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被枉判三年　在山东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我第一被冤判三年六个月期满出狱。当时我丈夫因单位破产倒闭而失业，儿子大学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单位一点生活补助费也不给我，一家人靠辅导几个小学生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生活艰难。

二零一四年七月初，我去找农大校长温孚江，要求恢复自己的工作。他说不认识我，我做了自我介绍，并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谁知温孚江竟叫来校公安处长刘选伟等一帮人把我带去谈话，还录了像。我第二次再去找温孚江，他不耐烦的说：谁管你这些事啊。同时用手向我的头挥来。我说：你凭什么打人啊，你还是校长哩！第二天我又去找他，校公安处的人不让我进，说什么你越过这个界限性质就变了。

此后，山东农业大学串通泰山区公安分局，对我陷害。七月十五日上午，国保大队和迎胜派出所多个警察围住了我的家。公安分局的苏斌、王亚星和派出所的三个警察闯进我家中，非法抄家并录像。另外两个着黑色便衣的人堵在门口。苏、王声称有人举报我散发法轮功真相材料，随后就把我绑架，关进泰安市看守所。泰山区公安分局伙同区检察院、法院，违宪违法，硬是把我诬判三年。

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我第二次被非法关进山东省第一女子监狱。十一监区是专门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也叫集训队，位于整个监狱的西北角，有三层楼。楼下有一个带电网的铁栅栏封起来的小院，可晒衣被。有时会在这里组织活动，走队列等。刚一进去，狱警就指使一帮犯罪分子围上来，对我攻击谩骂，语言粗俗、下流、恶毒。

一月十六日，狱警指派诈骗犯逄春梅来包夹我。她每天24小时都监视着我，不让洗漱，不让喝水，限制上厕所，不让用卫生纸。要么一站一天，要么一坐一天，要站直或坐直。吃饭、睡觉、上厕所，什么事情都得打报告，甚至手动一下都得打报告。经常没事找碴骂人。有时打几次报告，她连眼皮都不翻一下，当我要去做事时，她却恶狠狠的瞪着我说：允许你了吗？我不听她的，她便又打又骂。她抓住衣领勒我的脖子，让我几乎窒息。她还掐住我的脖子说：我懂这里的骨头结构，这里的这块小骨头我用手轻轻一扳，喀嚓，你就没命了。她还用盛满水的水杯捅我胸口，直到我透不过气来才罢手。由于长时间的罚站罚坐，有时累的不行，一下倒在地上，她便抓住我衣服拽着我在地上转圈，嘴里还不停的骂那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

二月五日，她们把我弄进浴室，还增加了一个刑事犯。一进浴室，我就炼功，刑事犯王文丽拿起防滑垫朝我头上手上就打，边打边说：我也不愿这样，在监控下打你还能给我加分，在这里打你，白费力气。她们用脚踩住我的腿，半天不让动一下；还不让睡觉。白天是重庆的廖显慧和济南的刘红岩，她们让我两脚排齐，两胳膊紧贴身体站直，吃饭也不让座下，就这样一天24小时都站着。我承受不了，廖显慧抓着我的头发往下拽，弄的满地都是头发，还说是我自己拽下来的。她们见我坐在地上起不来，两人就架起我，狠狠的摔在地上，不停的架起、摔下。刘红岩还掐我，掐的我身上青紫。

她们累了的时候就往地上倒水，然后把我摁在地上来回滚，还没干又倒上水，还开窗冻我。廖显慧看我困，就拿防滑垫摞在我头上，摞的直到不能再摞，就这样让我站着，不能让防滑垫掉下来。逄春梅还要把我吊在窗子上，她扒开我的嘴，用刷厕所的刷子在我嘴上来回搓，在我脸上、头上来回搓，说是给我刷牙、洗脸、洗头。她们不让我吃饭、不让我上厕所，大小便让我在一个塑料桶里解决。逄春梅故意将塑料桶弄翻，屎尿和水撒的满地都是，她们故意不拿工具打扫，却让我用塑料方便袋子往桶里弄，我不弄，逄春梅说弄完了让你洗手。我弄完了她们却不让我洗手，直到吃饭也没让我洗手。

四月二日晚饭时，廖显慧把我的餐杯拿走了，并把窝头扔在门口。我捡起窝头，她就来抢我手中的窝头。我不给，她就使劲的从我手里扣，把窝头扣的一点一点的，散落在地上，还用脚踩，边踩边说：吃去吧，吃去吧。由于我每天站着，腿和脚肿的很粗、很亮，连鞋都穿不进去，一直下垂着胳膊不让动，手肿的象馒头。值岗的贾丽受于姓狱警指使，故意找茬说我没站好，就拿擦厕所的抹布蘸尿捂我的眼和嘴。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开始，我洗了衣服她们就拿去与打扫厕所的抹布晾在一起，我的衣服长期被各种病菌、霉菌沾染，致使我左肩上起了红色水泡，发湿、发痒、渗水、脱皮，长达一年多不愈。最后我找了副监区长孙萍，才得以解决。又过了一个多月，肩上的水泡才好了。新泰市的范培霞监视我，不让我和别人说话，也不允许我看别人一眼。包组的狱警孙莉纵容她行凶，她没事找茬，说我打扫的厕所不干净，侮辱性的打我的脸。

