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两次遭中共人员绑架构陷、枉判入狱的遭遇：

第一次被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我从家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我打出了自己写的“真善忍”横幅，之后被广场警察分流到密云派出所，警察问我从哪来的？我说从天上来的，警察也没碰我；僵持了两天，我说了常人的居住地，核实以后我被送到朝阳市驻京办，在那里遇到了朝阳市的同修，第二天早上趁警察上厕所时，男同修带我跑出驻京办，从此流离失所。

在资料点我学会了做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下半年回到朝阳市，同修成立资料点，我继续做资料，协调同修不和我们一起住，大约十一月他们被绑架，协调同修经不住酷刑，说出来我和另一位同修的名。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我被绑架至朝阳看守所，朝阳市双塔法院以在租房仓库里有十箱印好的不干胶粘贴为迫害根据，给我和另一同修都非法判刑十年。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我第一次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

我被关在三监区四小队，队长叫高楠。第一天，我不说报告词“服刑人员某某”，队长高楠就把我铐在暖气片上，我只能蹲在暖气片边上。我喊：“法轮大法好！”犯人在狱警教唆下用臭袜子堵我的嘴，还试图用手缝针扎我大手指指缝；为了“转化”我，对我实施“熬鹰”式的迫害，十五天白天黑夜不让睡觉，四小队犯人集体轮番值班看着我不让睡觉。

当时大队陈干事告诉我，让我骗自己一次，我把她给我的材料撕了也不配合“转化”。

三监区有一个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叫刘妍，本溪监狱管理局的犯人，此人花言巧语很能迷惑人 ，骗我说只有“转化”才能早一点出去。十年的时间，我也执著。因为这个执著被邪恶钻了空子。刘妍写的“五书”，让我照抄一遍。“转化”后，我做梦梦到我用饭盒打的饭是鱼缸里金鱼拉出来的屎。现实中我一星期也不排便，肚子胀得不行，后来排出来了，内痔大出血，肛门外长肉揪。

我知道“转化”错了，后来我利用写思想汇报时写了一份严正声明给了队长。十年的时间，每年换一个责任队长，我都利用写思想汇报写大法的美好，我不填标志牌，标志牌里就一张空白的纸。

二零零七年，女监被评上司法部先进单位，从那时我们才有了星期日。之前都是早六点三十分出工，晚八点四十五收工，每天在车间干十五个小时，没有星期日，赶上冬天，真是顶着月亮出工，顶着星星收工；在二零一零年左右，劳动改造有了所谓的劳动报酬，法轮功学员不“转化”，不管干多少活儿，每月只五元钱。我也不看重金钱，自己担一道工序，队长给我一年劳动报酬五十五元，我也不签名领，我说我不是服刑人员。后来生产组长代替签的名。

二零一零年三监区改番号为现在的一监区。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我结束了十年的冤狱回到母亲家。母亲家已搬迁到营口市鲅鱼圈区居住。四月份我到朝阳市劳动人社局办理退休，当时郭姓科长告诉我，我已被原工作过的工厂开除公职，坐牢十年没有工龄，不能办理，得等到五十岁才能办退休。二零一六年底我办理了退休，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到二零一六年的养老保险金因为没钱交，就被迫声明放弃了，退休金办下来每月不到1300元。

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三日，我开车和同修去赶集，回来途经大连市李官镇时被李官派出所两名警察以检查车上是否有逃犯为由劫持、绑架，当时车上六个同修；其中一人出示警察证，他叫刘光学，另一人没有出示，当时他们没有任何搜查证，没收了我们零散的光盘和几本册子、一张年画；一千多元现金、一千多元真相币、一本《转法轮》和三本《洪吟》；晚上我们被劫持到瓦房店公安医院体检，后半夜一点以后送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非法羁押。

