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我再次因讲真相遭受严酷的迫害(又被非法判刑两年)，以下是这次受迫害的经历。

一、江夏区纸坊派出所公开践踏法律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我家附近体育广场向一位男子（另一位跟他一起的男子在旁边坐着），递一份真相小册子，他翻阅后脸色大变，对我叫着：“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笑着说：“无论什么人，都有必要了解，这是中国传统故事，能使你受益……”他说：“我是当兵的，在部队才搞过宣传法轮功的事。你快走，不然就叫警察。”我说：“这对你和我都不好。”

当时有另一位同修孙足英跟我一起（她到我家住，准备第二天一起办社保的事）。当我俩走过马路时，两个当兵的追过来抓着我俩不放，很快警车来了。那位男子把我的手反扭着，让警察上铐。我极力反抗不上车，我叫警察出示证件，他们说没有，就强硬拖着我的手上铐。我俩被他们拖上了车，我的双手被另一位男子（大个子）按在车子的座椅边上，铐子几乎把我双手掐到肉里去了，他一个大个子整个上身用力压着我的双手，使我痛不欲生地惨叫，直到纸坊派出所。罗洪泽所长，彭黎所长，文闯民警纷纷忙着把我俩分开。罗洪泽说又是你（二零一四年我被投入冤狱也是他办的，还有彭黎），他没好气地把我拖到对面审讯室的椅子上，手脚全铐着，小警察在一旁守着，一天一夜，上厕所也为难不让去。后来知道，恶告我的那个当兵的男子叫沈波，跟他一起的叫任源。

彭黎所长把我包里的十二本小册子摆在我面前拍照，然后就到对面关押孙足英的屋子，孙足英一个劲叫他放人，说：“我什么也没干，凭什么抓人，你们在知法犯法……”说的彭黎所长气呼呼的说：“你别跟我讲法律，我就是法律，我就是让你们进去吃点亏。我不信善恶有报！”然后吩咐一个年岁大的男警察：“今天必须搞定一切手续，配不配合都得强制搞定，等会我多安排些人来！”我叫他放了我们，这样做（关押）对他没好处，他阴沉着脸说，“哼，还想放，我们正在楼上开会怎么处理呢！”

审讯室逼供的地方秘密设在派出所的地下室，没多久，来了一大群男男女女的便衣，问这问那的，我不回答他们，他们欺骗说做完笔录就能回家。一直到第二天半夜，他们用脚镣把我拖到另一个房间，大约十个人按着我的脸部，头部和身子，他们用力粗鲁过猛，强迫我拍照按手印等，最后几个男小伙子把我双手反扭着往墙上扔，强迫拍全身照，弄得我惨叫不止，完后他们说：“你配合我们就不用力啊！”晚上九、十点又要把我们拖到江夏区人民医院，我俩都不去，十来人强行拖着我俩到医院抽血，我不配合，他们又用暴力对我，我喊“共产党又在做坏事，迫害法轮功”，有个小胖子用脚踢我，用掌推我的腰，并扭我的手。我喊累了，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直喊到武汉第一看守所。她们不给我们看检查的结果，说免费给我们检查的鬼话，叫我们配合。我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他们说：真精神好！

二、在武汉第一看守所遭受的羞辱、虐待等

到武汉第一看守所（下称“一看”），快深夜凌晨了，另一个地方的警察也送人来，一警察问我们这边警察送的什么人，江夏区的警察说法轮功，那个警察竟然在一看收人的地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三退保平安！他们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医生叫我签字，江夏区警察说，他们不会签的。孙足英说她是严重肺结核，在武汉宝丰监狱住院很久。我不配合，他们强行抓住我的手让医生采血。医生当时说：血糖好高啊！李警察跟董医生低声说了些什么，董医生没做声，就叫我进了一个小房，照像的一个小女警察叫孙足英脱光衣服，命令她趴在地上，两腿要跳几下，她不肯。我走过去说，“你是警察吗？你这不是侮辱人吗？你也是女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被你们这些人破坏的……”她硬逼孙足英手趴在地上两腿碰三下。轮到我不做脱光身子，就站十来分钟。

