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学大法提高心性，加强炼功转化本体

从修炼一开始，我和妻子同修就很注意学法，虽然还不知道法理和深层的内涵，但从表面字意上感觉，这是一本叫人做好人的书。那时迫害还没有发生，我俩都还在单位上班，我把书带到单位，一有空闲时间，我就拿出来看书学法，出差时带在身边，越学越爱学，真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妻子下班后吃过晚饭去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有时我俩还利用在家休息的时间，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起学《转法轮》，加深对大法的理解。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俩之所以能够坚持走到今天，闯过旧势力设置的重重难关和一道道险阻，离不开师父的精心保护，更离不开我俩当初和平时多学法、学好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俩体会到，只要用心去学法、用纯净的心态去学法，法理和法的内涵才能展现给我们，法力才能在我们身上和我们空间场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在修炼中，遇到身体上的过关，旧势力骚扰、干扰或迫害中的考验、过关，只要我们心中装着法，法理清楚，用法指导我们去对照和应对这些考验和关难，就无所不能，就能平稳顺利的走过关难；反之就很难逾越和走过，很容易掉下来。所以，我俩认为在修炼中学法是第一重要的，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证。

我俩在多学法、学好法的基础上，注重加强炼功。开始刚得法时，妻子在学法点跟同修学功，按照师父的教功录像去学功，很快五套功法全部学会，每天早晨四点钟去礼堂广场参加集体晨炼。那时我还在单位上班，晚上回来跟着妻子学习炼功。一段时间以后，我也把五套功法学会了，但我不如妻子炼的熟炼，炼的准确。为了尽快准确掌握炼功动作，我就在家里跟着师父的教功录像学，一有时间，我就和妻子一起炼，慢慢的就逐渐炼熟了，动作基本准确了。

可还没等我投入到集体晨练中去，迫害就发生了，从此，我俩就失去了集体炼功的环境。从那时起，每天早晨我俩就在家里用炼功录音带，伴着炼功音乐坚持晨练。二零零零年，邪恶迫害逐步升级，我由于怕心和懈怠，放松了炼功。从那一刻起，我的身体每况愈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重新复发。二零零三年我辗转北京三零一医院、陆军总医院都未能医治好这“三高症”。可这期间，我妻子一天都没有放松修炼，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并和同修单线联系，拿资料、周刊，晚上出去发资料救人。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北京回来，妻子劝我说，你还接着和我一起修炼吧，只有大法能救你，只有师父管你。从那一天起，我又从新走入了大法修炼，每天坚持学法炼功。但当时处在一个独修状态，下了班自己在家学法，早晨和妻子一起炼功。这次从新走回来炼功，前四套功法，我还能坚持炼完，第五套功法就坚持不下来，不仅坚持不下来，而且还不能双盘，只能单盘，单盘还要在后背挨墙靠一个枕头，这样只能坚持三十到五十分钟。那时我的心里既着急又痛苦，妻子见状说，老这样也不行啊，要不你也去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吧，集体学法场正，能量场强，对你炼功有好处。可那时我还在上班，迫害还在继续，自己还有些顾虑和怕心，一时还走不出去。

二零一三年年底，当地几位主要协调同修找到我家，与我進行交流，建议我走出来，配合整体做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这既是个人修炼的升华和提高，也是整体的升华和提高。可也有协调同修为了我的安全，不想暴露我的身份，（因我还上班）不同意我走出来公开露面，当时协调同修的两种意见，都是站在为我修炼的角度考虑，都是为我好。后来我经过再三考虑，用大法法理去对照，用正念去看问题，觉的应该突破这个层次走出去。

在学法小组集体学法一段时间后，确实使我受益匪浅，学法时穿戴整齐，坐姿端正，静心学法，敬师敬法。炼功时，站姿正确，随着炼功音乐和师父口令炼功，同修间还互相提醒，互相纠正。四个月后，我炼静功时，终于能盘一小时了。现在我和妻子基本能做到每天坚持晨炼，以前闹钟定到三点四十分起床，每天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同步晨炼两小时。我俩精神爽朗，身体健康，为我们这些年来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提供了强有力的身体和精神支撑。