二零一六年下半年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主要是滕州的赵宏伟监视我，她经常没事找事，戴上眼镜检查我打扫的厕所是否干净。她自称是更年期，我稍不留意就被骂，她还挑动别人整我。无休止的不让睡觉，打骂与侮辱，种种折磨，使我的精神、肉体几尽崩溃，被迫违心“转化”，不能有自己的思维，不能说真话，精神和言行完全被他们控制，如同行尸走肉，他们叫干啥就得干啥，顺着他们说，犯罪感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我，比遭受肉体的折磨更痛苦，我的心在滴血，那是发自内心的痛。在几个月生不如死的煎熬后，我声明“转化”后的一切言行全部作废！她们又强行把我拖进禁闭室，再次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为抵制这精神和肉体的非人折磨，我多次被关进禁闭室。

在那邪恶的环境里，每个监舍的舍长都很邪恶。监舍长付桂英强迫人写思想汇报，如果写的不符合她下流的要求，就会遭到恶毒的攻击和谩骂，然后恶狠狠的撕掉摔在学员脸上要求重写。若不服从就被关禁闭。她经常让法轮功学员站着从下午“交流”到夜里十一、二点钟，让她们站着写思想汇报到凌晨一、两点钟。

这种精神、肉体和言行完全被他们控制的生活，折磨着每一个被迫“转化”的学员，沉重的犯罪 感每时每刻都象山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头。有的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衰弱；有被迫害的不能走路的，陆雪芹被抬着架着到“学习室”看那邪恶的影碟；有坐不住的，象陈广霞被弄到轮椅里逼着去看。无论年龄大小，文盲、残疾人都得写“思想汇报”。我所在监舍的头叫韦萍。有个70多岁的老人，压根就没拿过笔，光握笔就学了好几天，那包夹犯人还嫌她笨，不停的呵斥她，难为的老人偷偷掉泪。 张桂芹的右手有残疾，只有一个大拇指，其它的四个指头都没有，也要让她写，而且还要在160～170人面前念。对那些写的达不到她们要求的，要挨白眼、挨骂、罚站或者遭全监舍人欺负，开批斗会等等；对那些所谓“不老实”的就关禁闭迫害，象周敏、张桂凤等。被迫害的不行了就送医院，稍微恢复就再继续迫害。对绝食抗议迫害的学员，她们在野蛮灌食中加入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导致学员记忆力减退。

经历了整整3年黑窝迫害，直到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我才出狱回家。

第三次在山东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一同修在泰安汽车站乘车时，因带有真相资料而遭绑架，被泰山区公安分局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后被中共邪党泰山区法院诬判四年。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警察张鹏和几个男看守、两个武警，把我们两个送往山东省女子监狱。

1、入狱一周遭受的种种折磨

入狱后，先到十监区查体，当天晚上就被十一监区的警察接走。我被安排在一个小屋里，这里的窗棂子、窗玻璃和外界的安装顺序是反的，门是反锁的。小屋长约五米，宽近两米。里面放两张床，每张床是由三个木箱组成，称多功能箱。每个箱子长约80厘米，宽约60厘米，高约40厘米，组起来就是一张长180厘米、宽80厘米的床。每个人的任何日用品、食品一律放在箱子里，不准外露。另外，小屋里还放着一张宽约40厘米。长120厘米的桌子、两把小椅子和一个高约23厘米的小塑料凳子。还有一个占地2平米的厕所，高出地面约20厘米，上面除厕坑外，还放着两个水桶，一个桶盛洗漱水，另一个是刷碗、涮杯用的水。整个小屋实用面积约9平米。这样的小屋一楼有15个，二楼有12个，一楼的南侧还有十几个禁闭室。

那天来接我的是一个小警官。值班警官是刘瑞雪，是一个老警官，在老监狱时就在监区上班了。我抱着新发的物品（扣钱的）来到集训队，刚一进门就有江平在那里等我了。她原是公检法的一个什么官，因腐败枉法获刑十几年，现在是邪恶集训队的纪律组长，最大的犯人头儿。接着来的是李春玲，原是一个法官，现在是犹大组长。最后一个是韦萍，是我以前监舍长。她们连讽带刺的寒暄了几句，就走了。江平让人把我带到二楼1号小屋，我先上的厕所，遭到她们的呵斥。我对以前不让上厕所还心有余悸，那时憋的生不如死。这回是卢梦在这里接，她让我脱了上衣再穿上，然后又脱裤子和内裤，还得两手抱头，蹲下起来，连做三次，大概是怕什么秘密文件藏在屁股里。卢梦系青岛毒贩，30多岁，身高一米六八，被判十五年。她心狠手辣，尖刻刁钻，经常用各种手段刁难、打骂法轮功学员。