我被分到204过渡室十几天，人多的没法睡，就派人值班，睡地铺。第一次江夏民警文闯非法提审，他又录像又录音，又打印。他问我，我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法轮功洪传全世界。他说你到国外去啊，国外是很多，这是中国。他并示意我这次至少判七年（上次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八共五年）。最后他打印一份提审笔录，问我可以签字不，我说看看。当一看，全是他自问自答，他还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写错了两个字。我告诉他说：“这么好的真相你连看都不看，还写错了两个字”，他又拿去复印了一份给我签字，我见他一点善意都没有，非要把我搞定坐牢，我就拿过来一把撕了。他又打印一份，阴笑说，“你签不签都一样”，并指着打印机说“这多着呢！”就这样我又大声喊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要求无条件释放我。

我被一看男警察拖着手铐进“一看”，痛得我惨叫，很多提审的人都看到。

第二天一大早，董医生又采我的血，说“血糖这么高啊”，就走了。所长民警们早晨来巡查，对新来的人员全身上下检查是否有伤痕，当所长见我身上、背后全是青紫，问怎么搞的，我说江夏警察打的，她们没吱声就走了。一起关押的人员都说好吓人。我不配合点名和穿所服，所以没衣穿，别人新来的有厚衣给借穿，说我只能借短裤头，这些短裤头都是前面的过度人员穿过，因为在进来时自己的衣服全脱光，被当地民警带走，这是过渡室，全是新人，家人无法送进来，看守所也不发，就这样多脏也得穿。每天一人四张草纸，例假另发，睡觉是人挨人，侧着身子睡，常常为此争吵打架，警察遇见就全部罚站。

别人穿棉衣而我只有朋友送的睡衣，四月份的凉冷天气使我咳嗽近一个月，全身的伤使我咳嗽极为痛苦，加上看守所伙食无法形容的差，没有菜，只能在清汤寡水里面淘口饭吃。我十九天没解大便，十九天那晚，腹部疼痛难受要大便，解了五六个小时，三十来人的监室一个厕所，期间还不停的让别人，我几乎快痛昏了，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非法关押的第三十六天，江夏区检察院给我下了批捕通知书，我向监号的人讲江夏区警察知法犯法的事，很多刑事案犯说也同样遇到警察殴打和勒索钱财事件。我一天天消瘦得厉害，家人帮我请了一位敢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说给我办取保候审，江夏区纸坊派出所不批准。见律师后，他告诉我很多人在关心你，关注你，你一定要打起精神，从此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好了很多。姐姐也打些钱和衣物，我也能正常买日用品了。

一次看守所通知所有人看电教，屏幕上出现了一位老太太，泣不成声的读着什么，旁边的民警叫她大声些，我听出了是法轮功学员，读一本转化她的东西，我说这些全是骗人的，后听她同过监室的人说：“黄薇是她的主管，对她可好了，每天牛奶鸡蛋干部餐，把她叫出去就是一天，她不吃给我们吃，说干部说了写了东西就可以回家，不然就判刑。”再后来又听一人说：这卢老太太真是太可怜了，当初以为可以回家，结果还是判了两年半，身体很不好。

这个主管就是一看专管迫害法轮功、搞转化的，很年轻，很凶，一次法轮功学员陈胜群被林金萍所长，周毅，黄薇等七八个警察把两手反铐着，嘴用宽胶带绕圈绑着，周毅边后退边照她的像，几个警察推拉着她走，林所长在前。那时大家正好排队准备吃饭，看到她们路过我们监号。我认识陈胜群，她每天被非法提审往返来去，和警察巡监时，她都大声唱大法弟子的歌曲，讲真相。那天看到她们那样对待她，我就大声喊了一声：不准这样对待法轮功！林所说：谁在叫？！黄薇过来凶狠了一阵又跟着走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听林所长大声训着：刚才谁叫的，出来！并叫全监号人站着不准吃饭，还把主管周毅训一顿，然后叫每个关押人员发言，讲我是个什么人，敢公然和她作对。我说：你们这样对待法轮功是不对的，她说：关你什么事，你耽误我们工作，是要受罚的，包括这全号的人，还有周干部，你们文明监室也别想要了，你们这些零食也不要发了……叫全监号的人说对我的看法，结果每个人都说我如何好，使她更气。她们经常在电教中毒害关押人员，而且每个监号的教育书里就有诬陷法轮功的事件。

