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邪党对大法弟子搞所谓的“清零”，身边的同修因为不妥协、不配合，而不断的被骚扰：有的被从家里或从工作单位绑架到洗脑班；有的被逼离家出走；有的被邪恶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非法监视。即使没有遇到这些麻烦的同修内心也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自己每天也是有种说不出的难过。

我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才三十多岁。风风雨雨的这多年，我一直坚持讲真相劝三退，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已经劝退了几万人。在自己越来越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体会到师父正法的艰辛，和大法弟子的不容易。也体悟到了那个救人的“救”字，为什么是“反”过来“求”； 体悟到劝三退的“劝” 字，是要反反复复的讲，尽力“又”尽“力”。

一、甲同修的故事

甲同修已经八十岁了，多年来她一天不缺的坚持早晨炼功。六点钟发正念，接着吃完早饭，然后就出去和同修一起讲真相，除了星期六、星期天有事之外，其它时间风雨无阻。疫情期间我与同修大姐有几次配合面对面劝三退，觉得自己受益很大。

我俩约定一个车站见面，我住的远一些。同修大姐说：你晚点来不要紧，我就在车站讲真相。她在等我的时候也总能劝退两、三个人。有时我还要在小吃店吃早餐，她就在旁边讲真相，心态很好，从不觉得我在耽误时间。就这点我就看到了差距，因为我每次在等人的时候，心里多少都有些怨别的同修不守时，却从来还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每次我俩出去都是以她讲为主。同修大姐很少有我身上的那种顾虑心和面子心，我讲真相需要挑人，看准了才上去讲。同修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讲，遇到对方犹豫、不表态的，总是真诚的、微笑着劝说：“退吧，退吧，不退是走不过去（瘟疫）的。”对方同意退了，她替别人高兴，不退也没什么想法，继续找下一个有缘人。

讲真相什么人都能遇到。有时她的满腔热情换来的只是冷漠和不屑，同修都是很宽容的跟我说：“他这是不明白呀，明白了就不会这样（对我）的。”真是满心的慈悲。

一次我俩回家时，在一个公交车站等车，她和一个老爹爹讲真相，讲了一半，车来了，那老爹爹和我们上了同一辆车。在车上，同修刚要与他搭话，没想到他立即大吵大嚷起来：“我们国家现在这么好，你们还到处搞这些名堂，要人退党……”马上旁边就有人附和说些不好的话。我俩坐了一站就下车了，换乘下趟车回家。下一次见面，同修大姐说：“你没受到影响吧？我想自己上次没做好，担心你受到影响了。”我想能是同修的什么错呢？她就是这样的总是首先想到别人。

还一次我俩在路上，对面走过来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子，手里拎着一提菜，可能刚去了菜场回家。同修大姐迎上去一声：“大兄弟，你好啊。”就开始讲真相。但那人好像不太愿意听，躲闪着左一步右一步往前走，大姐就随着左一步右一步的往后退。我在一旁看到他俩步伐一致，左一下，右一下的走了很长的路，心里说不出的什么滋味。同修也是这么大把年纪的人了，家庭环境很好，孩子也争气。每天她都是这样在外热面对冷面的，尽心尽力。我感到大法弟子真的不容易，也真的是了不起。一会儿，同修快步走回来。我问：“怎么样？”她高兴的说：“退了，是个党员。”我也很高兴。

二、乙同修的故事

乙同修不是我们一个学法小组的，我与她接触并不多。这次邪党的“清零”行动中，我先从明慧网上看到她被骚扰的消息，后来又听说她因为三天两头的被社区人员以她孩子的工作为要挟，逼签“三书”，搞得家无宁日，而被迫离家出走。

她家的常人亲戚都很有正念，支持她反迫害、不配合邪恶的“签字”转化。她先是住在亲戚家，社区找到她家亲戚要求交人，她又被迫离开，居无定所。这当中，她还打电话到社区讲真相。社区人员要完成转化指标，不愿放过她。社区因为找不到她，就在她家门口安了摄像头，让她有家不能归。