经过一番折腾，我又被带到二楼6号小屋。接下来就是犹大们向我轮番攻击。当晚在6号小屋等我的是李纪凤和宋春梅。李纪凤大约是二零一五年来到监狱的，邪恶“转化”她费了不少劲，可她现在成了真正的犹大，听说她还是一个楼层的犹大组长。她们第一步就是让写邪恶的“五书”，还得说明是自愿转化，真是邪恶至极。

点名过后，人们都睡了，只剩下6号小屋的我和犹大。到我睡觉的时候，我被安排在一楼3号小屋，陪我睡觉的是汤玮玮，是烟台市的一个跨国罪犯，判了二十三年。她当包夹，使尽浑身招数，对付法轮功学员，妄图使其放弃修炼。我想不管怎么说，她有人的形像，还得用善心对待她，希望她能明白真相。我收拾床铺准备睡觉。她对我说，进到她的屋子里，不准喝水、不准上厕所，睡觉不准铺褥子、不准盖被子、不准枕枕头。可是她想到不铺褥子，在监控摄像头底下睡觉，光板床不行，就让我在床板上铺了一个尼龙的蓝白条床单。不大一会儿，她被人叫出去，十分钟左右，她就回来了，叫我铺上褥子，盖尼龙床单。

第二天换成了张耀云，她25岁，身高一米八八，毒犯。睡觉前她告诉我，别人不让你上厕所我让你上。次日早上，早早的我就被叫醒，先打扫一楼小屋卫生，然后又打扫二楼6号小屋的卫生。还没打扫完，李纪凤和宋春梅就来了。吃完早饭，李纪凤就要我写那邪恶的“五书”，我多次拒绝。宋春梅始终不言语。下午，她又要求我写“五书”，我还是不写，她们两个就出去了。然后进来四、五个罪犯，其中有汤玮玮、卢梦。她们使劲摁着我，扯我的胳膊，拽我的手还扭我的嘴，摁的我喘不过气来。折腾一阵就走了。

第三天照旧。我始终站着，不敢喝水，怕上厕所。每顿饭是半碗菜，半个馒头，菜不太咸，也不用喝水。

第四天上午，换了吴寿芬和车国萍。吴寿芬说些邪恶的话，谤师谤法。车国萍也不知道在黑窝里呆了几年了，她问我现在法轮功是什么情况，我告诉她三件事没变。这几天我一直不敢喝水，下午李纪凤和宋春梅又来了。李纪凤还是那样谤师谤法，让我写“五书”，我不写，她们就出去了。之后卢梦和汤玮玮又进来了，她俩扯胳膊扭嘴的，狠劲折腾我一阵子也出去了。

第五天，除了犹大攻击我之外，卢梦和汤玮玮又来了。李春玲还在门玻璃外瞅我。我想她们想折腾我就折腾我，太不象话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几天我一直没喝水，没上厕所。吴寿芬不在的时候，就剩车国萍和我在屋里。她告诉我，你实在渴了，就在涮餐杯的时候，用餐杯沾一下嘴唇能管点用，不让你上厕所，你就趁擦地的时候，擦到厕所你就上，现在我让你上厕所，你赶快去。我就赶紧去小便。车国萍告诉我这些，让我体会到她大概就是因为不让上厕所、不让喝水吃饭、不让睡觉，承受不住才妥协的。

说起黑窝里的水，应该是不能食用的。盛洗漱水的桶盖上就放着水舀子，两天后就看出桶盖上一层白色沉积物。暖瓶里结的水垢厚厚的，几天就得清理一次。用带水的手拿水杯，等杯上的水干了，就会看到一层白痕。

原来这里是很大的一片坟地，监狱就建在这片坟地上，周围没有村庄，没有居民。刚住进来时，夜里经常听到夜猫子的叫声，还听到一种“呕——、呕——”的叫声，有人说那是鬼鸟在叫。天蒙蒙亮时，成群的老鸹“呱——呱——”的叫，阴森恐怖。十几年过去了，周围有了一些工业建筑。

第六天，卢梦和汤玮玮又来折腾我。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一到八点就来折腾我？她俩恶狠狠的瞪着我。卢梦发现我这几天没上厕所，就到一楼我睡觉的小屋查看我的被褥，发现没拉尿在里边，就问了一楼带岗员，带岗员告诉她，王秀平夜里偷上厕。卢梦就大声指责我，说我不要脸，夜里偷上厕。我想，上厕所这个事怎么办呢？以我以前的经历，我憋的不行要上厕所，她们不让去，我硬蹲下，她们会把我拽起来，使我解不出来。不按她们说的做，就一直不让上，憋的生不如死。有的同修因为这个承受不了，就撞墙。车国萍告诉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上厕所。我想太好了，只要不谤师谤法，什么办法都行。她告诉我，写申请就能上厕所，有个固定格式，开头要写尊敬的警官您好，我是×××，申请上小（或大）号，请批准，最后落款要写罪犯×××，还有时间。我想只有如此了，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说话做事底气也小了很多，我知道那是一层物质压在了我身上。