“一看”人员是流动的，很多人和陈胜群一起呆过，都说她人好，还说所长们常给她上铐，监号一个胖大个经常殴打她，很惨。还听说有一次另一地方警察把她弄到精神病院，不打麻药硬把她前面两颗牙给拔掉。每天让她值班，偶尔买点零食都被打她的胖女人说借吃，之后却从未还过。我和她在四栋呆过，常听到惨叫，后听说她精神上出了问题，却仍然遭到冤判。

一次“一看”给每个监号法轮功学员发一张纸让填写法轮功的东西，我不配合，并讲真相，警察就给代班的犯人施压，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如何不让炼功，任何人不准和我说话，说话的由代班的犯人向周毅汇报，不准购零食，上月零食别的监号都发了，就我们监号不让发，非叫我点名签到，穿所服。我跟她们讲道理，说我信仰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迫害是世界第一大冤案，却在中国发生着，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代班的犯人指使对我强行穿所服，我正义告诉她们：这不是我穿的，我无罪！代班犯人周丹说：周干部说了，“你们想不想吃这零食，全看你们对钱有云的压力”，她们在一天二十四小时监控我和这些人。张容容一次在我反抗穿所服时，从我的背后猛的冲上来将我双手扭着，用双膝盖猛跪我的腰部。最卖力的犯人吸毒犯和大毒枭王贵平，每天抓我的头发，拽我的手指，人多时，趁机打我。那天参与的人有张静，还有诈骗犯贾青平（北京人，判十年，70岁），卖力讨好邪党人员，走哪个监号都欺负法轮功学员。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撞头

那段时间每天几乎七八上十人，有时三四人，一起对我殴打迫害。这样恶劣的环境持续七八天后，我的律师来了，我把全过程向他诉说，在他办好事后，我回到监室。晚上五六点钟，林所长说：你在律师那乱说，谁暴力殴打你了，谁看见了，你的伤呢？说着拉着我的衣服叫周毅拍照，说没伤啊。我把右食指给她看，还肿着呢，其它部位青紫，并说：你说没暴力可看监控啊，你们不是说对我24小时监控吗？她委婉的说：是这样的，你律师找到我和周干部，把你说的事说了，还说他要控告，我们也没使用暴力啊，只是人多她们伤着你，只能说是强制。我们双方说了半天，最后她说律师在外面等着我回话呢，我说你的意思把暴力改成强制是吧，我就按他们的意思向律师说了。第二天看守所把零食发给大家了，周干部对我的态度大变，但还是叫周丹暗中为难我一些小事，我是修炼人就没在乎了。从那以后，包括疫情期间，她们对我不管不问，后来纪律师给我看了他写的控告江夏区和一看的控告信，他递交了市检察院，都是我亲口说的事实，他增加了法律依据。再后来由于一看违建，改造关押人的房间，一间改两间，油漆电焊熏的大家呕吐发病，就把我换到后面5栋去了。

三、法官、检察官也肆意践踏法律

冤判前，我要求写自我辩护词，吴丹向周毅说我要笔写开庭辩护词，几次后才同意，吴丹也只让用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就不给用了。江夏区把我转到洪山区开庭，叫我在一张纸上签名，我问他们为什么把我转到洪山，你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答不知道，我要求他们我要见律师或家人。不到四个月，他们的程序走完，预备非法开庭，他们说我不签名就不让见律师，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公诉人朱正说他是洪山的，他们还给指派一名有罪辩护律师，我告诉律师我不请他，我要的是无罪辩护律师，并向他讲了些大法真相，他就走了。

疫情的原因，他们法院竟然进到看守所荒唐开庭，以视频的形式非法开庭，那天设备有问题，法官和公诉人说话，我和孙足英断断续续听不清，我俩说话他们可以听到，身旁警察证明这边听不清。自我辩护时，我向法官请示：一、让公诉人回避，原因是：罪名、证词、证据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要求构陷人沈波、任源到场（已到）；三、要求绑架打我的警察出庭；四、宣读真相小册子的每篇内容，以辨正邪；五、信仰是合法的，《宪法》里有明文规定；六、新闻出版署50号令证明法轮功书籍和真相印刷品是合法的；七、公安部和国务院认定的十四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并讲述我炼功如何受益。法官不让读，就把视频挂了，换上孙足英。因为听不清，最后我们要求法官重新开庭，没答应。当纪律师、任律师出庭辩护时，他们正义凛然的用法律为我俩辩护无罪，构陷人、法官、公诉人等都无言以对，找不出我们法轮功讲的真相危害到谁，造成了什么损失，并要法官无罪释放当事人。法官们也草草收场，我多次要求重新开庭，却没回音。一切程序走完后法院很快下了判决，冤判两年（当初江夏派出所声称要判我七年）。同监号人，有的说真有律师为你们作无罪辩护呀，这律师真行，有正义！

