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上加霜的是，在过去的三年里，清零的实施扩大了农村卫生系统的能力缺口。政府对购买发烧和咳嗽药物的限制导致其供应短缺。”黄严忠说，“农村诊所被禁止接收发烧病人，迫使一些乡村卫生工作者关闭诊所，改行干别的。在二零一九年和二零二一年之间，村级诊所的数量从61.6万个下降到59.9万个。而村卫生工作者的数量从145万下降到136万。”

在上海工作的一位杭州人士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的爷爷近期在杭州因感染新冠去世，他告诉记者，在国内，现在要顺利火化，就得“找关系”请托。他说：“杭州大概有八、九个殡仪馆，全部满员，火化至少要排两个星期以上。不仅杭州，我在上海当地的朋友家里也有人因为新冠去世，火葬场全天候火化，也烧不过来。停在冷库里排队，每天也是一笔支出。”殡仪馆工作人员向他透露，冷库里堆满了尸体。殡仪馆已经停止一切追悼活动。“遗体告别仪式就在广场上，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殡仪馆近期每天火化一百来人，全天24小时工作，没有任何告别仪式。殡仪馆以前平均有十个八个火化的，最多不超过二十人。其余县区比如海林、宁安殡仪馆也一样人满为患，每天火化炉边排满了尸体，一个挨着一个，仅用布遮盖着，多是在牡丹江市排不上号而来外市县火化的，农村人去世后土葬的更多。有的家庭在一个月内死去三个老人，染疫离世的不止是老人，也有30多岁、40多岁的中青年，甚至夫妻阳过后，以为没事了，却突然双双离世。据悉，牡丹江的一个医院，仅一个晚上就有20来人死去。而更多人根本住不上院，都是在家中离世的，死因都不能写新冠死亡。本地未染疫的极少，很多人都在说，周围人几乎全阳了。人们都在骂中共专挑这时候放开，不把人命当回事，是故意减少退休人员开支。

一位在河北石家庄某医院工作的人士说：他们科室很少值班，但在一个晚上值夜班时，一晚就有十多个盖死亡证明章的，原来（以前）可没有这么多。白天有多少也不知道，都不外传。

山东青岛市因为中共病毒感染，死亡人数剧增。青岛市城阳区现在烧一个尸体需要排到五天之后，如果插号提前烧，需要多花三万八千元钱。青岛市下属的胶州市，烧一个尸体也需要排到三四天之后，如果要插号提前烧尸体，需要送一点礼或者是多花两千元钱。青岛大山火化场，有记者去拍照，说排队等候火化的，去世者不仅仅有老人，也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也有三四岁的孩子。

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一位妇女，有糖尿病等，上周染疫后住院，三天后死亡。据她亲属讲，她住的医院，是胶南当地的一家医院（她以前是胶南的），里面过道里都挤满了患者；去世后送青岛大山火化场火化，火化场需要排队等待，找了关系才火化的。

近日，多个视频显示，湖南邵阳路上常见抬棺送葬队伍经过。邵阳某乡镇居民唐凌一月十八日对大纪元记者说，“我们这个小城市，死去的老人确实比较多，粗略估算一下，上千人应该差不多。”他说幸运的是家中还没有人离世，但就他所知，有的一家死了两三人。“有的一家里，五十多岁的两兄弟死了，也有一对夫妻俩死了，儿子也死了，这种情况有，反正就死得比较多。” 唐凌说，当地以土葬为主，大部分家庭操办丧礼盛大，最近死亡高峰时，“夸张一点的时候，同一条巷子里的隔壁邻居，同时操办丧事的有四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蔡洪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时说，浙江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中旬开始逐渐进入重症高峰，目前还处于平台期，未见明显拐点。近三周以来，重症医护的工作强度一直在持续加大，收治的重症患者中，高龄、感染新冠后原有基础加重的病人占比在不断增加，住院周期也在拉长。各医院都在争分夺秒改造ICU，ICU床位成倍增长。他所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最大的压力是在感染人数开始激增的早期，大批医护倒下和感染高峰部分重叠到一起。蔡洪流表示，ICU床位的改造通常至少需要几个月，当前重症医疗设备的供应较紧张。而最难的是ICU医护没办法短期内增加。

根据《自然医学杂志》（Nature Medicine）一月十三日刊登的香港大学研究人员的一篇报告指出，北京的新冠感染发病率在十二月十一日达到高峰，估计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的累计感染发作率（即自十一月一日以来感染的人口比例）为75.7%，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为92.3%。研究指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之后后，中国的新冠传染数上升到3.44，也就是1人感染可传染给3.4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