第七天，除了犹大们来攻击我，卢梦和汤玮玮又来了。她们拿着自己写的邪恶“五书”，让我按手印。她俩相互配合，掰我的手，按我的头，使劲掐、拧我的嘴和两腮，拽着我的手在邪恶书上摁，疼的我直叫。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一定是超出了承受极限。我惨叫着，我想可能要死去了，就这样死了吗？这时我脑海里出现了师父，心中喊着：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只感到疼痛可以忍受了。而她们并没有停下，继续摧残我。我心中不停的喊：师父救我！感觉疼痛越来越轻，最后她们放手走了。我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好长时间才喘出一口气来。好大一会儿，我才坐起来，口鼻都出血了，手肿了。

半小时以后，我的右手肿的象馒头，还好大拇指和食指没有肿，其它三指和手掌肿的很厉害。脸也是肿的，嘴里边血肉模糊，是肿的，疼痛的。面部是不能有表情的，也不敢说话，否则很疼痛。当然吃饭就成了问题，为了少受迫害，为了活下去，我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塑料匙柄，忍着唇痛，一点一点地将饭送进嘴的最里边，不用咀嚼，直接吞咽，这样艰难的维持着生命。

接下来的一天，犹大陆桂莲和阴德兰不让我上厕所，虽然我写了申请，但是陆桂莲挡着，不让去。我硬去，她又把我拽回来。陆桂莲比我大十多岁，可是力气比我大多了，她把我推来推去的，推搡着我，我自己竟尿裤里了。心想，早知能尿裤里，也不写那邪恶的申请书。在陆桂莲与别人的闲聊中得知，肥城的刘芊，就是被陆桂莲的伪善所欺骗妥协的，她先让刘芊多喝水，喝了又不让她上厕所，刘芊憋的不行，就妥协了。

不知过了多少天，我手消肿了，脸、嘴也消肿了，也能吃饭了。手虽然不肿了，但中指已不能自主活动，伸、圈都得靠外力，三年后才基本恢复正常。但大拇指第二关节连接处已失去作用，成了一根直骨。

2、利用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进行迫害

七月十二日，我搬到二楼2号小屋睡觉，这屋放映视频的设备齐全，我一见到这东西就发怵，但始终没放映过。这回陪我睡觉的是庞佃珍，她被我臭的不行，朝厕坑呕吐起来。我还以为她有病，走近她说，要不我给你捶捶背。她向我摆手示意不用。后来才知道她是被我臭的。那时是不让我洗任何东西的，加上我拉尿在裤里，已发酵好几天了，我自己闻着都臭。后来洗衣服、洗漱都强迫我写申请书。

九月十三日是中秋节，监狱里每人发了几个苹果，也发给了我。带岗的是邹玉娇，东北人，30多岁。她对我说：你看着，这是发给你的，别说没给你，但你不能吃，因为你不转化。后来又发给我五个月饼，别人是十个，我还是不能吃。那天晚上是炖牛脯，饭来了，我碗里是一块拳头大小的牛肉。咬也咬不动，撕也撕不开，咽也咽不下。而别人碗里的肉都是煮烂的。我很为难，吴寿芬和阴德兰不让我倒掉，命令我吃下去。我吃了两口就呕吐起来，边吃边呕进厕所里。

有一天，值岗的把我们的饭送进小屋，大家吃饭，我只有半块馒头，打开餐杯，里面却是空的。我小声说：怎么没给我打菜，是不是忘了？外边值岗的听到了，把我的餐杯拿出去，把她的菜倒给了我。我推脱不要，怕她没菜吃。这时阴德兰高声骂到：不要脸，你就是这样要饭吃的吗？不要脸，没菜谁让你说的，没有人象你这样要人家的饭吃，真是不要脸，法轮功给你什么好处了，要别人的饭吃。她声音很大，整个楼层都能听见。每顿饭都是给我半个馒头，每次改善生活，我的饭菜都是打折扣的。

3、精神迫害、人格侮辱更加残酷

她们不但在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方面迫害大法弟子，在精神迫害上更加残酷。每天都播放谤师谤法的邪恶录像、视频，而且播放一段时间就停住，然后会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的？有什么看法？我们当然知道她们想要的答案是什么。如果你说的答案是发自内心的真话，她们非打即骂，拳脚相加。张桂花和徐秋兰两个犹大，相互配合，谤师谤法。张桂花因患类风湿，到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在痛不欲生的情况下炼了法轮功，是师父给她净化了身体，使她无病一身轻。但她被抓后，在邪恶的迫害中走入歧途，恶毒的攻击、辱骂大法与师父，辱骂大法弟子。她的语言龌龊淫秽，足见其无道德约束后的低劣人格。