第一看守所为了把我送到监狱迫害，执行令都没给我。每个下队的人都有家人接见，却不让我接见，扯各种理由搪塞我。我从进一看不久，一直到冤判下来都要求见驻所检察官，她们却总是回避。下队那天我不走，她们拉着，拖着我走，一个瘦高女警官准备动手打我，我说你敢动！结果被卢华挡着。一路上我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累了就讲真相或背法。那天送往监狱的有100多人，很多警察、武警押送。

二零二零年元月份开始，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个异常，体内热烘烘的，两个眼睛，有时是两个眼珠通红的，很多眼屎，有时睁不开眼，很多人以为我是红眼病。大冬天，别人穿棉衣，盖两床被，而我却穿的单薄还燥的很，晚上只盖毛巾被。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每天打坐，背法。很多人劝我向医生要药，有好心人说：我有，用点吧。我谢绝了。有些人怕传染，不敢接近我。直到九月我突然好了，很正常了。有些人半开玩笑，你们炼功人真有毅力，硬是不看病，炼功就好了。她们见证了大法很神奇。

四、武汉市汉口监狱的残暴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被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张所长等非法强制送到汉口监狱，当进到监狱大大的铁门里，心中生起了无法形容的恐惧。

100多人被分到出入监区五监区，一个警察，其它都是代班犯人。五监区在五楼，也是隔离监区，来的新人必须隔离一个月，核酸检测合格才能下队。干部，值班犯人全是穿隔离服。当天收我们的是白如，收完人后，干部几乎不出门，全是这十几个代班管理。大组长：徐晶晶，随州人，经济案，她就是干部的心腹，管事者。五楼有十二个监号，我在11监号，先由代桂梅，沈建红包夹，没几天又把徐倩换来代替代桂梅，一个监号十四人。

那年天气特别冷，每人只发了棉衣秋衣，短裤，卫裤，没发棉裤。我们全穿上就像没穿衣，很多人一晚上没睡热过；再加上那些代班的不停的吼叫着，骂着这些新人不懂规矩；早晨5：40起床，5分钟上厕所，洗漱，洗碗，整理内务，慢一点都被代班骂一顿不说，甚至罚站，或吃白米饭，不给菜；犯人代班点名，搞行为养成，和所谓的学习，不能慢一点，否则代班犯人马上像恶狼一样，大声吼叫：你们以为这是养老院，让你们来享受啊，告诉你们，这是监狱，就是让你们痛苦，没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可讲，无条件服从！这些严规严纪比这寒冷的天更凄凉，很多人说无法活下去了。早晨6：30到晚9：30一整天只能活动一会儿，睡觉也不能晚，不能慢一点，否则都别睡。新人员一月内不能购物，唯一就盼着猪食饭菜能好点，唯独我们这批新来的赶上疫情捐赠物资，每人多发一套秋衣，一箱苹果，而法轮功学员不配合转化就不给，并经常罚站，从早站到晚12点，常常听到拳打脚踢叫骂声，给这个空间带来强烈的阴沉恐惧。每天代班不停的叫骂大法学员，体罚同修。11监号代班是沈永葆，多次要我写东西，并污蔑大法，我制止她的行为，并告诉她我信法轮功都是合法的，监号很多人都排斥她，给她脸色看，后来没趣就没再说，却总是把两个包夹叫出去，给她俩布置任务，但那时俩包夹并没为难我。

二零二一年元月十七日晚，天刚黑，大家正在忙着洗餐具，突然监区长白如杀气腾腾走到11监号门口叫道：钱有云你给站着，你装什么蒜，李小燕你认识吗？（宝丰女子监狱参与迫害过我），今天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不写就站着，直到写为止。并叫两包夹拆我的铺位，让她俩陪站。她走后，跟她一起来的徐晶晶和十几个代班的留下了。徐晶晶说：你挨骂不说，还骂我们这些人是吃白饭的，这点都搞不定，还扣我们每个代班的大分20，你知道20分对我们多么重要吗？不让减刑，不让购物，不让接见！你不让我们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法轮功这里见的多了。说完吩咐旁边人围着把我拖到12监号，拳打脚踢，耳光不停，像是踢皮球一样，把我打蒙了。