二零一八年九月五日，瓦房店法院对我和同修非法开庭，我被非法判刑四年。之后我上诉到大连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冤判。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我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一监区，教导员是邱英（警号2105028），管教科长是李晓婷（警号2105541）。我后被转关到十一小队，责任狱警叫高娃（警号2105035）。

二零一九年七月，我问队长高娃，法轮功学员本人能否申诉？她告诉我：本人不可以申诉，家人可以在外边替办申诉。我说母亲年龄大，又不识字，而我自己可以办。她说不行。是监狱不许办她也不敢送。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监区每一小时点一次名，要求被监管人员靠机台一侧站立，点到谁时要举右手，并答“到”。我不应搭点名，不填胸牌，科长李晓婷在流水线大声讲：不点名过年不让到超市消费。二零二零年过年的时候，虽然我人去到超市了，有部份人包括我没让买东西。

二零二零年过年的时候，监区开始“疫情严管”：从早上九点坐板到晚上九点；过年两顿饭，每顿三、四个菜，每人一份，不打不行，不能倒、不能扔；不知道是坐板坐的肚子胀，还是暴饮暴食肚子胀，胀肚子的人很多；朝阳一个犯人叫张玉梅的，肚子胀的排不下来便，喝盐水，她憋不住吐了一走廊。

从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起，十一小队被指派做防疫服，一开始加班到晚上九点；后来每天交成品3000件，基本上都是午夜零时左右或凌晨一点、三点完成，啥时干完啥时收工。每天流水线里高声放着摇滚流行音乐，刺激加班人的神经，防止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轮到邱英教导员一组值班时，曾经有三次整夜加班，整夜加班法轮功学员也得陪着，加班到几点都得陪着，到五月二十日十一小队为女监做防疫服盈利1000万元。

二零二零年四月五日清明左右，正好队长高娃值班，我又询问她能否申诉的事，她还是告诉我：本人不可以申诉，家人可以在外边替办申诉。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宪法》规定公民也有申诉的权利，她说：《宪法》离她太远，监狱规定只能家人在外边替办申诉。

队长高娃再一次封锁我对笔的使用，行动组长沙晓晨把我的笔都没收了；四月份沙晓晨在1102监室里两次大声宣布：任何人不准和我讲话。

五月一日，整个大队的被监管人员都要采指纹信息， 我们小队四名法轮功学员抵制不配合。 五月二日，我被责任干事武曌卓（警号2105036）叫到二楼办公室，问我配不配合采指纹，我说回家以后，我会采的；当时生产组长于晓霞（身份号2107013585），和强加给我的行动组长沙晓晨 、刘丽娜还有张贵娟、宁文娟（身份号2107014988）、梁淑文等一帮人暴力撕扯把我腾空，我穿的囚服夏装下面第二个扭眼扯开一寸长的口子，我喊“法轮大法好”，有人从后面拽我的头发、有人堵我的嘴，折腾一阵，我被戴上手铐，武干事一边讲人人都得采指纹，出去了也的做，一边于晓霞掰我的手指采，有一个警察偷偷用手机给我照相，我把眼睛闭上。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因我不带标志牌，监区长刘屹立 警号（2105290）罚我在三楼站一天。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清监收号，八月十八日、八月二十日两天收工搜身必须脱鞋脱袜子，我穿的是透明袜子拒绝脱，生产组长于晓霞（身份号2107013585）和宁文娟（2107014988）强行把我的袜子脱下。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晚上收工时，陈莹干事叫我脱鞋脱袜子，我不配合，结果九小队管工具的几个犯人把我扒个精光，连裤头都扒掉了，我高声喊“法轮大法好”，高艳秋（身份号2107016671）使劲捂着我的嘴，当时科长李晓婷和队长高娃都在现场，科长李晓婷告诉我，再喊就给我喷辣椒水。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四日，遭到了监区强制安排的暴力转化 。管教科长李晓婷（警号2105541）安排九小队的犯人，叫张睿（身份号2107017993）和本小队犯人高艳秋（身份号2107016671）、宁文娟（身份号2107014988）包夹严管我。在这期间，我被强制圈在一监区三楼不足三平米的“狱中狱”里，天天被灌以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例谎言等谎言，头一个星期对我还挺伪善，菜里有肉还给我；第二个星期，因我要坚持炼功，我被戴上手铐，两只手在身后，早饭和午饭自己不能吃，张睿把饭盆放在我腿上，让我象狗一样吃；因为不能上厕所，一天天不喝水，晚上七点三十分以后坐板凳到二十一点四十分；停止洗漱，早晚都不让洗；停止购物。