在恶浪滚滚的黑窝里，布满了浓浓的黑气，这些黑气围绕着大法弟子翻腾着。在那个时期我是片刻也不敢懈怠，除了必要的必须要说的几句话外，我大脑里对邪恶败物的“灭”是不敢停止片刻的。就连吃饭、喝水、扫地、擦地等都不会停下来，一直的是“灭——，灭——，灭——”。我的正念是自动的，好象形成了机制。一天下来，有点累。犹大们走了，该睡觉了，我就抓紧背《论语》，一遍一遍不停的背，直到睡去。第二天我精神良好，身体状况还行。

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每遇到不炼功的人帮助我时，我的感激是不能言表的，泪流到肚子里，忍不住流在脸上，我会赶紧擦掉。因为我每天说的话，每一个表情，都会被犹大记录在笔记本里，然后上交，第二天再发给她们，天天如此。

十月三十一日午饭后，魏务翠提着水杯进来了，说：“把她交给我了”。她说的抑扬顿挫，得意的很，象得了一个很好玩的玩物。魏务翠是章丘人，一九七四年生。她与另外两人把老板的整个工程收入据为己有，被老板控告，因走后门只判了五年。我心想：终于不听犹大们那些谤师谤法罪孽深重的话了，终于不看王志刚这个败类那邪恶的视频了，终于不用写那邪恶的申请了。然而我要上厕所，魏务翠说：写申请。我这才知道，我还要写那邪恶的东西。

晚上睡觉前都要点名、报数。在小屋虽然不报数，也是提前五分钟站好，警察来走一趟，就算点名了。第一次点名前，魏务翠站那儿软的象是没有骨头，一会儿还挺不住动一下，软软的倚在门上又软软的撞在墙上，很难描绘她当时的样子。我吓得直想冲出去。这时只听门外值岗喊：站好了。她精神了一点站直了，接着一个警察走过去。第二天刚起床，就有一个卫生员来给她送药，然后我打扫卫生。她告诉我她夜里睡不了觉，提前吃药，点完名就睡下，但也睡不好，一有动静就醒。就这样晚上不让我上厕所，第二天我不能先上厕所，得等她上完了我才能去。

第三天，她就跟我耍心眼，温和的对我说：联号，咱们到别屋去看于丹讲座吧，这样你也不用写申请，不用打报告了。当时我想，不写申请，不打报告，挺好。但又一想这是不是陷阱？她一个罪犯没有这样的权力。我就拒绝了。自此以后，她态度大变，勒令我坐好，坐直，眼睛眨一下都会遭她侮辱一番：干嘛？还想不老实？她斜靠在窄小的椅子上，脚伸在桌子底下，眼睛时而微闭时而半闭，有时会有鼾声。这个人很警觉，即使在起鼾声的情况下，我眼睛眨一下或向窗外看一下她都会知道，我都会被她谩骂，被她勒令：眼睛只能盯着对面墙上圆珠笔画的小小的黑点。一丝凉凉的风从窗外吹进来，我的头发随风飘动了一下，都会被她呵斥：干什么，干什么？！

我每次上厕所，她都会难为我，她斜躺着身子，语言低俗邪恶。写了申请还要拿去批准。刚处于半蹲状态，她就喝令：冲水！我上着厕所，一只手还得摁着后面的水阀，边上边冲，大小便均如此。那段时间，我洗涮都被她催着快、快、快，催的手忙脚乱，有时稀里糊涂，把换下来衣服又穿上，洗过的衣服又放进盆里洗，洗衣粉泡沫还没洗去，只洗两遍就不让洗了。我说桶里还有很多水呢。她说水多与你没关系，知道吧，你是严管。然后把水倒进厕所，每天如此。十一月十一日那天，她不让我上厕所，结果我大便在裤子里。我决定不再写申请书，也不打报告了。为此，邪恶的大组长江平来了。她身高一米七多，当包夹，喜欢背后整人，干一些邪恶之事，腰及其它关节都出现病状，走路腰弯成90度。她带着一帮人，摁住我的手，逼我写“五书”，每天都来。我默默的忍受着，不知过了多少天，她们才不来了。

