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不会到会

那时虽然我有救众生的愿望，但真正到了要做的时候，却又不知怎么开口。当我试图跟人讲，还没开口说几句，就被人家呛回来了，或直接走人，或嘲笑，或谩骂……往往在这个时候不知所措，有时感到很沮丧。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同修约我讲真相，我欣然答应了，我们见到一个农民工，同修说：你们赚钱不容易，血汗钱，万万年。那人深有同感，很接受，同修再劝退，那个人很顺利就退了。

这对我触动很大，也给我很大启发：说话要说到别人心坎上，理解他，体谅他，与他互动，心心相通，你讲真相他就接受，从而达到救人目地。

我地居民大多是农民，我现在讲真相基本都能互动，特别是对老农民，话题更多，“爹爹、婆婆：你们做水利，打饿肚都赶上了，要是地主、富农还要吊着打，共产党瞎办。你们大集体入过党团队吗？入过就心里不要，保平安。”再具体问清楚，一般都同意，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都接受。

二、由不成熟到成熟

那是二零一一年，我和同修去农村讲真相，公路边有一个摆摊修自行车的男士，三十多岁吧，我走上前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说过，但不知怎么回事。”我说：“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如果你入过，心里不要，就是告别邪恶，告别谎言，告别恐吓，告别血腥，共产党是地痞流氓当道。”他兴奋的说：“有道理，我戴过红领巾，退！”再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当时我心里美滋滋的，我象这样劝退了很多人，没觉的有什么不妥。直到有一天，我又象这样给一个老农民讲的时候，他非常反感，大声吼道：“你再莫说了！”我见他不接受，就没继续讲，走了。事后我反思：虽然我说的实话，但语气不善，带有仇恨，发泄私愤的成份，这些人对邪党认识不深，那些话他当然接受不了，不但救不了人，还往下推了人家一把，可能毁了人家呀。

从那以后，我再讲真相就尽量按师父要求的那样，顺着他的执着，往往能收到较好效果，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進的过程。

三、由为己到为他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邪党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我被监控、受歧视、遭羞辱、关洗脑班、抄家，遭非人待遇，吃了不少中共邪党的苦头，心里总是又恨又怕，讲真相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把众生当作吐苦水、泄私愤的对象，没有体现出修炼者慈悲。后来讲真相我都会站在众生的角度，为他着想。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有一个老农民工在一个刚建不久的一个烈士墓亭挖土，上面写着是被日军杀害的烈士墓亭。那些人是不是日军杀的也没有人去考证。我对这个烈士墓亭很厌恶，我觉的是邪党挑起民族恨，掩盖其邪恶的一个卑鄙行径，但为了救这个老者，我告诫自己不能有情绪，要保持祥和心态，我站那想了一会，走过去跟他说：“你这大年纪还干活，真吃苦。”他说他身体好，还能干。我说：“被日本人杀了，还竖个碑，被共产党饿死的连个碑也没有，还说三年自然灾害，我老娘说那三年收成好得很，就是不给你吃，我老父亲就是五九年做水利饿死的，死在水利工地上。”老者深有感触，深表同情的说：“你说的对。”我再劝他三退，他说他戴过红领巾，很痛快的退了。

四、由人走向神

讲真相救众生就是一个检验大法修炼者是否真修、实修的过程，是一个由人走向神的过程。

记的两年前，我听同修说她在某地救人效果好，从五楼到一楼，能劝退十几人。我想我也去试试。第一天，从三楼到一楼劝退九人，我一看效果不错，暗暗生出欢喜心，没引起重视，也没及时归正。第二天我又到三楼，看见有一男二女青年站在那聊天，我先跟一女生讲，她很快三退了，我又跟另一女生讲，她不听，我就去跟那男生讲，他说：“你是法轮功，你别走，我已经给你录音了，一会警察就来。”我一看也走不了，就直盯他眼睛发正念。我说：“我是做爷爷奶奶的人，我又没杀人放火，又没有偷盗扒拿，又没敲诈勒索，你叫警察来干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走吧。”我就安全的离开了。

在救人这十多年中，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十多起，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都闯过来了。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只要心性到位，“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看似危难当头，你正念足，师父瞬间把它们化为乌有。它只不过是给弟子树立威德的一个机会，由人走向神的一个见证。

修炼大法的这二十多年，是我生命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部份，十多年的讲真相救人生涯，是我生命最闪光、最精华的部份。我们修炼的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无量的慈悲、无尽的心血；修炼每一步，都是自己得到大法锤炼、走向成熟的历程；修炼每一步，都是自己迈向光明、创造辉煌的历程；修炼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脱胎换骨、从获新生的历程；修炼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以前的那个我一去不复还，一个全新的我在大法中铸成。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