乙同修在外漂泊期间，也不忘记自己的使命。我两次收到乙同修的三退名单，第一次是几十人，第二次一百多人，都是写在几层厚的卫生纸上，是通过一个同修传过来的。

每次我看到那一排排工工整整的名字，内心都很感动，眼泪也不由的流了下来。我相信这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平凡的故事，虽然我不知道那故事，但我知道那是正法弟子在尽其所能践行自己对师尊的承诺，在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

三、艰难中的坚持

随着师父正法的進程，另外空间的邪恶越来越少。但是表面人的这个空间，共产邪灵在最后的灭亡中，对中国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厉。现在中国大陆那些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已经让中国人时时在邪党的严密监视当中。在本地，现在想找一个能静下心来打真相电话的地方觉得真的很难了。有时发现某个能停下来多待一会儿的地方，去过一、两次后，再去就已经装上了摄像头。大马路上更是每隔5到10米就有一个或几个摄像头。大法弟子长年在这样的环境下讲真相救人，既不能被这些东西所左右，同时也必须理性的对待它们。

一天晚上，我站在一个马路边打电话。靠里隔着一排花坛是个小广场，一些人在那儿跳舞。我刚讲退了两个人，一抬头，看到前面不远处、花坛间的过道上有个中年男子背对着我在伸腿弯腰的，像是在锻炼身体，我边打边留心注意他。他玩了几下，就坐到广场边的一排长凳子上，好像是在看前面的人跳舞。我挪了个地方走到他的侧后方继续打。发现他不时的扭过头来看我，因为中间隔着花坛，有点距离，我其实只是看见他戴的口罩比较亮，不时的在朝我这个方向晃动。我觉得此人可疑，就收起电话，顺着马路往前走。边走边想：这条路前面比较偏，人不多，他要跟上来，要摆脱不容易。走了不到一百米，我就转头往回走。果然，就看到那人跟过来了。我能很快就认出他，是因为那天风有些大，他外面穿了个浅色的马甲，很明显。他正走在那群跳舞人旁边，隔着花坛紧跟在我后面。这时我这边正好有个过道口，可進入广场，我就干脆顺着那过道往里走。他没有防备我突然回过头来直接向他走来，立刻慌的低下头来用脚不停的踢地面的一个什么东西。我趁机又转头，继续顺着大马路往人多的方向走。不远是个十字路口，我就过马路了。走了一段路，没见那人跟过来。遇到一个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我跟她讲了大法真相，她在大学里入过党，同意退出来。然后我就回家了。

又一天的上午，我站在一个小巷子里打电话，一个同修在旁边帮我发正念。还没打几分钟，同修说：“刚才有个男的骑车从这里过去，又骑回来看我们，现在已经走了。”同修的意思是没事了。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那人还会再回来的，就边打边示意同修往外走。出巷子口不远有个公交车站，我们快到车站时，果然那个中年男子就骑着自行车又回来了。这时我已收起电话。那人从我们身边骑过去三、四米，又回头看我俩，又骑了几米，又回头看，目光冷冷的，很不善。

类似这样有惊无险的事，以前只是偶然遇到，现在我们已是多次遇到。同修说：“怎么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啊。”我也感叹的说：“是啊，现在打个电话真不容易。上面有摄像头；下面有便衣；买卡还要受限制，打长了电信要封卡；听电话的弄不好还要举报；自己还有观念和人心；另外空间还有干扰。要突破的东西真是不少。”所以有时劝退一个人都觉得很珍贵，也很欣慰。

我经常怀念早些年那些好时光。那时我们经常几个同修一起，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打电话，一次劝退一百多人都是很平常的事。现在地方太偏了，电话卡不安全；同修集中在一起打，人也不安全。特别疫情发生之后，不少人被假相和邪党谎言迷惑，从而又对邪党感恩戴德。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我们讲真相的难度。

现在打电话我只能一个人出去，有时一个同修配合我。而且是速战速决，一个多小时，劝退五、六人，多的时候劝退八、九人，虽然人不多，做的很艰难，也一直努力的坚持着。

自己一直坚持在打真相电话这条路上走，是觉得电话更快捷、方便，主动与人沟通无障碍，与面对面讲真相可以优势互补。而且现在很多人出门有私家车，平时不怎么走路，面对面很难接触到他们，打电话也是给这样的人一个机会。所以自己平时也加强学法，让自己人心少一些，正念更强一些，才能使电话讲真相的效果能够更好一些。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救你实在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