二零一九年的冬天，刚开始天很暖和，但到了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天冷起来了。魏务翠不让我上厕所，逼的我拉在裤子里，很臭，对她这个有洁癖的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到睡觉的时候，她让我把衣服换下来。我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在脸盆里，放在门后头，她拿起脸盆放在了我的箱子里。这箱子是我放餐杯等物品用的，我忍受着，背着《论语》睡去了。第二天起床，靠我这边的窗子被她拉开了一条缝，尖锐刺骨的寒风吹在我身上，冻的我直打颤，哆嗦着，我开箱找我的衣服，却不见了，被她偷拿去给值岗员了。刺骨的寒冷，冻的我嘴唇合不上，上下牙碰的咯咯响，冷的到了极限，我就心里求师父。没过多长时间，魏务翠被人叫了出去。几分钟后，她怒气冲冲的回来了。随后，值岗员在门外喊：王秀平，你的盆。我赶紧拿过来，穿上衣服，虽然脏，可也暖和了许多，可以忍受了。
魏务翠每天睡眠都困难，靠吃药维持。她看我睡的好，就生气，想着法折腾我。有一天我预感到她夜里睡不着要来掐我。那天半夜她睡不着，真就起来掐我的脖子，幸亏那会儿我睡的不太实，我没理她，接着睡了。

尽管魏务翠十分邪恶，但我心里有底：师父在看着我，正神在帮着我。走廊上值岗的人推门进来，告诉她：饭菜各吃各的。她却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把她的饭菜给我一些。我还以为她是好意，后来才知道她是乙肝患者，她的碗都是另放着的。她每天都吃很多药，心血管、肝、胃、大脑都有病症，浑身关节疼痛。那一天我婉转的给她讲真相，她也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凶狠的说：你再啰嗦这些就揍你！她有时把她水杯的水倒给我，值岗的看见就制止，后来她就不给我水喝，说喝水要写申请。好在饭菜都不怎么咸，多少还有点菜汤，也不怎么需要水。她发现了这个情况，就给值岗的说，不给我打菜汤。就这样不给水喝，连喝点菜汤的权利都被她剥夺了。那一天我渴的不行，一再要求，她才同意。因为很渴，我喝了一大口。她立刻嚷道：喝那么一大口水，不能再喝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喝了不足200毫升水，两个月没刷过一次水杯。到了后来，渴的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象烈日暴晒下的小沙粒，浇上少量的水都不起作用。晚上渴着睡去，第二天并无难受的感觉，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力量。

4、关小屋、不让上厕所、不让喝水等折磨

我想起二零一五年我被关在一楼11号小屋时，周围没有任何声音，我以为周围无人。突然有一天听到别的小屋里传来汤玮玮凶恶的喊声：你干什么？！喝水！是同修的声音，铿锵有力，使邪恶胆寒。汤玮玮马上说：水在这儿。如今我渴成这样，也想自己去拿水喝。魏务翠马上说：干嘛？！我愤怒的疾呼：喝水！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没有一丝力量。她两眼瞪着我，连生水也不让我喝。慢慢的我大便干燥。我算着她回家的日子，还有十天……，还有七天，我担心，这七天我能不能挺过去。还有五天，我还能熬过去吗？突然来通知说，她这一批包夹提前4天离开小屋。

就这样我与魏务翠在一起整整待了82天，她回家前，我还是慈悲的与她道别，希望她有所转变。

接替魏务翠的是鹿娟，尽管魏给她作了一些邪恶的交代，但鹿娟与魏正好相反，她让我喝水，也让我上厕所，如果夜里我要没起来上厕所，第二天她会问：夜里怎么没上厕所啊？没事的，你尽管上。鹿娟在十一监区是头号“好人”，经常受人欺负。她很直爽，心里有什么话都藏不住，她对按真善忍做好人可以接受，但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可以得到上天的救度，根本不相信。包夹对我好点，值岗的就不愿意。有一次我购买的东西来了，鹿娟就找值岗的给我拿进来了。另一值岗杨丽萍就不愿意了，她把鹿娟叫出去训斥了一番，说鹿娟和我们是一伙的，又把日用品要了回去。第二天才又送回来。

二零二零年四月，杨柱娟来给我当包夹。她处处打听、观察，就想找点事，搞出个什么名堂了，结果没有得逞，就把鹿娟弄走了。五月十七日，因我不戴口罩，就让于爱荣来当包夹。她是蒙古人，身高一米七一，被判十五年，人很坏。那天她们本想把我弄进大监舍去，但我不戴口罩又把我留下了。当天晚上点名，让我戴口罩我不戴，我知道口罩对瘟疫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二楼小屋我们三个被严管的同修意见是一致的，不戴口罩、不做核酸（5号小屋是同修徐有芳，包夹是刘红；8号同修不知姓名，包夹是卢梦）。这天晚上，点完名后，于爱荣握着我的双手，想使用暴力，但她被告知，不能强迫我戴口罩。每天除了用灯管光照消毒外，还用浓浓的84水擦地、擦桌子、擦厕所，甚至泡碗，那味道强烈的刺激人的眼睛和鼻黏膜。

