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一位同修被村支书构陷。协调人带上我和另外几位同修去给村支书讲真相，他报了警。为了绑架我，公安局国保大队出动大量警察，并调来十多个武警，从我家搜走的真相资料数量很多。国保和县“610”以为我这次一定会被判重刑，他们为此还开了庆功会。

当晚，我被非法关在公安局的审讯室，被固定在椅子上，但手没有被铐住。我身上带有一些真相资料，当时警察没有对我搜身。一个多次参与迫害我的“610”头目進来了，我把他叫过来，然后把真相资料全部塞進他的口袋，我说：“我们打过多次交道了，算是老朋友了。这些资料你拿着，你愿看就看，不看就给别人看。”他一下子懵了，不知所措。他完全没想到我胆子这么大，竟然敢在审讯室发真相资料，而且还是发给“610”的人。他愣了一会，走出去了，也没有告诉警察。

在看守所，同监室的犯人都以为我要被判刑，起码七年以上。我没有动心，也没有怕，只是想着怎样破除邪恶的迫害。三十天后，一个检察官来对我做例行的捕前讯问。他做了自我介绍后，叫我配合他。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很有法律素养的资深检察官，一定比我们普通老百姓更懂法律。法无明文不为罪，这是基本常识。你们既然准备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我，那请你拿出国家定性法轮功是×教的法律文件来。拿的出，我就配合；拿不出，那我就不会配合。”他自信满满的说：“整法轮功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不可能。我一定给你找来，咱们一周后见。”

一个星期后，他来了。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找到。”我说：“我知道你找不到，因为根本就没有。另外，你们说我破坏法律实施，我的那些资料放在我家里，怎么就破坏法律实施了？它们能跑出去把法律给破坏了吗？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它们长了手，长了脚吗？”他一直静静的听我讲。

过了一阵，他说：“你已经讲了四十多分钟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说完就往外走，我问他：“那我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他说：“你的事我们管不着。”他回去后，立即驳回了国保警察的批捕申请。警察心有不甘的说：“我们原以为稳操胜券的，没想到又被你滑脱了。”

几年前的一个“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临县来了几位同修和我们一起学法、交流。这几位同修是我接待的，在我家吃过饭后，我就带他们去学法点。本来说好分散上楼，但是老年同修没有经验，还是聚成一堆等电梯。这立即引起了小区保安的注意。他走过来说：“你们肯定是炼法轮功的。居委会前几天就给我们开会了，说你们每年这个日子都要搞聚会。你们跟我到保安办公室去。”我立即站出来说：“我就是炼法轮功的某某，有事找我，我跟你去办公室。”为了把他引开，让同修们安全脱身，我就跟着他去办公室。保安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报警。快到办公室时，我说：“你凭什么要我去你们办公室？我不去。”说完就跑开了。

我翻出小区院墙后得知，还有一些同修被困在小区里面。我想：师父要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不能只顾自己安全，就不管其他同修了。我打电话叫女儿开车来。女儿开车带我進到小区后，看到一些同修藏在灌木丛里，灌木丛很矮，根本藏不住。我把他们叫上车，带出小区。可惜仍有几位本地同修和临县同修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

公安局明真相的警察传出消息，说公安局很重视，准备当成一个大案要案来办。新上任的国保队长一心想立功，想和临县国保联合办案，要通过摄像头把当天所有進入该小区的同修找到。同修很担心我的安全，都建议我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我不想流离失所。我坚信师父说的：“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我把同修写给国保队长的真相信放進邮筒后就开始发正念，清除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同时让国保队长现世现报。我双盘着腿，发了整整一晚上正念。发到最后，师父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海：“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别哀〉）。我立即查找自己还没修去的人心、执著。

很快，正念的威力显现出来了：国保队长突然出现面瘫症状，嘴歪向一边，成了被人笑话的“歪嘴”。明真相的前任国保队长告诉他，这是迫害大法遭的报应，并带他到一个开诊所的同修那里治疗。同修给他讲了真相，他对同修说：“你们要是早点给我讲真相就好了。”后来，他主动申请调离公安局，到其它单位工作。

临县国保警察逼着临县的一位同修带路来绑架我。快到我所住小区时，同修突然正念起来了，对警察说记不清到我家的路了。警察只好放弃对我的绑架，开车回去了。在同修的持续发正念下，同时在市县两级公安局一些明真相领导的干预下，被绑架的同修们也很快都陆续回家。

