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一日停止打吊瓶后，又打止痛小针到四月底。在这期间，父亲一直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父亲的身体渐渐不太疼痛了。但是，父亲仍然躺在床上，需要人整天护理。

这种情况对于我学法和炼功都有干扰，我用发正念清除干扰，效果不大。到端午节前夕，我静下来向内找，才意识到干扰只是外因，而内因是我在学法、炼功和发正念都是走形式，都是在完成任务。

这时，我想起同修曾讲过的一件事：这位同修的丈夫是煤矿工人，由于煤矿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家中就没有米下锅了。同修把该干的活干完了，就盘上腿认真的学法。她丈夫看见了说，你真行啊，中午都没饭吃了，你能有心情学進去吗？而她却说，越是艰难的情况下，越要认真的静心学法，因为想的再多也没有用。说完，她继续学法。她丈夫急的在屋里屋外团团转。

同修把一讲法学完后，对丈夫说，你赶快去矿上开支吧。她丈夫说，绝不可能。同修说，我告诉你了，你爱去不去。丈夫听后，骑上摩托就去了。到了煤矿，领导就说，你来的正好，听说你家没米下锅了，先把你的工资开了，解决你家的燃眉之急。丈夫乐颠颠的拿着工资回家了。其他矿工听说此事，也赶紧去开支，可到了煤矿，那个开支的人已经走了。

以上故事让我明白了，护理好父亲和学好法的关系不矛盾，首先安排好父亲的生活顺序，白天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歌曲听，并且告诉父亲坚持诚念九字真言，然后做到静心学法、炼功。开始时，很难做到，但是在用心坚持和发正念的情况下，渐渐就好多了。

静心学法后，能够破除人的观念和经验。例如，我家住四单元，有一天在二单元和六单元都安了摄像头。有同修来我家后，对我说，你用棍子把摄像头往上顶一顶，它就照不到了。

同修走后，师父的一段法在我脑中显现出来：“对炼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1]因此我没用人的方法去动它，就想它那个东西不管用，也不好使。

到第三天，来了两个人，把摄像头给拆掉了，正好我经过时看到，还有个老头儿问那两人，为什么要拆掉啊？其中一人气呼呼的说，告诉我们安装完就给钱，可是去取钱，就推三推四的不给，拆掉了，免得惹气。

在此前，我对“放下生死”的法理有些不明白，原因是只重视“死”字，没重视“生”字。有一天读到“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2]时，我眼前一亮，知道了放下生死，主要是先放下“生”。常人所追求的一切精神与物质都是为“生”而用的，死而无用，唯有德和业死后才可带走的。

我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走入大法修炼的，还没怎么学法炼功，迫害就发生了。别说去北京证实法呀，就是在家里，怕的也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伪案播出后，家里人用各种手段和方式逼迫我放弃信仰，甚至以离婚来威胁。

而我冷静的思考后，决定坚持修炼。那时候，我地有同修被绑架，家人也很怕的，最后说，你要坚持修炼，就出去躲一躲吧，我也只好同意了。

二零零二年的夏天，我就去了一个山区农场的亲戚家里，在那里采野菜、刨药材和采蘑菇等。开始时，还能够坚持学法和炼功，但慢慢的就属那种带修不修的状态了。就在这跑山的过程中，我把这个农场的三十多个连队和几个林场的位置和路线掌握的清清楚楚。

在二零零四年的秋后，我回到了家中，参加了学法小组，并参与了揭露当地迫害的项目。年底，《九评共产党》发表了，我地同修都很精進，在二零零六年年底，我地基本发放完一遍《九评》。

也是这时，我联系上了我所去的那个农场的同修，得知，她那里，除场部发了少量的《九评》，其它地方基本是空白区。我与同修切磋结果是，她出钱和小册子，由我们租车和出《九评》。但他们没人配合我们去发放，这样，我就成了“向导”。我自制了地图，标明位置、路线和里程，由我地的三位同修配合，把这个农场各个单位全部发了一遍《九评》和小册子。

写出这段历程，我想说，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在脱离整体的时候，不要趴在那儿，要找机会奋起直追，师父会给我们弥补的机会的，只要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

在此，我也想和那些在“清零”和“敲门”迫害以及其它方面没过去关的同修切磋一下，关没过去，或没过好，不要背包袱，更不要脱离整体和同修，更不要想师父要不要我了，此想法和行为正是旧势力和邪恶想要的。此时，应该静下心来认真的回头看一看，没过去关的原因是什么？执着的东西是什么？多学法，向内找，然后修去它，把心性提高上来，这是从根本上不承认旧势力迫害，而不是嘴上说说。

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是在干扰与关难当中修出来的，我想这些关难都应该是我们提高层次的大好机会。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