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真相资料、法律文书当面递交辖区派出所领导人（参与抄家）、非法抓人派出所领导人，通过邮寄方式邮寄给公安局长、国保大队长等。在做的过程中只是想让那些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师父早已铺垫好了一切，我不过是去走那一过程而已。

为了更有力度的证实法救众生，我又联系了正义律师，期间有同修说不请律师，我知道律师是协助我们办事，但我们不能依赖律师，我们要演好主角，只是利用律师的身份来做我们要做的事。

在同修被非法关押的第七天，我便带着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我把复印好的法律文书、手写真相递交看守所、看守所驻所监察室。家属不能進所，外面窗口只有看守所综合办公室的一个电话，我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我要递交材料，当然通话的过程也是救众生的过程。大法弟子要有正念、有正气、堂堂正正的跟他们讲，但又不能跟他们发生冲突、避免争斗，要运用智慧，开始他们让我把材料递交给办案单位，后来又说我不能要求他做什么，言外之意不能给他出难题，叫他放人。我说我不难为你，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明白，最后他让我把材料放在门外桌上。

从看守所出来，在去国保大队的路上，接到常人朋友的电话（前两天她帮我到看守所给同修往卡里打钱），她问我在哪？我告诉她带律师去看守所看望家人，她欲言又止，事后她告诉我，她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是个中队长，我带律师一到看守所，那个中队长就给她打电话说某某（指我）来了，带着律师来的，律师是某某大城市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请律师在常人中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关于请不请律师，我觉的只要有经济能力，本人愿意请，那就没问题，况且在跟律师去办案单位、国保大队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递交材料、真相信等，我们做事的基点一定要摆正，要证实法、救众生，不要只为营救同修而营救同修，那就本末倒置了。

在同修被非法关押三十天时，明白大法真相的小妹让我到看守所给家人同修打钱，我知道同修的钱还花不完，小妹非让我去，理由是妹夫那天有时间开车送我。我想去就去吧，去了跟那里的狱警哪怕讲一句真相，也不白来。

那是个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春天，在同修被非法关押一个月里，我马不停蹄的跑这跑那。没那个心情欣赏路边树上的花，那天不知怎的，我一下子轻松了，给同修打了一百元钱，只为让同修知道我去看他了，为他增添正念。然后我给里面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收到钱了，我告诉他们：我的家人，没有违法犯罪，信仰是全人类的天赋人权，剥夺信仰才是真正的犯罪。令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句话也没说，直到我讲完，才语气温和的说了一句“知道了”。我心情愉悦，那一天家人同修被关在那里好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再为情所累。那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的恩赏！在同修被非法关押三十七天时，国保大队给我打电话，变更强制措施，同修被放回家。

我知道同修回家，不是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我和同修交流，法律文书和真相材料还得继续写、继续递，同修也很愿意这么做。我们又向办案单位、国保大队递交了撤案申请书和真相信，在师父的安排和加持下，递交过程出奇的顺利，我深深感知，师父为我们的付出为我们所承担的一切，如果没有师父早已为我们铺垫好，我们是寸步难行的。

当案卷被递交到检察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将撤案申请书、不予起诉申请书、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和真相信一起递交给检察官，并给她讲真相，期间我又到检察院给检察长递材料，让更多的检察院工作人员了解真相、明白真相，那些工作人员也很认同，愿意将材料转交检察长，也许是他们的史前大愿，愿在此时助大法弟子一臂之力，为他们的生命选择美好未来。

有位很好的同修，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一次在检察院，一次在邮局，我们不期而遇，我当时想：怎么这么巧？法点给我，师父安排我们共同牵手往前走，相互鼓励，互相扶持。

相同的事在法院我们又做了一遍，我写辩护词，除在法律方面讲明我们不违法，是他们在枉法办案，更多的是讲真相，大法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每到一个单位，我都把材料递给最高领导一份。他们都是众生中的一员，给他们得救的机会。

他们为了阻止我做家人同修的辩护人，让我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当然关键时候绝不再配合他们，我们只是利用这些机会为众生讲真相。他们不配来审我们，也是为了让他们少犯罪，不给他们枉判大法弟子的机会。

一路走来，事无巨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开道，与我们同行，有师父的精心安排，保护与加持，有些事看似难度很大，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很轻松的自然的跨越了，真是人神一念，天壤之别。

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师恩浩荡！师恩如天！

（责任编辑：林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