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安局长说：“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我却一直没能发现你。”

二零零零年底，恶人担心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把很多大法弟子绑架到了洗脑班。洗脑班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匆忙设立的，各方面都准备不足，设备极其简陋，一块床板直接铺在水泥地上，就当床了。被绑架到这里的大法弟子的家属看到这种情况，找到洗脑班的“校长”理论。那个“校长”本想表现一番，却不想弄的自己成了众矢之地。

从到洗脑班的那一刻起，我就抱定一念：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我不吃这里的饭，不喝这里的水，直到无条件放我们回家为止。当时还不懂发正念。我不把这个洗脑班里的人当成对立面，我知道他们是无知被利用的。我的意念集中到北京邪恶的中心，解体那个迫害起源处的邪恶。当我的意念到达北京邪恶中心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意念打到了一部金属的机器上，我知道那就是被邪党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国家机器”。

因为我一直绝食反迫害，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一个警察来找我谈话，我始终一言不发，那个警察无趣的走了。县公安局局长来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吃饭，对洗脑班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说：“这里的人也不都是自愿做这个事的，我不针对这里的任何人。这个迫害政策是（元凶）江泽民下达的，我只针对（元凶）江泽民。我们不是犯人，不应该被关在这里。所以我不吃这里的饭，不喝这里的水，我要求无条件放我们所有人回家。”局长关切的问我这里冷不冷等。

这时县委书记也来到洗脑班，来到我所在的房间，公安局长跟县委书记说：“某某非常有素质。”县委书记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走了。

一年多后，我从劳教所出来后，在公安局门外的街上遇到这个公安局长，他看到我显的很高兴，说：“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发现你。”

二、在女监室当号长

在洗脑班，我不配合他们，不吃饭，不喝水，不听他们所谓的讲课。政法委书记来讲课，我也不進“教室”。洗脑班看守们担心被政法委书记面前表现的工作不力，连逼带拖我把我拖到了“教室”。政法委书记在前面讲，我一直站在那里。

邪恶没能“转化”我，认为我在影响其他人，就把我转到了看守所。看守所里关進来很多大法弟子。初到看守所时，狱警对我们很恶，动辄手铐电棍。后来随着我们讲真相，看守所里从狱警到被关押的人，多数都对我们很友好，也都知道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从心里不把大法弟子和其他被关到这里的人一样对待。

看守所里环境很恶劣，吃的也很差。我对吃住怎么样不在意，進到看守所里也很平静。在看守所里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大姐说：“我看到你吃窝头，一点吃不下的感觉都没有，也没觉的这里环境恶劣待不下去。”

当时看守所有两个女监室，监室里的人都很尊重我们，都愿意跟我们说心里话，自己的案情、家里的事情等等都愿意跟我们说。我们能帮助她们的也尽量帮助她们。有的刚進来的人，心情不好，或者没钱、没生活用品，我们都尽量安慰她们，把我们的生活用品给她们用。

有一个老大姐，还没進监室的门就哭着叨叨咕咕。她被分到我所在的监室。我安慰她，问她吃饭了没有？她说没吃呢。我先给她泡一袋方便面，问她为什么進来的？问她为什么哭？她不哭了，说是因为经济问题進来的，因为害怕才哭的，想象着被关到这里会很可怕，没想到受到这么好的对待。

狱警也都知道我们没有罪，所长安排我们两个大法弟子分别当了两个女监室的号长。

三、监室里多数人跟我们学法轮功

大法弟子及家属里外配合，我们在看守所里得到了《转法轮》。我还把一本手抄的《洪吟》也带了進去。我从看守所的商店里买来纸笔，把《转法轮》、《洪吟》抄写了，分给其它监室的同修。我们每天都一起学法，但是不让狱警看到我们有书。搜监时，我们就想办法把书保护起来，有时也请“劳动号”的人帮忙。“劳动号”是几个刑期较短的年轻人，看守所让他们做杂活、在小食堂做饭。

我们炼功时，监室里的人就主动帮我们看着，看到狱警过来，就告诉我们。有时会被狱警看见，有时也会被戴上手铐，有时骂我们两句，就走了，有的看见了，也不管。

监室里的人听我们讲法轮功真相多了之后，陆续的，监室里的人跟我们学起了法轮功。

我在看守所被关了将近一年，期间出出進進的人也很多。有的被判刑关到了监狱，有的被拘留十几天就出去了。但是绝大多数都听明白了真相。被判刑关到监狱的人，临走前也都表示到监狱里也会继续炼法轮功，有的还带了抄写的大法经书。有的表示回家后一定要找当地的大法弟子学法轮功。两个女监室里多数人都跟我们一起学法炼功，不学的反倒显的很孤立。