三、堂堂正正给各级警察讲真相

我从洗脑班回来没多久，就听说派出所的警察小孟在例行体检中查出了肝癌。体检结果出来后，他立即坐飞机到北京一个有名医院诊治。医生说没有治疗意义，叫他回家。小孟曾经为了晋升，积极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才三十多岁，本来一直身体很好、很强壮，没想到参与迫害大法后，这么快就得了癌症。尽管他曾经迫害过我，但我没有一点怨恨，只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重获新生。

当时正是迫害高峰期，我还是决定到他家给他讲真相，给他得救的机会。当敲开他家门的时候，发现满屋子都是警察，这些警察都是来和他做临终告别的。我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坦坦荡荡的走了進去。

小孟把我带進卧室，关上门。我告诉他：“只有大法才是你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但你要向大法师父忏悔、认错，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不同意，说：“你如果给我讲单方偏方（注：民间有单方治大病的说法），那我信。你讲法轮功，我不信。”十多天后，他就死了。

和小孟同时检查出癌症的另一个警察叫大勇，同修给他讲真相后，他很接受，答应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并欣然同意三退，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很快他就康复了，还被提拔到县公安局当科长，后来又调到市公安局。

小孟和大勇因为对大法的不同态度而生死两重天，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只有善待大法，尊重大法，才能真正的得到善报、福寿。

二零一五年，二十多万名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我们地区是最早向“两高”递交控告状的地区之一。我寄出控告状后不久，居委会、派出所、国保大队等一群人来到我家中。我把他们安排坐下后，就开始给他们讲述江泽民的三大罪恶：1.充当汉奸，出卖国土；2.带头贪腐，祸乱中华；3.迫害大法，恶贯满盈。他们听了一会儿，就逃也似的走了，我拦都拦不住。

我想到师父讲的法：“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精進要旨三》〈致二零零五年欧洲法会〉）

我决定上门去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真正明白江泽民的三大罪恶，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当天下午，我带上外孙的《中国历史地图册》，坐上去居委会的公交车。在车上，我面向几十位乘客讲述江泽民的罪恶。到了居委会，我打开《中国历史地图册》，给他们讲述被江泽民出卖给俄罗斯的那些国土，然后再讲他腐败治国和迫害法轮功的罪恶。

从居委会出来后，我又步行到附近的派出所。進派出所后，我说我要找所长。两个警察在我左右紧跟着，一副随时要抓我的样子。他们以为所长会下令抓我，只等所长下令立即动手。我丝毫没有害怕，只想着让他们明白真相。到了所长办公室，我给所长讲完真相后，所长让我走人。那两个警察对所长没有下令抓我，很是不解。

从派出所出来，在去公安局的车上，我继续给乘客大声讲述江泽民的罪恶。到了公安局，我径直来到国保大队长的办公室，给他讲江泽民的三大罪恶。讲完后，我说：“我给你三退了吧。”他借口要开会，就走了。

十多年来，从市里、县里到镇上，不知道来了多少拨人到我家，我始终坚持堂堂正正的讲真相，而且一直占据主动，基本上都是我给他们讲，他们听。有的人在与我和其他同修的接触中发生了改变。

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后，相继有各级官员到我地，给同修谈他们阅读这两篇文章后的感想。他们中有派出所所长、国安局长、公安局长、政法委副书记等。他们纷纷表达对师尊的崇敬，希望同修转达对李大师的问候。

一个国安局长说：“看了这两篇文章，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法轮功被中共残酷打压二十多年，你们仍然坚持修炼。我也终于明白了，法轮功真的是正法，是真正来拯救人类的。李大师太伟大了！请你转达我对李大师的问候。”

有一个市司法局的处长，他曾经和“610”人员多次到过我家。他原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某大学教授，多年来一直以所谓的“反×教专家”的身份参与对大法的迫害。他对同修说：“我看了李大师的两篇文章后，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知道以前做错了，悔不当初。你如果见到李大师，一定要代我向李大师问好。”

他们有的还帮助营救同修，使一些同修免于被迫害。

四、扎扎实实的修心，向内找

师父讲：“真修大法　唯此为大”（《洪吟》〈得法〉）。

我提醒自己始终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实实在在的修心，不以做事多少来代替修炼。在矛盾中无条件向内找，发现执著和不足后，不掩盖、不为自己找借口。有时候，去执著的过程那真是剜心透骨。

