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晚期奇迹康复

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那会儿我患有肺癌晚期，造影时发现肺部左侧已经纤维化，医生说这种情况做不了手术，未来时日不多了，让我回家能吃啥就吃点啥。听了大夫的话，我决定把病情隐瞒下来，直到有一次我在吐血时被老伴发现，家里人才得知真相，瞬间炸开了锅，女儿给儿子打电话，诉说我的病情，他们一个在电话这头哭，一个在那头哭。不知怎的，看到这一场景，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觉的好笑，还乐着对他们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什么？”

十多天以后，我有幸得法，拿到大法书的那一刻就感觉放不下了，通宵把《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看完。第二天，我又拿起书翻看，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往外冒灰烟，当时我就意识到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

从次年正月初八开始，我连续十天高烧不断，儿女们要送我去医院，我拒绝了，我扶着墙坚持起来给家人做饭，然后再回到被窝里盖着两层棉被打哆嗦。虽然身上很冷，但我心里特别高兴，心想：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让我摊上了，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

后来我又出现过几次病业反应，但都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只要坚持学法炼功，没几天就能恢复正常。自我修炼以后，就再没吃过一粒药，也没去医院做过任何检查，直到二零零三年我被警察绑架才破了例，因为那会儿正值非典时期，入拘留所必需拍片子做检查，我在跟一位警察讲真相时提及自己修炼前罹患过肺癌，警察听后惊讶的拿出我的片子说：“老太太，你看你这片子，所有检查的人里面，属你的身体最好。”

因为我修炼后恢复了健康，使家人都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老伴、女儿、儿媳妇和孙子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孙子原来患有慢性气管炎和龋齿，听法两天后就神奇痊愈了。

進京护法的血与泪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大法被迫害，家里只剩下我和老伴修炼了，有同修找到我，说要去北京上访，不去圆满不了，我当即否定说：“那可不对，我去北京不是为了圆满，是因为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去给大法说句公道话，让他们还师父清白。”

来到天安门广场后，我走到警车旁对警察们说：“我想跟你们说句话，我原来身体算上癌症在内有六、七样疾病，炼功后都好了，法轮功让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我师父传的法不是邪法，是正法，请你们上告中央，还我师父清白，还我们合理的炼功环境。”说完这些以后，我就被推上警车、非法关押到天安门派出所。当时派出所的地上坐的全是大法弟子，有来自哈尔滨、黑龙江、大庆的，还有大学讲师和小学老师等，我们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集体大声背诵《洪吟》，场面十分震撼，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热泪翻涌。

四月末，驻京办通知我们城市的公安局来接人，我还在回家的路上，警察就已经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去北京前，我曾跪在师父的法象前给师父上香说：“师父，我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走之前我把书都放起来，书在我就在，书不在我就不活了。”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泪流满面，神奇的是，当我回到家后，发现大法书籍被女儿保护起来，没有被警察抄走。后来我家又经历了几次非法抄家，甚至连现金都被警察劫掠，但是大法书籍却一本都没丢。

后来，因为警察频繁上门骚扰，采取抄家、罚款等迫害手段严重影响我的生活，我就搬离了原来的家，警察仍不放弃，多次蹲守在女儿家附近，继续骚扰我的家人。

二零零三年，某同修被警察抓走。其后，与这位同修有来往的、包括我在内的多名同修被警察抓走迫害。在被非法拘留的那一个月里，因为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我的身体变的极度虚弱，甚至走不了路，坐在小板凳上身子都要往下滑。尽管如此，恶警依旧没有放松对我的迫害，他们经常提审我，过程中非打即骂，我感觉身体和心理的承受都到达了极限，于是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今晚我闭上眼，明天就不活了。”结果，耳边突然响起了师父的声音，像炸雷一样：“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1]。

师父的话一下将我震醒，主意识也瞬间精神了，我开始回想自己从出生到得法的经历，那时自己曾多次面临濒死的境遇，比如：五岁时，我曾被木头做的花轱辘车从肚子上碾压过去，醒来时发现母亲在抱着我痛哭，边哭边绝望地对围观的人说：“这孩子是活不了了。”八岁的时候，我被姐姐打成了脑震荡，重度昏迷了三天，昏昏沉沉中感觉有人拿锁链子挂住我的脖子要带我走，结果最后转危为安。二十三岁那年，刚生完孩子的第八天，我就拿凉水去擦炕席，结果当晚就得了产后风，躺在炕上粗气直喘，不省人事……可是到最后，这些危难都神奇的化解了，直到得法后癌症痊愈。我才意识到，原来没有那么多的幸运与偶然，我的命一直都在师父的手心里，是师父在为我承受苦难，为我延续生命，我要活着，我还要去救人，我不能辜负师尊为我付出的一切！就是这一念支撑着我走出了邪恶的黑窝，慈悲的恩师再次挽救了我。

家庭关中修去“情”与“利”

二零零三年，我从看守所回到家，发现儿媳对我意见很大。一次，她打孙子被我拦下后，便开始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破口大骂，说儿子买不起房子，孙子她以后也不管了。其实，整个家庭的开销一直是我来负责的，那时儿子远在外地打工，每个月我都会拿出全部的退休金作为家用。老头子为了给儿子攒钱买房，六十多岁的年纪还出去蹬着三轮车沿街叫卖，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了，晚上十点多才回家，中午饭得拖到下午两点才能吃。

通过我们老俩口一点点的积攒，二零零四年终于给儿子儿媳买了一套小平米的房子，后来他们要换大房子，说差一些钱，找我来垫付，我问儿媳差了多少，她说十五万的首付差十三万多，相当于他们手里只能拿出一万多的存款，但是我们仍旧毫无怨言的把钱交了，就连儿子买房剩下的贷款也是我们老俩口在还。这还不算，给儿子买完房子，又给孙子买，可以说儿孙住的一砖一瓦，都是我们从嘴里省出来的。