这时鹿娟已到走廊上值岗，她告诉我：她要打你，你就使劲喊，别吃了她的亏。于爱荣是个没事找事的人。比如上厕所打报告，比刚进监狱时多了许多花招，要说：报告联号上厕所。打了报告，尽管厕所闲着，还得让你等着，左右刁难，反正不让你上。于是我不再打报告，又拉尿在裤里，屎尿流在地上。她就拿我擦脸的毛巾，用脚擦地上的屎尿。这一切被监控看到了，于被叫出去，回来后把我毛巾洗了。她不让我上厕所，夜里也不让上。那一天夜里我悄悄的上厕所，刚一蹲下，就听到她说：不能拉屎，不能把裤里的屎倒出来，你敢倒出来就让你吃了。她躺在那儿，我刚拉出一点，她就起来了。她找了一块塑料纸，抹了一块抹在我嘴上。

第二天临起床前，她把屎拉在盆子里，然后用手把屎搅和搅和，边说边叉开十个指头说：秀平，看看，我吃了果导，不怕臭，哈哈，好玩吧。门窗都关的紧紧的，七月的天气，闷热，很臭。因不到起床时间，我躺在床上捂着鼻子，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她把屎又倒在一个塑料袋子里，起床后，她掀起我的箱子，把盛着屎尿的塑料袋放进去。那是我放餐杯，卫生纸等日用品和食品的箱子。过了几分钟，她出去了。回来把箱子打开，拿出了那袋子。

过两天，一个姓赵的区长过来，把我们两个皆训了一顿。没过多久，她又不让我喝水，处处刁难。我渴的不行，就喝生水。她说这个水有毒，悠着点。我觉得不管怎的有水喝就行。但是这水是越喝越渴，而且大便越干燥。因为这是坟场地下的水，有多脏可想而知。但后来我知道同修王淑培、高铭霞都喝这样水。高铭霞离不了水，水一缺她就喝这样的水，但她经常拉肚子。王淑培喝的少，但她常便秘。

我的嘴唇每天都要揭下一块皮，大小象手指甲盖，半个月后才逐渐恢复正常。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我被调到206监舍。当时人不多，有刘秀芹、高铭霞、李秋雅、郭海燕，还有一个是信其它教的。再加上王保萍和我，共七个人。室内有六张双人床，我先住上铺，后来调成下铺。

207与206两个监舍以看管未转化法轮功学员为主。我一进来，刘秀芹就对我横眉竖眼，声色俱厉。什么打报告声音不够大了，眼里没活儿了等等。她们不让我们同修相互说一句话，就是相互看一眼都会被王保萍叫到厕所里说一顿。进这屋第一个月，我和高铭霞都要打电话，赵区长说要写申请，我们就都没打。第二个月，狱警于建华值班，刘秀琴带我俩去打电话，王保萍追上说：写申请。刘说：不用。王很不高兴。

刚一进206监舍时，我睡眠不好，人也消瘦了。几天后就能睡着了。李秋雅睡眠极其不好，她因诈骗判刑三年半。她夜里值岗时，也不让俺睡安稳，总是把我和高铭霞、王淑培弄醒。我们发正念清除干扰，一、两个月才过去。206室有空床，夜里经常有值岗的人进来睡觉，刘秀芹就安排最不好的人住在我的上铺，象于淳、庞佃珍等。于淳是故意不让人睡，我刚一睡着，她就“嘭”的一下重重的把我碰醒。第二天我找了刘秀芹，她再没那样。王叔培在小屋时，曾给予淳讲真相，被她告了。正好是王保萍当包夹，给王淑培带来很多麻烦。又给她上了“带教”（犹大们），骂了王淑培半个月。

高铭霞说自己心脏不好，床稍有晃动就受不了，二十年前差点死于心脏病。现在床稍一晃动心脏就象跳出来一样。那一天刘秀芹就给她安排了一个很不好的值岗睡她上铺，她睡不了觉，找刘秀芹也无济于事，高铭霞就跟她们吵起来，她的上铺就调走了。

包夹刘红是德州齐河人，一九六九年生，身高一米六一，黑的象非洲人，瘦瘦的，但很有劲。后来她搬到我的上铺睡，就固定在206室了。她和我坐在一起，我就给她讲真相，她没有什么反应，象是没听见。床下地面是一分为二，两个人各自放东西的，她却越来越向我这边放物品，我各方面让着她，迁就她，反而成了她要挟我的借口，变着法儿找我麻烦。半个月后，她开始不让我睡觉，每天晚上十一点我正熟睡时，她就使劲的把床砸一下，有时使劲撞一下，我就被惊醒。我发正念清除她背后的邪恶因素，慢慢的又睡着了，刚睡着时间不长，她又使劲砸一下，我又被惊醒。我告诉她晚上睡觉你把我惊醒了，动作轻一点。她答应着却不改，说了两、三次也不起作用。时间长了，我白天打瞌睡，晚上不敢上床睡觉。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上铺换了王保萍。这人虽坏，睡觉还算安静。后来又换了董俊青，淄博人，是信其它教的。她也是晚上故意晃床，弄的我睡不了觉，到了害怕上床的程度。后来王淑培说“反制”，我就小声告诉她注意点。她说我已经很注意了。她夜里上厕所下床时，把我弄的似醒非醒，等上完厕所，看我没醒，就使劲的抓住床往外搬，搬的床里边的两个腿离地又放下，我就醒了。再睡睡不着，每次都这样。我开始反制，当她睡着的时候，我就使劲蹲一下床，她就醒了，她困的难受，就有所收敛。