我妻子也是大法弟子，但我们之间一样存在着心性考验。有几次，妻子当着别人的面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说的很难听，让我很下不来台，还一连几天不理我。有时尽管很生气，但我还是向内找，去掉不让人说的心，主动给妻子道歉。师父看我有修好自己的心，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我不由自主的泪流满面。

六一零人员曾经放出话来，说我是他们的重点监控对像，导致一段时间内部份同修对我很排斥，生怕我给他们带来安全隐患。有的同修不敢和我接触，不敢来我家学法，也不许其他同修到我家学法。我去参加集体学法，一位协调同修很不客气的说：“谁让你来的？”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考验，我守住心性，不与同修争辩，向内找自己。

有时去利益心也是比较触及心灵的。我家因为拆迁，政府补偿三百多万元，被我女儿全部领去了。我当时心里也有些放不下，很想找女儿说道说道。我意识到这是去我的利益心，我让自己平静下来，不去想这个事。当我把心放下后，女儿把钱给了我。

五、十多年平稳的发放真相资料

尽管我是邪恶眼中的“重点人物”，是他们的严密监控对像，但一点没有影响我做三件事。我坚持发放真相资料十多年了，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就是在三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控期间和去年极端高温的情况下，我依然坚持不懈。

有几个资料点制作真相资料供我发放，平均每天都是几十、上百本，一直坚持了十多年。虽然也遇到一些危险，但在师尊的保护下我都有惊无险，非常平稳的走过了十多年。

早期的时候，摄像头很少，发放时只要适当注意一下，基本都能避开。后来摄像头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但这依然阻挡不了我。我想，世间万物都是生命，也都是来和大法结缘的。我和摄像头沟通，希望它们不要对我产生作用，不要协助邪恶迫害大法弟子。

我家附近的居民楼全都被我发了个遍。我出远门时，比如到市里市外走亲戚、陪同修找律师等等，身上都是带着真相资料，走到哪里就发到哪里。我在多年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放在什么地方发容易被人取走，放在什么位置不容易被清洁工拿走，遇到突发情况怎么随机应变，怎么样避免保安的盘问，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尽管这样，还是难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不惊不怕，毫不慌乱，一次一次的化险为夷。

记的一次在女儿家附近的地铁站，之前一直不翻包。但那天在那个站抓到一个全国通缉的杀人犯，安检突然变严格了。我不知道，提着一大包真相资料進了站。安检人员要我打开包查看，我镇静如常的说：“我没有违禁品。你去查别人吧。”他立即丢下我，去查其他人了。

另一次我在市里发真相资料，刚在一个电瓶车后备箱放了一本资料，没想到车主就在旁边不远处。她立即冲过来质问我，还报了警。这个区是市政府和各大机关所在地，非常邪恶，我们地区有好几位同修在这里发真相资料被绑架。我回家后，派出所只是打了一个电话来，很客气的问我回家没有。

有几次在发真相资料时，碰到国保队长和“610”头目，我一点不慌，主动走过去，象老朋友一样和他们握手打招呼，结果什么事也没有。

还有一次，一大群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到我家。最后一个進屋的人没有关门。我正在客厅给他们讲真相，突然一位同修提着一大包真相资料就進来了。同修径直把资料提到卧室，放好后离开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示意警察進去查看，我也是一点没紧张，只是加大音量对他们讲真相：“你们如果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将来一定是要承担后果的……”最后直到他们离开，他们也没有進卧室。

一次，一位同修和公安局长在一张桌上吃饭。同修给他讲真相，希望他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公安局长说：“某某每天大包小包的背起资料到处发，我们都知道，但我们一直都没有动他。”

其实不是他们不动我，而是他们动不了我。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只要我严格要求自己，没有邪恶可钻的空子和可利用的把柄，他们就不敢迫害我，他们也不配迫害我。

有同修问我：“为什么我们没发多少就被绑架，而你发了那么多年、发了那么多数量的资料，却一次也没有出事？”其实也没有什么捷径，我就是坚定的信师信法，扎扎实实的真修、实修，才能平稳的做好三件事。

感谢师尊！

感谢同修们！

（责任编辑：齐昕宇）

（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