尽管如此，儿媳仍不满足，因为女儿买房时我贴补了一些，她居然逼上门来问我说：“你女儿一个月就挣一千元，她首付哪来的钱？”女儿装修房子，儿媳妇也盯着，只要发现装修的灯饰或家具稍微贵一点，就来逼问我女儿的钱从哪来。她的所作所为如果放在普通家庭中，婆婆早就炸了，架也得打个几百回。但因为我和老伴都是修炼人，这么多年，我们和儿媳一次脸都没红过，也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每当儿媳挑刺、挑衅时，我就在心里想：也许上辈子我也那么对待过她。转念一想又觉的不对，修炼就是考试，这是我应该过的关。

想想儿媳妇也怪可怜的，九九年“七·二零”之前，她也曾修炼过大法，可惜大法遭受迫害后就不炼了，导致现在混同于常人，生气时动辄双目圆瞪，骂起人来好像脸上的肉都在颤抖，这也使她造了不少的业，近些年大病小病不断，不但先后切除了甲状腺结节和子宫，还因为和儿子吵架时跳车导致脚腕骨折。想到这些，我只觉的她很可怜，更多的是为她脱离大法而感到可惜。

这些年，我们娘家和婆家一百多口人，因为我讲真相都做了三退，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还有很多在法中受益的例子，比如：小姑子得了乳腺癌，做完手术后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一点都感受不到疼痛，而同病室的人都疼的大呼小叫，只有她例外。侄子的肺部大血管长了瘤，与他病状相同的五名患者去沈阳做手术，只活了三个，他在我的推荐下看了三天《转法轮》，并默念九字真言，结果去医院拍片复查，发现瘤子没了，大夫看着片子说：“这可不是误诊，这真是奇迹！”直到现在他仍健康的活着。还有我的大姑姐，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说，她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现在她虽然九十岁了，却满面红光，原来患有糖尿病，现在指标都降下来了。

言语幽默劝退上万人

自二零零四年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的大潮正式开启。二零零五年一月份，我开始走出家门面对众生讲真相。那会儿，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还很多，我在路边推自行车接送孙子上下学，柳树枝都抽我的眼睛。但是我没有一点儿惧意，我在心里想：这条命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让我干啥就干啥！

我学历比较低，没什么文化，但是师父和大法却赋予了我无穷的智慧，让我做到随机应变，针对不同阶层的人说出更容易被他们所接受的话语，比如：

遇见相信善恶有报、热衷传统文化的人，我就讲：“如果你是统治者，像康熙大帝一样治国，下面公检法司的人员像狄仁杰、包青天那样办案，咱们国家还会是现在这样吗？江泽民只会流氓治国，他在任期间，工人下岗、物价上涨、出卖国土，黄赌毒泛滥，还制造自焚伪案镇压法轮功学员，导致几百万大法弟子家破人亡……唐宋元明清没有一个朝代是永远的，现在是道德不行了，天要灭中共，解体这个党。还记得《封神演义》里的殷郊和殷洪吗？他们和申公豹一样，都给自己的师父发过毒誓，后来也都应验了！所以啊，人不能轻易发毒誓，退出这个党，作废毒誓才能不和它一块儿陪葬，这是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遇见有文化的人，我就给他讲天安门广场自焚案件的漏洞和疑点，说那是江鬼编织的谎言，然后提及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学潮中邪党犯下的累累罪行，同时列举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资料及惨烈程度，告诉对方大法在全世界洪传的真相。不少人见我一个老太太竟然语出惊人、有理有据，都感觉不可思议，还有问我从哪退休、什么学历的，我一概幽默的回应说，自己是农业大学垄沟系（意为种地农民）毕业的。逗得对方哈哈大笑。

遇见年轻人，我就让他拿出手机，让他在网上搜索“藏字石”，待对方亲眼见证藏字石的神迹后，再给他讲邪党为何会灭亡，及三退保命的真相。

遇见做生意的，我先祝他人好生意好；遇见学生就祝他学业有成、工作顺利；遇见老年人先祝他身体健康。所谓扬手不打笑脸人，在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后再讲真相，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在讲真相的第一年，由于真相普及程度不高，邪恶铺天盖地的谎言还余毒未消，跟七、八个人讲真相，能三退的就只有两个左右，其他不接受真相的人，如果只是摆手走开，那还算态度好的，态度不好的，有当街叫骂的，有拽住我衣裳不让走的，有拿起手机要给我录像的，“叛徒”、“反华”等大帽子更是一溜烟的往我头上扣，我听后不急不恼，对方在哪里存在困惑，我就针对他的盲点耐心地做解释，实在遇见蛮横无理的人，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帮忙。比如有一次，一个老头听过真相后不但不接受，还使劲儿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我走，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说：“再抓就让他的手坏……”坏字还没出口，那老头的手就象被烧到一样，立马撒开了。

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讲真相的第一年我劝退了二百多个众生。后来三退的人数逐年递增，最多的一年劝退了一千七百多人，听我讲过真相的人累计到现在已有数万人，直接三退的将近两万人。

当然，数字只是一个直观的展现，讲真相救人和个人修炼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去年，因为老伴沉迷于手机，我没少跟他生气，导致状态下滑，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救人的数量直线下降，甚至和第一年救人的数量差不多。这让我意识到，修炼人没修去的人心会直接影响到救人的效果。这些年如果严格按照大法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能做到的远不止于此。而没修去的党文化，与丈夫同修争执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善与火爆脾气，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离大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我要尽快归正自己的言行，继续走在助师正法的道路上，加紧完成自己的使命，熔炼成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生命。感谢师尊，感谢同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