半小时后徐晶晶走了，递个眼叫袁则玉（在一看把同修牙打掉两颗，她自己也跟我讲过此事），徐文华（打手），又继续一阵猛踢滥打，袁则玉打累了说：阿姨说真的不愿打你，写了吧，你在我面前写了吧。我也真心劝她：“不要参与这样的事，做不得呀。你知道我们法轮功都是好人。”一监号的人都被命令站到厕所旁，背对着，不许看。袁则玉见劝不动，就叫沈建红把我拉回11监号，让俩包夹陪我站着，到12点才能睡。晚上11：40沈永葆就让我们三人睡了，第二天大早白如把她叫到办公室大训一顿，并罚站罚抄三十八条，还扣分处理她，说她自作主张。

我也被叫起来站着，大家迅速吃完早餐后搞行为养成，不一会，代桂梅粗鲁的嗓门叫着：我是犯人，是来改造的，政府叫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说着走上来就抓着我的头发乱撞一气，恶狠狠的说：今天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我就看你们这些法轮功不怕打，真是贱！接着吸毒老犯彭卫红和吸毒和同性恋犯人黄思，对我拳打脚踢，后来陈捷见她俩人打累了，也上来用脚踢我身体的每个部位，我几乎没躲的机会，连惨叫声都被代桂梅拿毛巾堵在嘴里，她高大的身躯用脚站在我脖子上半天，代桂梅像疯子一样边打踢，边抽耳光，用全身力气拽我头不停撞。

我的脸一下肿好大，黄思见状忙说，“别打脸，别打脸，说好了，不能打脸，太明显了，只能打内伤”，四人狂笑乱踢，彭卫红打累了，把沈建红的大水杯，里面有开水，拿来朝我身体的每个骨头上边敲打，边狂笑说：我以前是打人专手，下一步还有高级的，打的我右手当时动不了，现在仍在痛。其它10人眼看着这一幕，从早6：00多直打到快12点，门口站着人，怕我冲出去，直到我动笔按照她们的模板抄，才罢手。我说这都是假的，沈建红说假的也要。收场时，地上铺上一层头发，全是代桂梅，彭卫红拽的，我的头就被她使劲拽着往墙上、地砖上碰的嘭嘭的响，头上全是大鼓包，手不能碰。陈捷，黄思朝我胸部踢数脚，把我打的躺在地上却不由自主的奋力挣扎坐起来，她俩又补几脚。当时我无法支撑了，肋骨、尾椎骨（现在没好），两手两脚都被代桂梅用脚踩转圈，（两中指现在还疼）两双手脚和脸全成黑紫色，肿老大。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突然间成了植物人一样，动弹不了。白天好心人扶我靠墙边坐着，吃饭，上厕所，洗漱，全靠别人照顾。一小女孩说：阿姨，我长这么大，还没给我妈妈洗过，这是第一次。她们怕我下队无人管，趁大家洗时，快速脱下身上被她们打脏的衣鞋袜，顺便洗了个头，我咬紧牙关让她们清洗，她们知道我痛，告诉我全身青紫，她们轻手轻脚的，三个小女孩配合的很好，洗衣，倒水，她们低声说：姨，大班长发的每人一包快餐面，我们吃不下，我们商量给你，放你箱了，别给别人，你自己补补身体。她们的一举一言使我内心一阵阵的痛，最后我趁人不多时，又把快餐面扔在她们床上。

晚上我总是突然被一阵剧痛惊醒，我想动一下，翻个身，可全身剧痛啊，连头想移动一丁点都动不了，孩子们值班，或其她人值班，叫她们给我挪动一下身子，为不给她们添麻烦，我一天不喝水，也吃不下饭，这三个孩子帮我最多，总是主动，没人叫，还有个姓钱的帮我也多。代桂梅见有人帮我，说我装，但我躺下时却感到头昏的天旋地转。

