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五日是一九九九年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的日子。这一天也是引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瞩目的日子。法轮功学员以法轮大法真善忍为修炼原则，自觉的严格律己，以人类上访史上规模最大、并以人类从未有过的高尚道德、高尚行为谱写出被海外多国赞誉的道德丰碑而载入宇宙史册。

“四·二五”万人和平上访源于罗干的连襟、科痞何祚庥写的一篇无中生有栽赃、诬蔑、陷害法轮功的不实文章。为此天津法轮功学员本着善心善念向有关领导讲述法轮大法真相以澄清事实，却突然遭到大批天津警察暴力殴打，很多学员受伤、流血，还抓走了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到市政府要求放人，被有关当局告知：北京参与了此事，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当时，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密切关注着这起天津事件。既然北京参与了此事，且只有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那就去北京吧。于是大家都想去向北京向政府表达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目的是为身体健康及为做好人以至更好的人的心愿。要求释放被当局抓捕的同修、出版大法书籍并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二十四日傍晚炼完功后，我们几个想去北京反映情况的同修约好第二天清晨三点在路南会合结伴一起走。晚上，我和丈夫说了我的决定。他心情沉重的摇摇头，说：“这事可得斟酌一下，共产党可不是吃素的。大学生又怎样？只要求反腐并不反党，不照样被血腥镇压！”

他的话让我想起当年那些风华正茂一个个鲜活的年轻生命的瞬间消失与哭天抢地的亲人，收发室的看门人因说了他目睹坦克把人压成肉饼的惨状，还差点被抓起来判刑。幸亏老人是当兵出身，曾多次立功受奖，家庭成分清白，最后才以“认罪检查”，被开除收发室，丢了饭碗了事。

二十五日凌晨两点多，我悄悄起来，丈夫无奈的说了一句：“你还是决定要去？”我说：“是，我觉得我应该去。”显然这一夜他也没睡安稳。

我轻轻梳洗了一下，走出家门。昏暗的路灯下，几个同修已经等在那里。我们一块骑车朝北京城内出发。一路上，人流都朝一个方向，知道都是同修，骑车能带人的不管认不认识都会把正在步行的同修带上。

进城后我们也不知信访办在哪儿，决定先把车停在北海公园的停车场，因为从前去北海玩的时候知道那里有个停车场。

北海公园外的马路上满是人、随处可见的警察和闪着警灯停在路边的警车，谁也不说话，默默的由警察指挥排成一个个长队，再由警察领着一队接一队的走。我们跟着一个警察走了好一会儿，左拐右拐的，走到一个地方，他让我们就站在那里，自己就离开了。我们的背后是有些破损的古式青砖墙，前面是宽宽的街道，对面是中南海的红墙。同修们都尽可能的往墙边站，把人行道让出来，以保证交通畅通无阻。

大家都默默的站着，时间一长，同修们就开始互相轮换，轮换时后面的同修扯扯前面站着同修的后衣襟，前面同修就无声的退到后面去打坐或学法，换到前面的同修站好后，有的捧着大法书看，有的在心里背法。

我没吃早饭，可不渴也不饿。我忘记带手表，也不知几点钟了，从东面悄声传来消息说：朱镕基总理从外面回来了，点了几个同修带進去谈话，大家就默默等待着结果。

往西走不远处的北面有个窄窄胡同口，進到胡同里面是很大一片民房，家家门窗紧闭，听不到任何声音，显然是接到什么通知了。那里有个公共厕所，同修们大都到那里方便。我看到有几个同修在厕所里打扫冲洗，把厕所清理的很干净。方便的同修也格外小心。厕所的左边有个简陋食堂，门开着，人不多，都在那默默的吃饭。我们买一点吃的，站在那里匆匆吃完赶紧回到队伍中。

回去后就听到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的催促同修们赶快散去。同修们都当没听见，依旧默默的站着不动。有同修小声告诉我，刚刚有一车队经过，部队同修认出里面有一辆防弹车。其中有一辆车在录像还是拍照。事后才知道，那个车队就是江蛤蟆的车队。他就躲在那辆防弹车里偷偷窥视。

忽然一同修脱口而出：“看，法轮！”同修们不约而同的仰头朝天上望去。只见五颜六色众多的法轮从太阳里纷飞出来，落在树上、墙上、楼顶上、街面上，同修们发出轻微的惊赞声。对面站着聊天的警察也好奇的抬头向天空望去，可能没看到什么，就又回头看看仰天同望满脸惊喜的同修们，流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这一美妙、殊胜、玄奥、壮观的景象持续了几分钟，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过了一阵子，谈判的代表们出来了。得知天津已经放人。

夜色降临，同修们迅速离开。在离开之前，各自都把自己身下和周围仔细检查了一遍，将纸屑、枯叶、细小的木棍，包括马路上警察扔的烟头等都捡起来装在塑料袋里带走。彼此互相叮嘱：夜深了，不要一人单独走，一定要结伴同行。

夜幕遮掩了万名同修们寂静无声的踪影。

在充满假恶斗专制国的地盘上，大法弟子践行了“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道德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