一个内蒙的女子，跟着我们学法炼功，我们抄写了一份《洪吟》给她，她也跟我们学着背诵。一天，两个女警来提审她，把她叫出监室往看守所外走时，女警一边一个手按在她肩膀上。她背了一句第一套功法的口诀：“身神合一”（《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她刚默背了这一句，女警压在她肩膀上的手马上快速的拿开了。她被提审回来后跟我们说这个事，非常感叹大法的威力。后来她被判了一年，在看守所待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就回家了。

一个大姐了解了大法真相后，每天跟我们一起学法炼功。后来她也被判了一年，很快就回家了。我从黑窝出来后，有一次在街上遇到她，问她还在炼功吗？她说一直在炼呢。

男号里有一个杀人犯，也跟我们要大法书看。我给他抄写了一本完整的《转法轮》。但后来搜监时被搜走了。

还有很多，不一一说了。还有的已经记不清了。

当时看守所和拘留所在一个院里，没有明显的分界。特别是两个女监室，被刑事拘留的人和被行政拘留的人共用两个女监室。

一位因经济问题被短暂关到看守所的大姐，原来不了解大法，通过我们跟她讲，她明白了，她说想看大法书。我告诉她我的大法书委托一位曾帮我看孩子的保姆保管着呢，她可以去找她要。我从黑窝出来后，去保姆那里取回大法书时，保姆告诉我，那位大姐带着礼物来看她了，并请走了两本大法书。

大约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年同修在一个农村集市上。有一个大姐一下子就喊出了我的名字。我看了看她，没能认出她是谁。我问她：“你怎么认识我的？”她说在看守所里，我对你们印象最深了，你和某某（指另一位同修）印象最深啦，你们都太好了。”这位大姐做了三退，带着几本真相回家了。我惊叹于过了二十年了，这位大姐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我，并且准确叫出了我和另一位的名字。

三、四个小伙子拽不动我，因为他们都没使劲

在看守所时间比较长了，狱警及看守所里被关押的人都已经习惯了我们每天都炼功、发正念。狱警看到我们炼功时，有时说我们一两句就走开了；有的严厉的，如果在他看到我们炼功并要求我们放下时，我们放下后，他们就走开了，他们明明知道他们走后我们会继续炼，也不会再管。

有一次我炼功被一个狱警看到了。这个狱警是最较真儿的。他看到我在炼功，在监室外喊：“某某，放下。”我没理会他。他连喊了几次，我都没动。他急了，打开监室的门，冲过来往下拽我。我仍然保持着双盘打坐的姿势。他拽不动我，就喊劳动号的：“都过来。”四个劳动号的小伙子都过来了，他们四个一起拽我，我仍保持双盘打坐的姿势。我能感觉到，他们表面动作很夸张，但根本就没动真劲。那个狱警急赤白脸的喊着“使劲呀，你们使劲呀”，最后他急了，又亲自上手来拽我。他拿来手铐，我不让他给我戴上。冲突中，不知怎么，他的手背被手铐划出了血。最后，也没把我拽下来。

一个副所长来了，不由分说闯到我所在的监室，把我拽到院里，铐在了大铁门上，当时正是盛夏，在烈日下暴晒。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和正法口诀。整个看守所都在听着我喊。副所长急了，把我拖到管教室，拿电棍电我，电我嘴、电我脖子。电棍放到我嘴里电，我仍然含混不清的大声喊着。他把我按到地上，拿毛巾堵在我的嘴上继续电我。把我双手背到后面铐上，脚上戴上脚镣。折腾一番后让我回了监室。

公安局的政委来到看守所，所长把我叫到管教室。政委让我坐下，又让所长把我的背铐打开。所长提示我：“跟政委好好说说，把脚镣也摘了。”我没有开口求他。

我戴着脚镣回到监室。监室里有经验的犯人教我用布卷一个卷套在脚腕上，以免脚镣把脚腕磨坏。我按她们告诉的方法，没有被磨破。我戴着脚镣照样双盘炼功。一段时间后，所长把我的脚镣解除了。

四、到看守所办事的人帮我向所长求情

每次有师父的新经文发表，一位大法弟子的家属都会想办法帮我们送進来。有时也会帮我们传進来一些明慧网交流文章。每次得到新经文以及交流文章后，我都在第一时间抄写几份，然后想办法传给看守所里每个有同修的监室一份，特别是几个男监室。

看守所里有一个小食堂，是专门给狱警和看守所里自己订餐的人做饭的。有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有时会在小食堂里订餐。去小食堂取餐时，会从两个女监室的窗外经过。很多经文就是去小食堂取餐的人帮忙传递的。我们基本不挑人，有人路过窗外时，就问他们是否可以帮忙传递到某某监室。一般都会答应。

