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魔突袭来

就在我精力最盛、工作奉献最佳之时，病魔已悄悄的、偷偷的上了我的身体。三十三岁那年，我去省城做了乳腺癌切除术。几年后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后来死神又向我“发出信息”：不论躺着还是坐着，大脑经常出现眩晕，真是天旋地转，一转就不自觉双手抱头，直到旋转结束。难受、恐惧同时向我袭来，那感觉无法用言语形容。躺下后，头不能向左偏，一不注意就犯。

有时出来走走还得贴着道边树旁，以防突如其来眩晕时能抱住大树，不至于天旋地转脚底没跟跌倒。因为我见过好几个癌细胞扩散的人，都是先出现这个症状而后生命终结的。我彻底绝望了！身、心垮了。因为丈夫工作繁忙，孩子小，一切起居都由母亲照顾，我成了个废人。

得法获新生

就在我绝望之时，一九九六年正月十九日上午，一位女大法弟子，手捧师尊在济南讲法录像带敲开了我家的门。此刻我不知哪来的精神和体力，我一口气看完了四盘师父的全部讲法，随之、立即出现了奇迹：我的身心如同再造，我好了啊！我能蹦能跳了，能说能笑了。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师父的洪恩慈悲。师恩浩荡！师恩难报啊！

我的长辈、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领导，我的同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神奇，并在他们中相互传送着。以后我买了好多大法书当作世上最珍贵的礼物送了有缘人，有人因此而得法。

正信破魔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恶首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嫉之心，驱使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大法修炼者掀起了血雨腥风的残酷迫害。我们同样没有幸免。此校长紧跟迫害大法形势，一开始叫科室的党员干部跟我们一起看由“殃视”污蔑大法的电视片。我们心里那个难过、气愤：泱泱大国的头子太无耻了！当听到他们污蔑师父时，我实在憋不住了，反驳他们。

“七·二零”开始了，学校不让我们回家，二十四小时监控。校长、书记组织全校干部专题开会对我们進行批判，逼迫我们放弃修炼法轮功，逼迫我们写检讨，逼迫我们上交大法书。校长还亲自时不时的把我家人呼来唤去为我写保证、签字画押。

第一任“610”主任亲自带领“转化”班的一男一女“犹大”来我家“转化”我，主任一声不吭的用小狐狸般的眼神（我当时的感觉）时不时的瞅我一眼，两“犹大”叫着师父的名字胡说八道，我用严厉的口气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们还记得《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最后，他们无奈的走了。来自各方面的迫害和压力，我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身体发着高烧头痛欲裂还伴随着严重的咳嗽，咳嗽时间长了，每咳一声猛扯一下肚筋，难受的整晚不能躺下，不能入睡，靠着床边斜躺在躺椅上，白天还要按时上班干活。那时的我，已经心力交瘁。但我深深的懂得：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今天的我！我用正信战胜着一个个向我袭来的魔难 。

那时我经常背诵的是师父的《登泰山》、《威德》、《大觉》、《也三言两语》。师父的法帮我走过了那些艰难的岁岁月月。

检讨会上证实法

对我们的迫害不断花样翻新。那是一九九九年冬的一天，校长找我个别谈话，恐吓并逼迫我写检讨书，写完后先交给他把关，然后再在全校周前会上作大会检讨。我心又怕又难过，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很强的念头使我很想上大会上发言。真的，很想！所以我就欣然同意了。

星期天下午，我把检讨书给校长送去，他看后说，哪哪地方不行需要修改。我表示只能写这样了，我再也无能为力了。他看离晚上开会没多少时间了，就默认了。

就是这天晚上，偌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全校的三、四百名教职工，那时我刚来此校一年多点，相互间都不熟悉，更叫不上名字，大家各自怀着对法轮功不同的心态和揣测着我怎么面对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

校长宣布大会开始。会议室鸦雀无声。我走上讲台，来到麦克风前，说：在这寒冷的夜晚，为了我，大家坐在这冰冻的会议室里，我的心深深的感到愧疚和歉意！

稍停片刻，我就开始照稿宣读：“有人说法轮功搞个人崇拜，我就向大家说说我是怎么炼的法轮功。”我就先从炼了法轮功绝症痊愈说起，又谈自己怎样放下利益之心，怎样为别人着想。我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我把一年吃药应该报销的药费单子撕了，那相当于半年的工资；二是把优秀教师名额让给急需晋职称的教师，等等。

我读完了，校长宣布進行下一个议题：全体教职工对我的检讨能不能通过進行举手表决。最后全体举手通过。第二天早上，我到校签到的路上，一位年轻的中层干部疾步走到我跟前，向我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我那位同学走到我跟前说：“昨晚你哪是在做检讨，你是在为法轮功争理。”

回想起此事，当时在那残酷的迫害中，我哪有那胆量、那勇气、那智慧、那能力，并还很想上大会上发言。这全是来自于师父对众生的洪大慈悲苦度！师父将计就计，利用邪恶想迫害我的检讨大会。将其演化成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真相宣讲台。

后记

不长时间，校长因经济问题严重，遭审查离职了。由一位副校长顶替了他的位置。副校长曾单独找我们大法弟子，谈话非常客气。我也曾提醒他不要迫害法轮功，并半开玩笑的和他说：若咱校教职工都修炼法轮功，你光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就行，到时我可以给你送茶叶。

是的，我第一次给他家门上挂的是《九评共产党》，在往后的日子里，经常往他家门上挂真相小册子。他明白是我给挂的，但见面谁也不提及此事，依然相互问好，都心照不宣。几年前，我觉的时机已成熟该告诉他退党了，说来也巧，正好和他碰面，寒暄后，我直接说：校长，我用你名字的前后二字给你退党好吗？他高兴的说：很好、很好。并连声说谢谢。

大法著作《转法轮》，每天依然工工整整的摆在我的办公桌上；带着莲花和“真善忍”三字的照片依然压在我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的右上角，直到我退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