因为我不“转化”，监狱搞连坐和挑动仇恨迫害，2105监室的电视被九小队2017监室搬走，其她犯人也不能看电视，2015监室的监室长李佳慧（身份号2107022688）才十八、九岁，天天看不到电视，让我为她们想一想。我不“转化”，张睿恼羞成怒脱下鞋，用鞋底扇我的脸，左右开弓把鞋打到地板上，我用两腿盖住，不让她行恶；歇一阵，又踹我的前胸、后背，因我不配合罚站坐在地板上，她边打还躲着摄像头，扬言第二天把我吊到“狱中狱”的栏杆上，我心里知道不能转化，但我的身体没坚持住，妥协了。

二零二零年十月一日，十一小队换了责任狱警 名字叫白灵，警号（2105256）。

清监时在我机台附近收出 了手抄大法书。正月初三，白队长第 一次找我谈话，责问我手抄大法书是谁的。我说：既不是当着我的面搜出来的，也不是从我机台里搜出来的，你咋就逼着我承认手抄大法书是我的呢？最后这事不了了之，但是我的劳动报酬被降至五元。

二零二一年六月初，打新冠疫苗第一针，我找队长说明情况，我不打针。治病原因都是以毒攻毒，疫苗会比新冠病毒还要毒，所以不能往身体里打毒药，但是队长不批准。因为前两次暴力采指纹和暴力转化，心生惧怕，藏在机台板下面不去打；结果我没去，去的总人数对不上也回不来；后来白队长被监区批评了，她很生气，把我也狠狠的批评了，我被扣二十分，处遇等级降至严管级，每月只能买方便面和卫生纸；我被强加的行动组组长高艳秋被扣十五分，组员郭娟被扣十分，正好郭娟处在要报减刑的当口，当月没报上，心中十分怨恨我。

六月二十五日，打新冠疫苗第二针，我还是拒绝打。她们把我弄到打针现场，我不打，后来白队长和生产组长张娇（身份号2107014580），郭成铭（身份号2107020602）高艳秋、郭娟（身份号2107022750）四人把我弄到一监区监舍楼一楼队长办公室，当时正在放眼保健操音乐，是上午十点，队长劝我监狱规定人人都得打疫苗，我还是不打；后来心中有怨恨的高艳秋第一个上来打我，郭成铭上来扇我的脸，后来几个人一起打的我满地翻滚，后来队长叫停，问我打不打针？我说我又不欠打，群殴我一顿之后我就打了，我还是不打针。队长上来拉着我的胳膊说，你不打针，我就什么也不干了，在这陪着你，什么时候你打了，就什么时候去打。师父教我们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还是为她们着想，最后还是打了。

二零二一年九月末，疫情换岗正好白队长值班 ，我问她法轮功学员本人能否申诉？她嘴上说可以，但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我出监的日子，在厕所里换上家里送来衣服；我一直收着瓦房店法院对我的非法判决书和大连中级法院对我上诉的回复，我想带出去；当时十一小队已换责任狱警，名字叫张琳琳警号（2105493），那天正好她送我出监，我请她帮我把判决书捎出监狱的大门，她不给捎还把法院给我的非法判决书扣下了。

回到家，得知我的退休金从二零一九年二月到现在就没到位，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