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社区警察A及居委会工作人员B以及街道办人员，总共四次上门。第一次，由A和B敲开我的家门，当时我老伴（同修）也在场。

他们進门就说，你还炼不炼法轮功呀？我说炼呀，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呢？！老伴讲了大法如何好，我说，我们是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我说，请你把证件给我看一下。A拿证件，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我说，请问你们来干什么？他说，上面有规定，有这份表填一下，在上面签个字。我说，就是所谓的“清零”行动。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知道你们也是执行上面的指示，但是这个字我是不会给你签的，如果我签了这个字，对你们不好。我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他们说，你签了，在网上，就给你“清零”了，你在家该怎么炼，还怎么炼。我说，我为你们好，才不签这个字，国家现在是办案终身负责制，为了你们将来好，所以我不签。

B还用威胁的口气说了一些恐吓的话，我也没有被带动。我们两人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而只有中国不准炼，谁正谁邪不是一目了然吗？并且讲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就这样，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他们走了之后，我心里有一些后怕，我看了明慧网被骚扰绑架的文章。但转念又一想，我不能有这种负面的思维，他们上门也许就是来听真相的呢？我就向内找自己，有什么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只是表面上找一找，没有找到隐藏很深的执著心，也没有全盘否定邪恶的干扰。

结果，两个月后，一天下午两点多，有同修记错了学法时间，刚到我家，就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还是原来的两个人，又是他们。我说干什么呢？他们说来看看你。我说，有什么好看的？他们说（指同修）她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同修说，我是来送东西的（她当时正好带一点吃的东西过来），我走了。他们也没说什么。

其中，B讲了一个同修是中学老师，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后，养老金没了，心脏不好，要做搭桥手术，要自己花钱如何如何。我说，你们也真是够残忍的了，人家都这样了，你们还骚扰人家，良心上过得去吗？我讲了文革期间迫害老干部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的事情。他们都没有作答就走了。

第三次，是一天上午，我和八十多岁的母亲正在家里包饺子，还是他们两个又敲门。我开门，站在门口，我在门里，他们在门外，开始了我们的对话。

我说，又来干什么？他们说看看你。我说，我很好。不用你们看。他们看到我母亲，我说，这是我母亲，八十多岁了，我希望你们说话不要让她听，免得她受到伤害（因为我在二零零八年被邪党劳教迫害过，我母亲心里害怕）。他们说了几句家常话。

这时，正好我儿媳从外面回来，问我：他们是干什么的？并问他们：你们干什么的？他们看我儿媳妇说话不好听，脸色也不好看，就走了。

我想，真是没完没了了，不能这样被动，我要多学法，在法上提高上来。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多，又有人敲门，我去开门一看，在电梯门口与家门口站了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当时A躲在大门左侧，我没看到。我问来人，你们找谁呀？他们其中一个人说，你是某某吗？我说是呀，你们是哪里的？找我干什么？他们说是某街道办的，他们都戴着口罩，我说，请出示你们的证件，我用手机拍下来。他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拿证件。

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们就是来问问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提高了声音，我说，我有权利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们说，对，你可以不回答。我说，你们回去用手机在百度上搜一搜，看看十四种邪教有没有法轮功，你们这是对我家庭生活的干扰。这时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

A从大门左侧过来，笑眯眯的样子，说：你看，有人看到不好。我说：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们，你们都干了什么事？我责问A：你这一年到我家多少次？他说：我来了四次，下次我再也不来了，这是最后一次。我说：由于刚才情绪激动，说话声有点大，请你们谅解，假如有人一年到你家上门几次，你是什么想法？他们都走了。

通过四次上门骚扰，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老是来找我呢？肯定是我有漏、有执著，静下心来反思自己，找出了自己有许多的执著心，如怨恨心、争斗心、利益心、对儿子、孙子、孙女的情太重，还有怕心等，没有去掉。

这几年，虽然一直参加集体学法，但是没有真正的学法得法，炼功也不能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三件事做的不好，被家庭的情拖着。

我每天执著于儿孙，不就是温水煮青蛙，不自觉被情拖下去，还不知道，搞的自己每天精疲力竭，不按师父说的把三件事做好。

二零二一年的四次被骚扰，就是那时修炼状态的反映，由于没有正视和改正，从而在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一大早骑自行车买早点时，被重重的摔了一跤，这一跤彻底摔醒了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更不能忘了自己的誓约，要抓紧时间好好实修，跟师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