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到记事时，十年“文革”已结束。家在农村，那时的条件很艰苦，用的是煤油灯。到了夏天，大家都在外边乘凉，听爷爷、奶奶讲各种善恶报应故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善的种子。十年文革摧毁了很多东西，给人心中灌输了很多假恶斗的东西，但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头脑中还有很多传统价值观在，遇到问题用“积德”、“造孽”作总结，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候的农村有辈分之说，见了面，对长辈都是有称呼的：叔、伯、爷等；辈分大小与年龄无关。一家有事，全村人帮助，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那种帮助是无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男女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约束力量，彼此见面会脸红的。很少有借钱不还、赖账的。离婚都是很少见的，谁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搞改革开放，西方坏的东西也一拥而进，象什么“性解放”、“性自由”等，我们那时候接受起来是很难的，但在书籍杂志中不时地出现这样的字眼。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当时有一部台湾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共的央视上演，叫《黑猫旅社》，是一部公开宣扬色情的电视剧。体育老师一天在室内体育课上讲，这部《黑猫旅社》如何好看，我吃了一惊：听说这是部色情片，怎么老师也说它好看呢。正好晚上下自习早，从街上过，看到一家饭馆门前正放这部电视剧，听到女主角对一个追求自己的男子说：追求她的后边能排一个连……那几天心里很不好受，赤裸裸的宣扬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一九九二年，在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出台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之后，道德败坏的感觉最强烈，人们的目光完全转向了经济，一切都在向“钱”看。那时我正在上大学，晚上走出校园门，时不时的能听到老年人骂江泽民不讲道德，败坏了社会风气。大学里面的现象是：一夜之间考试作弊不是遮遮掩掩的事，好像可以公开化了；谈朋友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了；找人办事、托关系好像也理所当然了……人们突然觉得传统文化是束缚人的，应该当作封建迷信去破除，讲科学，一切向钱看才是时髦的东西。

这对于我这样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人来说，就这样随波逐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也在苦苦地探寻着人生真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就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苟活，不甘心却又很无奈。每天都生活在苦苦的挣扎中。一九九二年五月，以真、善、忍为指导的法轮功已经在吉林省长春市悄然传开。一九九三年我已经看到了《法轮功》最初的版本，我看了一遍，也知道里面讲心性那一节讲的好，可是被前面讲的特异功能部分因为不相信障碍住了，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河南郑州举办的十堂课的讲法班（第十堂课是答疑）后，才开始接受真、善、忍，并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修心做好人。讲法班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坐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我流了一路的眼泪，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这辈子有师父在管我了。

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遇到事情我守住心性，不争名夺利，凡事顺其自然，也有同学说我学傻了，什么都不争了，活着有啥意思呢。常人理解不了修炼人，不去争争斗斗，不代表你在人中一无所有，只是我通过修炼法轮功，明白了很多天机，我按照修炼的理去做，那种精神境界的无止境追求，才是人真正的乐趣。物质上的追求会带来人的贪婪与欲望，只能给人带来苦上加苦。

那时候，社会上提起法轮功，人人都说好。单位招工，明确提出炼法轮功的优先；农民种地要交公粮，炼法轮功的农民把最好最干净的交公粮；山东种棉花的去交公粮，粮库的工作人员直接提出：炼法轮功的免检；三岁小孩走到街上，看到胸前戴法轮功章的，都知道是好人；当官的不贪污受贿了，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经商的按真善忍要求诚信经商……人心在一步步归正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

这一切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发生了改变，中共无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发动了对法轮功善良群体实行了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对真善忍口诛笔伐。本来对法轮功已经有了好感的中国人一下子被吓住了，在这血腥的红色恐怖面前，选择了中共推崇的假恶斗生活方式，“腐败”慢慢的成了口头语，表示接受了中共官场的腐败；走后门、拉关系成了公开的模式；“一夜情”、二奶、三奶也被国人接受与效仿，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中共才是社会发展、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毒瘤。没有了中共这个西来幽灵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

这几十年，被中共谎言灌输的冲击下已经不知道善良的活着是什么滋味，人礼敬神佛是什么状态，善良的中国人，要想有未来，只能是拒绝中共，抛弃中共的假恶斗价值观，回归传统，重拾被中共扭曲的善良本性。从明白真相，作出选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