那个面还有个来历，新来的一个月不能买东西，这面是大班长徐晶晶给大家的奖品，她说这是积攒了很久的面，看大家真的努力了，送给大家每人一包。还有袁则玉、陈文华两包，你们想泡着吃暖和些，我随时为你们提供开水。每天开水限量，早中晚一人才一小杯。徐晶晶见我脸手脚全青紫，假殷勤叫包夹扶我到门口晒晒太阳，她还说：你再不写，我准备到干部那拿辣椒水喷眼睛，（下队听好几人说辣椒水喷眼睛没有一个人不妥协的，眼睛当时就肿，其他犯人犯错也这样）；我向徐晶晶说要拍片，她说你想拍就拍啊，得跟干部（狱警）说，可干部从不进来。

过了几天，白如突然叫我到医院拍片，我行走吃力，全身不由自主发抖。到医院，白如把男性陈医生叫一旁嘀咕什么，然后我们一起进到环境很差的诊室坐下。他给我量体温，听心音，很快拿处方开药，瓶装的，贴的都有，我对医生和白如说：我被打了，我要拍片，她说设备坏了。回到监号她们强迫我用药，我也没抵抗的能力了，只好把药片压在舌底，转身吐入手中的草纸，贴的就转身撕下。当白如见到我时，明看到右半边脸肿，青紫吓人，身子弯着，腿拐着，她问我怎么了，我说：代桂梅她们打的，她问哪些人，我把名字说出来，她说等会问问，我进去了，代桂梅被叫进办公室足足半小时，后回到监号笑眯眯说她要调到10监号，她现在就清东西。随后白如进来说：钱有云，我问过她，她没打你，只跟你发生口角。我就把伤的手脸给她看，她说：谁打你了，哪些人谁作证，我也没看见。平时有人动一下，监控室值班人就骂来了，这样公开在监控下大打出手几个小时，竟无人叫喊了。最后白如还说：你对我这样处理她满意了吧？

下队那天，白如找我，说给我安排一个“好干部”，那天下着特大雨，我的行李全是三监区王靓她们拿的，我走路都吃力，全身发抖，脸卡白无色，腿走路一拐一拐的。

晚间，王志队长找我谈话，并安排两个包夹，王队长脾气很坏。刘监区长，李教导员，还有狱政科王科长，都看到我的状态，而且从进三监区，我突然喉咙进不了米饭，怎么吞也吞不下，象封了喉一样，喝水胃堵的疼，我怕她们迫害灌食，每餐只打一口口饭，饭后吞不下又吐厕所，我害怕值班干部看到。在宝丰女监呆过的郑三红和我包夹说：她以前很漂亮的，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何苦要坚持呢？

来到三监区，干部逼着我抄她们发的反教教材，我不抄，就叫站着，并威胁我是不是想重新走一遍学习，我明确说白如用残暴手段致我于死地，强制改变不了我的心，她们不准我说，叫包夹不准我和任何人说话。我自己不能生活自理，多数由包夹帮我，晚上起床上厕所都困难，可监号每人要轮流做卫生，我向李教说我不能自理，等以后身体好一点我就多做点，她说没有特殊，你叫包夹帮你做吧。抄了一段时间，她们就让我正常睡，后来我不抄，她们就让我罚站，不准坐，我就硬挺着，因为在车间，还有其它民警，她们见我不抄，延长罚站时间，全天到晚12：00，我的肛门脱落，我身体也吃不消。她们还逼抄谎言宣传抗疫情的书，还有中共党史。监区李教告诉我法轮功不允许接见，我的剩余时间只有四个月，她们都不放过，如此残暴，不讲人权，毫无法律可言。

回到家中丈夫说我瘦成一个近60岁的人了，一点肉也没有。很多熟人、家人说：快认不出了，真的是皮包骨，背也驼了。如果不是心里有超常的大法，我哪能活着回来。丈夫说没收到任何判决书等东西，也没人通知开庭，让家属参与。而且这回到当地社保局“居民之家”又用经济手段迫害我，停发扣发我的养老金。丈夫向社区、区委和市长热线反映，社区、区委的人来说，社保不发，市长办只能给我解决每月900元。我也多次反映社保局扣发我九年的退休金是不合法的，他们非要坚持以地方文件来办。我递交了申诉书，准备维权，诉讼，来维护我正当的生存权益。丈夫常年靠吃救命丸和心脏药维持生命，单位工资也只有2-3千元，还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被监狱迫害严重，眼睛视力也大不如前，记忆力也差，身上还有疼痛后遗症。

希望有好心人，伸出援手来帮帮我，也是为了维护人间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