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劳教所里销毁诬陷标语

二零零二年腊月二十三小年的前一天，我们提前做了很多小花，带了很多真相条幅、真相资料，把大兜子装的满满的，裤腰带里面也别满了卷好的条幅。我们要大面积的挂真相条幅，发放真相资料。

我们挂到我们辖区派出所的门前时，被人诬告，我和一位同修被绑架了。当时我俩就被送去看守所，因为检查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派出所警察扔下我们就走了。看守所的人打电话，要求办案单位领我们去医院检查，他们不来。看守所又找了市公安局，他们才过来。

我不去医院，他们两个人拽我的胳膊，两个人拽我的脚，拖我去检查身体。医院的大夫检查完了，说：“太重了，住院吧。”他们把我弄到外边，不让我听他们说话。他们找熟人，拉关系，写了一个假诊断书。回来后，他们告诉看守所说我没事。我说：“他们找人做的假诊断。”但是没人听我的，我被非法送入看守所。

五月份，我被非法送到劳教所。劳教所大夫给我体检后，拒收，让把我拉回去。片警和一个女警察为了领功请赏，非要把我送進去。女警察说：“我带了两块（手机）电池，都打没电了。”她亲戚在劳教所工作，劳教所的大夫下班回家了，路灯都亮了，他们还继续打电话想把我塞進去。结果没办成，最后只好把我拉回派出所。

我下车，看到派出所的人都在门口站着，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一个警察说：“你好了不起，市局的领导都来了。”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三个人把我围堵在墙角，还用桌子挡着，其他人去研究对策。

一会儿来了一个领导模样的人，他问我：“你能不能不炼了？你要不炼，就让你回家。”我回答：“不能，我也没犯法，为什么送我去劳教？我是炼法轮功身体才好的。我们按真、善、忍修炼，不好吗？我不明白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你们是咋想的？非要这样对待我们。”一个警察在旁嘲讽我说：“你跟她说别的，她不吱声，要说起法轮功，她可有说的。”他们研究到很晚。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送我去劳教所。我提出要回家看一眼我父亲，因为父亲整天为我担忧，身体不好。派出所所长同意了，片警不让，我没能看上父亲一眼。后来父亲去世了，我儿子和我大侄子拿着我父亲的死亡证明去劳教所，要求让我回家瞅一眼。劳教所答复：“你妈最顽固了。”当时我所在的九中队是严管队。

一次我被调到一个监室里，我们四个人一屋，我的床靠的墙上贴着诬蔑大法、诬蔑师父的话。我问这屋的同修：“这是谁写的？”她说是为了对付一个同修，她们就写这个贴在这儿了。我心想：“决不能让诬蔑大法、诬蔑师父的文字在这里存在，毒害众生。师父是被冤枉的，大法是被冤枉的。”

午睡时，等屋里的三个人睡着了，我就把把它撕下来扔到了地上。我又一想，不对，她们看见了，不还得贴上吗？于是我捡起来叠好，装在衣服兜里。上厕所时，我处理掉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弟子。

第二天，一个队长来问：“是谁把墙上的那些字撕掉的？”当时我正在同修床上坐着，我毫不犹豫的说：“是我撕掉的。”她说：“谁叫你撕掉的？”我笑着说：“没人让我撕啊。”她说：“你撕掉它干啥？”我又笑着说：“在那摆着干啥？多不好。”她说：“这么长时间没人敢动，你来就给撕掉了，你胆子真大，把它贴上！”我说：“扔了。”她说：“扔哪去了？”我说：“没有了，是昨天扔掉的。”我一直温和的跟她对话，她一下就蔫了，气急败坏的说了一句：“看一会儿咋收拾你！”她就走了。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谁也没收拾我，我维护了大法。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引导着我、启悟着我。

二、照片洗出来了，没有我的

劳教所给大法弟子照像，然后戴在胸前的标签上。当叫到我时，我说我不照。警察说：“你咋那么特殊呢？都得照。”说着，过来两个刑事犯人，把我拽起就走。

到警察办公室后，把我推到墙角，两个人按着我。当时我想：“照不上。”就这一念，真的没照上。过一段时间，照片洗出来了，没有我的。我悟到了，弟子念正了，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

三、“我犯什么法了？”

二零零二年的一天，劳教所里来了一帮人，是市公安局的。劳教所警察把我叫出来，要我和他们去办公室。里面有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坐了七、八个人。我一進屋，一眼就看见有一个男人手把着录像机，对着门口。他们叫我坐在两个彪形大汉中间，我把脸扭到一边，侧脸对着录像机。