二、突破自我归正状态，持之以恒发好正念

迫害发生后，我们的修炼進程和修炼中所涵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法中我们知道，一九九九年以前是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阶段，一九九九年以后，是大法弟子正法时期修炼。正法时期修炼的大法弟子，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即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众生。我和妻子明白了前后两个阶段的修炼内涵后，在接下来的修炼中，我们就严格按照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去做，增加了发正念的内容。我俩知道要做好三件事，发正念是其中的一件。做好这件事，对做好其它两件事也很重要。

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真正实际做起来有点难，尤其是按照正确、准确、具体的要求做起来就更难。当然这件事也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不用修炼人的心态和正念去对待，就很难做好这件事。就先说这四个整点发正念吧，开始我和妻子还基本能够做到，因为刚开始我们看到明慧编辑部，发表的发正念的具体内容和要领时，心里很重视，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尤其是夜间十二点发正念，就更难保证了，即使白天三个整点也不是百分之百保证得了。其次是发正念的内容和具体要求，开始时还比较认真，把明慧编辑部的发正念要领和内容抄写下来，利用其它时间背下来，发正念时在心里默念。一段时间里做的还基本正确、准确。后来明慧编辑部又做了更新，再加上有时本地区协调同修，为被绑架同修、病业同修组织的集体发正念，一是内容有别，二是具体琐碎，很难记住也很容易记混，想起什么发什么，有时也加上自己的念，思想很难静下来。这样一来就使发正念的效果大打折扣，基本起不到发正念的作用。再说发正念时的坐姿和手印姿势吧，开始时坐姿还基本能够做到腰直颈正，单手立于胸前。有时双盘，有时单盘。可时间一长，坐姿也好，手印姿势也好，就会随身所欲了，时而塌腰，时而低头，时而倒掌，时而迷糊。尽管我和妻子发现时互相提醒，努力去克制和抑制这种不正确状态，可这种状态还偶尔伴随着我们。

为了尽快突破这个状态，我们与同修交流和看明慧文章，才发现问题所在，我俩之所以出现这种发正念的状态，是因为上述这些不正确、不准确的发正念姿势、内容，影响了发正念的效果造成的。因为我们发正念时，并没有完全按照明慧编辑部发正念的要求、要领去做，且偏离了师父要求的身体保持正直，腰直颈正，保持主意识清醒的法理。所以，就发不出正念，指挥不动功能。明白这些后，我俩开始在法中归正自己，决心突破这些不正确的状态。

后来再发正念时，我们先把钟表的时间与北京时间调整准确，以确保与全球四个整点同步发正念，使其和全世界同修发出的正念，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清除邪恶的能量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发正念时，我俩在坐姿和手姿上相互提醒，使其保持住坐姿和手姿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同时，在发正念过程中，还要集中精力，保持主意识清醒，一旦发现对方出现迷糊、倒掌，主意识不清时，及时善意提醒，保证双方在十五分钟的发正念时间里，正确、准确、清醒的发出强大正念，使其真正达到发正念的效果。

随着我们一次次发正念，一次次的突破、归正自己，现在我们发正念时，基本能够做到正确、准确、准时、主意识清醒。为了保证夜间十二点准时发正念，我俩把过去定的十一点四十五分的闹钟，调整到十一点五十分，不再给自己留有等时间睡过去的余地，做到闹钟一响，立即起身，准时开始发正念。

自从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的通知后，我俩又重新在明慧网下载了二零零五年二月八日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和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认真学习了两遍，对照着上面的内容和要求，再一次审视了我们以前发正念的过程，发现以前在念口诀之前，思想中想的和“更新2”中的内容有不相符的地方，有自己多加字和内容的地方。发现后，我俩及时做了纠正。之后再发正念时，我俩严格按照明慧编辑部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的要求去做，不再随意改变发正念的内涵。今后，我俩一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其中之一发正念这件事。

