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就因为安妮·杨修炼法轮功，她在二零零五年三月至二零零六年九月期间，在北京郊外的劳教所中每天遭受长达二十小时的酷刑。

但奇怪的是，每隔几周她和她的狱友们就被拉上一辆被窗帘遮挡的监狱巴士，被送往附近的警察医院接受一系列的全身体检：扫描、验血、X光片，应有尽有。这不禁让这些伤痕累累的妇女感到困惑。

为什么一个如此肆无忌惮地折磨他们的政权，关心她们身体的健康？直到安妮被临时从劳教所释放逃到英国时，才毛骨悚然地明白过来。

“我看到了关于活摘器官的报道，并意识到这就是我被体检的原因”，她告诉《每日电讯报》。“我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差点就成为(活摘器官)中的一员。”

现年五十九岁，在伦敦从事翻译工作的安妮，不知道她的狱友中有多少人（如果有的话）还活着。然而，在她出生的国家有一个政府支持的强制器官系统。

两年前，安妮向首席检察官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独立法庭作证，该法庭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修炼者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器官来源。

在众多证人中，还包括前外科医生安华·托蒂（Enver Tohti），他现在是伦敦的一名优步司机，他谈到被命令在政治犯还活着的时候“深度切入并快速地”摘取他们的器官。

一年后，至少有八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证实了这一发现，他们描述了“强制摘取器官的可靠迹象”。

用简单的话说，受害者被按顺序杀死，他们的身体被切开，取出肝脏、心脏、肾脏和肺，甚至眼角膜。然后这些器官在利润丰厚的国际市场上出售。肾脏的价格在五万美元到十二万美元之间，胰脏的价格在十一万美元到十四万美元之间。

专家认为，中共也越来越趋向于，允许拿政治犯进行科学实验，这与纳粹集中营中最黑暗的做法没啥区别。

人们也在觉醒，例如，上个月通过了一项政府法案，禁止英国公民出国购买器官。

伴随着这种认知的是西方学术界日益增长的不安。杰出的医务人员们开始不安地回顾与中国医疗机构数十年的“建设性接触”，那些酬金丰厚的为中国初出茅庐的外科医生授课的旅行，以及有利可图的在西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安排的培训。

去年十月，著名的澳大利亚移植医生罗素·斯特朗（Russell Strong）教授呼吁，禁止所有中国的外科医生进入西方医院，以防止他们使用在活摘器官市场上学到的技能。

现在，一个人权机构警告医疗设备制造商，如果他们的工具包被发现用于非法的中国器官移植贸易，他们可能会遭到起诉。

所有这些都暗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西方是否帮助和助长了中国的器官摘取产业？

或者，从更通俗的角度来说，如果安妮在北京，她的心脏被活生生的摘取下来，那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是否接受过英国大学，甚至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的相关培训？

“绝对的需求”

要了解这一切的驱动力，您只需要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全球对器官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合法的供应。

在伦敦大奥蒙德街医院领导移植团队十年的马丁·艾略特（Martin Elliott）教授直言不讳。“购买者有绝对的需求”，他说。“请记住，如果你在等待移植的名单上，大约25%到30%的人会在等待中死亡。

“他们四处寻找器官并不奇怪，他们会抓住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我觉得很难责怪他们。”

由此产生的器官旅游市场被认为每年价值高达十七亿美元。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据说一位日本妇女为一个肝脏支付了五百万美元。

许多国家都有移植“代理”；收费以后，他们可以为你找到一个匹配的器官，只消花你在等待名单上的时间的一小部分。

有一段时间，以色列的健康保险公司甚至主动提出，帮助客户在中国寻找这样的代理人。

那么，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不太清楚的是，中国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成功成为世界器官移植中心的。

中国心脏移植量四年内增加了1100%

韦恩·乔达什律师（Wayne Jordash QC）是全球权利合规（Global Rights Compliance）的创始人，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人道主义和刑法的非营利组织。

他在四月发布的一份令人不寒而栗的法律咨询说明中，解释了中国的快速进展。“在二零零零年代初，中国从移植技术的追随者跃升为领导者。”说明中写道。

“尽管没有自愿捐献系统，但中国的器官移植医院在四年内增长了两倍，而以前几乎只有肾脏的移植手术，迅速扩大到涉及心脏、肺和肝脏的手术。”

“肾移植量增加了510%，肝移植量增加了1820%，心脏移植量增加了1100%，肺移植量增加了2450%。

“与此同时，据报道，为器官移植而去中国的人和中国人可以在几周或几个月内获得匹配的器官，而其它国家尽管有完善的捐赠系统，但患者可能要等上多年。”

“(在中国)移植也可以提前计划，并提前向接受者提供器官到位的具体日期。

“这种预先安排，与已故的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正常器官匹配过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必须在捐赠者被确定为死亡之后进行，无法在捐赠者死亡之前计划。”

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那么，这些神奇的器官供应是从哪里来的呢？

二零零九年，北京表示用于移植的器官有三分之二取自死囚，并表示这些囚犯在被处决前同意器官捐献。

但这个数字是根本对不上的。从二零零零年开始，因被判死刑而遭处决的人数下降，而移植数量则呈指数级增长。

西方人很快就怀疑到器官来自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这一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修炼，从一九九零年代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

一九九九年法轮功遭到迫害，随后进行了大规模抓捕。从那时起，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保守估计达数十万。

根据杰弗里·尼斯爵士的中国法庭的调查，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四年间，每年进行了六万至十万例移植手术，法轮功修炼者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

二零一零年，中国表示从二零一五年起停止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将依赖自愿捐赠。但专家们暂时不会相信这一点。他们指出，中国用于移植的器官数量大大超过了自愿捐赠所能获得的数量。

那么，要做什么呢？

英国医学会（BMA）已经公开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中共的活摘器官暴行进行独立调查。

英国医学会伦理与人权特别顾问朱利安·谢瑟（Julian Sheather）博士说：“毫无疑问，这些活动(活摘器官)是对医学道德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