一个年纪大的人问我：“你叫某某，是吗？”我说：“是。”他问：“你去过北京，是吗？”我说：“是。”他说：“国家不让炼，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就因为不让炼，我才去北京的。我以为中央领导不了解法轮功，去跟他们反映真实情况，说说我们的心里话。去北京之前，我看了中国的法律，其中有一条：公民有上访的权利，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我在履行公民的权利。可是到了北京就抓我们，根本没有说话的地方，哪还有公民的权利？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他说：“你签个字吧。”我说：“不签。”身边的两个人就上来了，一人掰我一只手。我当时被他们迫害的血压有时低的只有四十至六十，有时三十至五十的，劳教所有记录。我瘦的皮包骨，也就六、七十斤。

我一下子站起来，攥着拳头挣脱，他们没有掰开我的手。我说：“我不就炼法轮功吗？我犯什么法了，你们这样对待我？按真、善、忍做好人不对吗？身体健康不好吗？”是师父给我这强大的力量。这时那个年纪大的人一摆手，意思不要掰了。

在师父的保护下，弟子又闯过了这一关。

四、劳教所警察的改变

1、再没听到她打大法弟子

一天，劳教所的警察队长让一个同修坐小凳子，同修不坐，她们打她两个耳光。我当时就躺在床上哭了。警察一看我躺在床上哭了，没有再打她，就出去了。

下午，这个警察来问我：“某老太太，我打她，你怎么哭了？”我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怎么了？就因为你是警察，你就可以随便打人，伤害无辜吗？”她说：“我叫她坐小凳，她不坐。”我说：“坐小凳是一种体罚，你是知道的，你坐坐试试。大法弟子都是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做人，你这样对待大法弟子对你不好。你还年轻，一时冲动，受人指使不明对与错，我可以理解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我又小声对她说：“你就上你的班，挣你的钱，不要再打大法弟子。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你把你摆在哪去了？这是法轮佛法修炼啊！我看你还有善念，我才跟你说这个。老人不有这样一句话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班，你会有好的未来，别再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对你好，你明白吗？”她连连点头，笑着走了。

写到这，我又禁不住掉下了眼泪，我为众生明白真相而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她拿一个玉米来了。一進屋就说：“某老太太，你嫌弃不嫌弃我？我从家带来一棒玉米，刚咬了一口，一下想起你了，你嫌弃我吗？”我说：“不嫌弃，我还得谢谢你呢！你要不想起我，我在这哪能吃到玉米呀？”她乐呵呵的给我了。以后再没听到她打大法弟子。

2、大法弟子必须正不正的环境

一天，我们整点发正念，一个警察進屋就在我后背拍打了两下。我问她：“为什么打人？”她说：“就拍了两下。”我问：“为什么呢？”她说：“你干什么呢？”我说：“在坐着呢。”

因为她们发现我们一到整点就谁也不说话，静静的坐着，就挨个捣乱。我一是拖住她，不让她到别的屋干扰，二是制止她随便打人。我就这样拖着她，她就没到别的屋。

我公开绝食三天，这个警察有些毛了。别的警察问我：“为什么绝食？”我说：“某某无故打我。”第三天，她跟我道了歉，我就开始吃饭了。从此环境好多了，她也不那样了。

一天，她给我一个大柿子，我说：“我不要！”她说：“不打不成交，别客气。”我说：“我希望你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好。”她说：“行，行，行，收下吧。”我说：“好吧。”以后我们发正念，她到门口瞅一眼就走，不進屋捣乱了。

3、“要不，到你这聊一会儿”

有个同修说：“要不，让教导员晚上到你这聊一会儿，她好象睡不着觉。”真是这样的。刑事犯也跟我说：“我们一看见教导员，腿肚子都哆嗦。”后来劳教所把四、五个屋子的墙壁打开，改成了大铺，把我安排在最里头的墙角。每到教导员值班，特别是禽流感时，睡前她都来我这儿聊一会儿再回去休息。

我刚来劳教所被拒收，后来又被送来。她见到我身体这样虚弱，问我：“你这样，还炼啊？”我说：“炼！”她一摆手，意思去“转化”我。有一段时间，犹大一帮一帮的来。有一个犹大非要“转化”我，晚间要和我睡一个屋。她只要一進屋，我就发正念，结果后来她受不了了。最后她在屋待不了，早上早早就叫门出去了。有时她说：“咱俩说说，唠唠。”我说：“与你没啥可唠的，你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大法师父、大法遭诬蔑，大法弟子受魔难，你在干什么？你给大法弟子抹黑。”

还有一个犹大念她们写的东西，我不听，就发正念，她后来念不下去了，停下来。她说：“我们敢为众生下地狱，你敢吗？”我说：“下地狱？地狱都没有你的地方，你知道吗？”她一惊，拿着她们写的东西出去了，她们一帮人都跟着出去了。