三、夫妻配合走上街头，广传真相救度众生。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面对中共邪恶的腥风血雨和毁灭众生的卑鄙伎俩，大法弟子有责任去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从那时起我和妻就开始走出去发真相资料。那时我还在上班，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但在师父的点悟和妻子的鼓励下，我带上几份真相单张，利用去上班的路上，撒在便道的自行车筐里，或利用下乡去企业的机会，把资料带给企业老板或员工，有时见不到人就放在他们的办公桌或抽屉里。刚开始时只带几份或十几份。等晚上下班回来，我再配合妻子，走街串巷发资料，把一份份真相单张或小册子撒在世人居住的门洞里，撒在路旁停放的自行车筐里、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随着出去发资料次数的增加，过程中也修去了很多怕心，而且资料也一次比一次增多，我俩从开始时的几十份到后来的百余份。二零零四年妻子退休后，她就一心扑在讲真相救众生这件事上，尤其是她学习了师父后期各地讲法后，她悟到，现在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撒真相资料上，还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手递手发资料，现在时间过的这么快，还有多少众生等着救度，我们得赶快多做、快做，要抢人救人，才能救更多的人。从那时起她就与同修配合，走上街头面对面讲真相，手递手发资料。她以面对面讲真相为主，把发资料作为讲真相的辅助，讲真相时对方听明白了真相，并同意三退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再送给对方一份资料、光盘（那时大陆还允许发神韵光盘）或护身符，一般多数人都能接受资料和光盘，同意三退，还表示谢意。

妻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讲真相救人，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在同修的支持帮助下，她借鉴和吸取明慧网同修交流讲真相的经验和做法，她变的越来越成熟、理性、智慧。讲真相时，在安全方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她不再带手机和很多资料；在理性方面：她不再和拒绝听真相的常人争辩了，而是语气平和、理性善意的与其交流和沟通，抑制对方负面因素的发挥；在智慧方面：她不再千篇一律、不分对像的讲真相，而是针对其年龄、职业、性别等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讲真相内容。这样讲真相，内容明确、针对性强，合身得体，效果很好。

十几年来，虽没有做过详细统计，经过我俩的手发出去的《九评》、真相小册子、《神韵光盘》和其它真相资料大概有几万份；经过我俩配合讲真相劝退的人数也不少于万余人。我和妻子都知道，这件事都是师父在做，我俩只是动动手、动动嘴、跑跑腿，真正救人的是师父。

二零一二年，孙女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和妻子随其来到了儿子、儿媳工作的城市。离开了做好三件事的集体环境，开始还有些不习惯，人生地不熟，给我俩修炼和做好三件事，带来一定影响。为了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我和妻子商量，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带孩子、过常人日子上，要突破这个状态，要跟上师父正法進程，我们既然脱离了大整体，我俩就组成一个小整体，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从那一刻起，我俩就形成了一个小整体。每天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一起上街发资料，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和“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真相小粘贴。我们把所居住方圆五、六公里范围内的电线杆上、墙壁上和便道的树木上都粘贴上，布下了一个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的正能量场，也为我俩开创出一个面对面讲真相的空间场。

就这样，我俩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配合走上街头，面对面讲真相。我负责发正念，记三退名单（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妻子负责讲真相。出去时边走边发正念。同时对我们所经过的路线和所遇到的有缘人空间场和所对应的另外空间场，发正念進行清理，并求师父加持。这样基本保证了妻子讲真相时不被干扰，顺利的把真相讲清楚，使常人不受邪恶因素的操控，能够静心的听真相，听明白真相后，能够愉快的做出三退。当然在讲真相时，除了发好正念，还要看我们自己当时的心态，心态平稳，慈悲祥和，没有怕心，一切为了众生，效果就会更好。我俩每天出去都能劝退一些人，多少不等，多时十来个，少时三四个。回来后我及时上网发给退党服务中心网站。

二零一九年武汉疫情（中共病毒）爆发后，救人的形势变的更加紧迫和严峻，救人的环境变的更加复杂。我俩不被其所动，不受其影响，理智、智慧的走上街头，進入小区，把武汉疫情（中共病毒）的真相告诉众生，把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避疫良方告诉世人，让众生躲过劫难，得到救度。

二零二零年至今，中共的邪恶清零行动在全国上演，我俩不惧邪恶，面对敲门、电话骚扰，我们不惊不怕，理直气壮的讲真相，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和指使。堂堂正正的走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众生。做好师父说的和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完成历史使命。

近年来，我和妻子一直都是这样互相配合，互相包容，平稳的做着讲真相救人这件事。我们之所以能够平稳的走到今天，完全归功于师父的慈悲保护，归功于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在师尊正法最后的时间里，我们要更好的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把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