有一次，我抄写了新经文，想要传递给男监的同修们。一位老大哥正好路过窗口，他答应帮我们传递。我把抄写的经文从窗户递给他，他伸手接过去时，被那个最较真的狱警看到了。我几次在炼功时，被这个狱警发现并戴上手铐，我也与这个狱警冲突过几次。我想他对我可能是有点怵了，不想直接和我发生冲突。他报告了所长。

第二天所长来了，把我叫出监室。同修们都在帮我发正念。前面管教室墙外的长椅上，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根电棍在摆弄。我心动了一下，心想：“这电棍是不是冲我来的？”我没管它，继续往前走，从拿电棍的狱警面前走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

所长把我带到管教室门口，把我双手背铐上，挂到了管教室的铁门上，我双脚脚尖着地被吊铐着。他问我经文哪儿来的？我说：“你不要问了，我不会说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说。你想什么办法我都不会说。”他把我的手铐铐的位置往高处提了提，再问我，我还是告诉他不要问了，我不会说。他就又往高提了提。

这时，有两个人進到看守所里来办什么事，在离我不远处在摆弄什么。他们好象认识我，用婉转的方式跟所长求情把我放下来。他们一边办他们的事，一边说：“某某（指我）这个姿势可难受。”他们反复说着类似的话。我知道他们是说给所长听的，是在婉转的方式在替我向所长求情。过了一会，所长把我放下来，让我回去了。一场看似凶险的局面，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所长早就知道我们有新经文，也纳闷我们怎么得到的。有时同修们甚至会把新经文的内容讲给狱警听。

当师父的《解梅花诗后三段》传到看守所时，我们觉的应该让狱警也了解一下。有的同修把这篇经文直接拿给了表现比较好的狱警看。

同修们给狱警讲真相，告诉他们，如果人人都修炼法轮功，就没有犯罪了，也不需要有警察了。看守所长说：“如果真能象你们说的，都没人犯罪了，不需要警察了，我也欢迎。”

我走出黑窝后，曾几次遇到看守所所长，每次他都很高兴的聊几句。

看守所狱医是个年轻姑娘。我被关在看守所期间，没怎么跟她说过话。我从劳教所出来后不久，有一次在街上遇到她，她很高兴，问我什么时候出来的。我说刚出来不久时，她竟然表现的非常高兴，说：“你看咱俩多有缘，你刚出来，咱们就见面了。”

五、一场魔难悄然化解

为了“转化”我和另一同修，县里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由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治安大队等抽调出来的八个人组成。他们租用了一个饭店的房间，不让我睡觉，他们轮流劝说、软硬兼施、挑拨家人打骂我、逼我站军姿，并往我胸口一杯接一杯的泼水。各种办法都没能转化我时，他们想要对我上刑了。那天快到傍晚时，其中一个人吩咐另一个人说：“去局里取刑具。”并说了包括电棍在内的几个刑具的名字，我没有往心里去，也没记住他们所说的刑具的名字。

接下来是安静的时刻，就象暴风雨前的那种沉重的安静。但是突然这种安静和沉重被打破了，其中一个警察叫着我的名字说：“某某，你真好命！你真好命！”原来是我丈夫的朋友请他们吃饭，他们放弃了马上要开始的对我动刑，而是一起坐到了饭桌前。感谢那位未曾谋面的朋友！感谢师尊帮我化解了一场魔难！

当时那个饭店是由三个人合伙开的，但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们。十几年后，其中一个跟我提起当年的事。他很健谈，他说了自己到新加坡，遇到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说到当年看到所谓“专案组”如何对付我一个年轻女子，他说当时对我佩服的不得了，他说他知道他们那种对人的折磨和给人的压力，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男的都很少有人能不被他们吓住的。但却看到我一点惧怕都没有，意志力太强了。他还抱怨我不够直接：“为什么不直接痛快的跟他说：赶快把党退了，把你全家入党的都退了！”

结语

想起这些人和事，感慨于世人心底的善良，对大法的正念，对大法弟子的善意。如果不是邪党对大法的造谣、抹黑，凭世人自己的判断，其实世人都知道大法的美好，都知道真善忍是对的，都知道大法弟子修真善忍是在做好人。

世人对大法、对大法弟子表现出来的正念、善念，体现着大法已扎根在善良人的心底，那是不被世间表象所左右的，是大法的内在的威力，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们的心就是这世间的光亮。邪党对大法的迫害只是自曝其丑的表演，让世人更加看清它的邪恶，也给人类留下历史永远的教训。大法必将在世间永永远远的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