队长说三天把我拿下，我想：“你等着吧。”结果我没被“转化”，就把我关進了九中队严管队。

一次，教导员把她的豆奶粉让刑事犯给我捎来五袋。晚上她来时，问我：“某某刑事犯给你送豆奶粉了吗？”我说：“送了。”她问：“送几袋？”我说：“两袋。”她一听就急了，骂那个刑事犯，说以后不能让她捎了。后来教导员还给我送过鱼罐头、蘸酱菜。她走后，我们大家一起吃蘸酱菜，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

我提前九个月回家了。我儿子单位领导派车去劳教所接我。劳教所的刑事犯把我背出去，我儿子又把我背到车上。

回家后，我通过明慧网找到教导员的电话，去了她家两次。她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我说：“我怎么能不知你的电话？”我给她讲真相，要她善待大法弟子，她很感动，告诉我：“你在我家，没人来抓你。”后来我听回来的同修说，教导员对大法弟子好多了，改变了恶习，能善待大法弟子了。

五、忆同修尹玲

我们的好同修尹玲，是黑龙江省双鸭山五九七农场的大法弟子，被劳教所迫害死了。每当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经历，我就流泪。

我俩在严管队时，曾经在一个监室待过两次。第一次我被调到她屋时，她一见到我就管我叫姨。那年尹玲三十五岁，我五十一岁；她个子比我高，一米六七左右，真是窈窕淑女，很好看。修炼上她很精進。尹玲还告诉我，因为她修炼，她丈夫和她离婚了，抛下她和孩子走了。这次她被绑架时，她儿子只有六岁。孩子哭喊着，叫“妈妈”，恶警们没有了人性，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屋里，把尹玲绑架走了，还劳教她。来到劳教所，尹玲给孩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孩子：“妈妈回去就接你，一定听爸爸的话。”她托人告诉孩子的爸爸，先把孩子接去，等她回去就接回来。她给孩子写的那封信可能很感人，劳教所的警察看后都被感动了。

我俩在一起学法、背法，背经文《走向圆满》。经文来了，一般都放在我这儿保管，我俩就在一起背呀、背。劳教所打大法弟子时，把门玻璃用纸糊上。我们听到哭喊声，就敲门，喊：“不许打人！”用这种方式声援被迫害的同修，使邪恶气焰减轻不少。

过了一段时间，尹玲被调到别的监室去了。屋里的同修因为炼功被关到小号，她就绝食抗议，声援同修。劳教所把她用手铐铐到床上，坐不能坐，躺不能躺。一个星期后她進食，可手脚、腹部、全身都浮肿的更厉害了，双腿不能行走，手脚都不好使了。吃、喝就要拉尿、排泄。开始时，屋里的那俩个同修给她放便盆，放到床板下接尿。后来就没人管了，她自己又不方便。一次，尹玲一下摔在地上，脑袋摔了一个鹅蛋大的包。她摔在地上起不来，也没人管。走廊的刑事犯看见了，才進屋把她扶起来。

尹玲第二次分到我屋里，只有我俩时，她就把在那个监室里的一些事情告诉我。当时我问她：“你现在是不是不绝食了？”她说：“是。”我说：“你既然不绝食了，能吃多少，喝多少，你就吃，你就喝，别有顾虑，说一声就行，我来喂你。拉尿我来给你擦、倒。”她说：“我吃、我喝，就得拉，就得尿，我还是少吃点。”我告诉她：“没关系，我来照顾你。”

她说：“你现在身体都这样了。”我说：“你不要想的太多，我们是同修，同修一部大法。你为了声援同修，抗议邪恶，减轻同修被迫害，邪恶之徒把你迫害的这样，你很了不起。我们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我当时左半身不听使唤，我就用右手喂她，给她擦屎，擦尿。喂完她，我再吃。

一次她要小便，我得把床板搬开个缝，再把她抱到那。我一下没抱住，我俩一起摔在地上，好在没摔着她，我俩都乐了。她把我压在底下了，后来走廊的人進来，帮我把她扶上床。那次我俩在一起六、七天，她又要被调到别的监室了。当时她说：“我哪也不去，我就和姨在一起，她能护理我。”警察说：“她还得人护理呢，你看她身体都啥样了，怎么护理你？”我说：“我行！”但是警察还是强行把她抬走了。

从此我再没见到尹玲。她到别的屋也就四、五天之后，是用被子把她抬走的，回家了，刑事犯说是她妈来接的。她妈妈见到尹玲时，说：“我好好的女儿，怎么变的这样了？”

尹玲回去十天，就离世了。当时我还在劳教所，我听说后，痛哭一场。这么好的同修给迫害死了，我一定好好修，出去多救人，为大法鸣冤，为师父鸣冤！

（责任编辑：林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