崔东君，一九七一年生，淄博周村人，从里到外都象个男人，她当过兵，干过村主任、拆迁办。她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来到206监舍的，给王淑培当包夹，和刘秀芹一个鼻孔出气。那一天，高铭霞找监舍长在厕所说话，第二天监舍长又找高铭霞在厕所说话。我们都不知道她们说了些声什么，王淑培不放心。第二天，崔东君给高铭霞拿来了纸和笔，高铭霞写起来。王淑培不顾一切的喊道：高铭霞，你可不能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可不能写啊！你可别糊涂啊！不能写……。她喊着喊着被崔东君搂住了头，捂住了嘴。只听到王淑培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我立即站起来喝道：干什么？！要上前阻止，却被董俊青按住，死死的摁住，就象被夹板子夹住一样，动弹不得。高铭霞被刘红看住。高铭霞说：你们不要难为她。只听崔东君喊道：我叫你再喊，我叫你再喊！把嘴捂上！王淑培“呜呜”的叫着，董俊青宽胖的身体压着我，挡着我，我根本都看不见。这时听到刘红喊了一声：拿抹布来。刘群立刻跑到厕所里拿来抹布，只听王淑培惨叫起来，我使劲也动不了。一会儿听不见叫声了，王淑培挺直了身子，被崔东君搂着的头却耷拉了。这时监区大组长肖泗娟进来了，问：怎么啦？啊，怎么啦？只听王淑培长喘一口气说：我也没说别的。肖说：没说别的也不能这样，坐起来。王淑培说：我要上床歇一会儿。肖说：行，躺一会。晚饭后，王淑培被叫出去，过了一会儿，她的被褥等一切物品都给拿出去了，不知她去了哪里，我很担心。一个星期后，王淑培回来了，我清楚的看到她脸上的青紫痕迹，被掐的印子还没愈合，皮还外翻着。

杨柱娟，经济罪犯，需要交罚款3600万。二零二二年二、三月份当205监舍的监舍长，很邪恶，她每天都把电视机（每个监舍都有）的声音开的很大，播放邪恶录像。整个二层楼六个房间都能听到。而且她污言秽语、血口喷人，对妥协者辱骂、训斥、辱骂、恐吓，阴阳怪调，恶声恶气，是一个十足的低灵附体。她还是十一监区的生活组长，副区长孙莉看中的人。王淑培对放邪恶录像低声表示了不满，被刘群叫去厕所训斥。大概刘群与杨柱娟说了王淑培要她收敛一些的意思，结果杨柱娟越发猖狂了。有时杨柱娟也到我们206房间来，王淑培就给她讲真相。她便回绝：不要跟我说这个。大约到了四月份的一天，205房间的杨柱娟突然收敛了，没有了电视声，她们说话都是悄悄的。大约过了一周，205房间突然传来铿然之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第三声是被捂住口鼻发出的。我随即正念紧跟：“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并求师父保护同修不被迫害，而且一直念着“灭”——。我看了王淑培一眼，她也在发正念中。后来又有两次那同修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之后就没再听到，205房间自此再没有猖獗。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监狱因疫情实行了全封闭，不让洗涮，不让洗脸刷牙，还得戴口罩、塑料手套。互相不能面对面，一律背对背坐着。吃饭要一个一个轮着到厕所前面的桌子上吃，吃完立即戴上口罩和手套，然后下一个去吃。还得穿连体的塑料外罩，上厕所要打报告，然后把塑料裆撕开，挺费劲的，弄不好就会拉尿到衣服上。门窗紧闭，连门上的窥视小窗口也用塑料纸封上。一天送两次水，三顿方便面。其实那时候外面都已解封了。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四年冤判期满。上午十点左右，家人来接我回家。监区长徐玉美送我出来，路上我给她讲真相，希望她能善待大法弟子，希望她和家人能有好的未来，却被她呵斥。我再次诚恳的给她讲，她却推推搡搡的将我往回推，说：我有权把你关到12点，让你家人等到夜里12点。我没再说什么，在家人陪同下离开了那个邪恶的魔窟。

山东省女子监狱占地四百亩，据说从上空俯瞰象个“囚”字，正式使用是在二零一二年五月。除高墙电网外，里面一排排的车间，一排排的宿舍楼，路边还有花草树木，看不出与外界有什么区别。有时还会有人来参观。从外观上，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罪恶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