为大法弟子该做的本份。如果通过营救，减轻了对同修的迫害，同修回来了，溶入到正法的洪流中，那会减少多少损失？又救度了多少人？相反，如果没有人管，同修回来的路会多么漫长！

还有的同修说：“很忙，没有时间。”是的，精進的同修确实都忙，但我们要分配一些时间给身边被绑架的同修，不要留空子给邪恶。其实，营救同修不是天天都去，关键的那么几次就打下基础了。每个阶段都有时间限制，一旦错过就失去了时机。营救也不是一、两个有“能力”的人来做，大家都要伸把手，都力所能及的做点，就是有作用的。

北京这两年一直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行为当作“工作”来交差，实行大规模绑架。疫情如此严重还执迷不悟，有的区的公检法人员一点明真相的迹象都没有，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残酷，害人害己。

有同修在发正念，可是解体邪恶不只是坐在家里发正念，是真的让公检法人员明白法轮功是好的，通过明真相的方式真正解体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让他们不执行或者用各种方式抵制执行迫害，选择正义。希望北京的同修能突破层层封锁，给他们明白真相的机会，善待他们。

象刘秀云同修这样的事例，北京目前还有。是我们没做好，才造成如此损失。写出此文，是希望我们把营救同修的事担在肩上。

个人交流，层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