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陈红女士自述遭迫害经过：

我叫陈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出生，家住辽宁省调兵山市四区425楼18号，是第三小学一名音乐教师。一九九六年得法。

我曾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间被非法判劳教三年，被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后又被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加期三个月，在三年又三个月的非法关押期间，遭受了许多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以下是我在此期间的遭遇，发生在中共统治下政法、公安、劳教所的罪恶行径，并呼吁立刻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惩办恶人。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九日上午十点多钟，我带着六岁的儿子到调兵山市新湖公园游玩，并和游人讲大法真相，被恶人举报，当地南岭公安派出所来了二男一女警察，将我和儿子带走，搜走我的随身提包，并开车带着我儿子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师父法像、讲法磁带等大法物品。警察的行为使年仅6岁的儿子深受惊吓，抱住闻讯赶回的他爸爸的脖子大哭，喊着要找“妈妈”。

当天我被关押在南岭派出所，当地“610”来人对我進行非法审讯。我借机给在场的人讲大法真相。国保大队副队长刘福堂等说我很顽固。当晚，我被两手铐在铁椅子的扶手上，就这样坐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被送到当地调兵山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后，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仅仅因讲真相或翻出大法书就被劳教三年。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而且很普遍。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马三家劳教所，是专为迫害关押大法弟子而建造的一所“集中营”。当时被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大约有一千二、三百人左右，有三个大队和一个直属队，每个大队有六个分队，我被关到一大队四分队，恶警队长叫崔红。

一、“隔离”迫害

这种“隔离”手段是马三家常用的方式，是针对新来的大法弟子或不服关押的反迫害的学员。不让其他学员接触，身边有队长指派的“包夹”看管。我刚到马三家，就对我实行“隔离”。由二、三个包夹陪着我，对進行我“转化”迫害。工作。自己分队的人做不通，就找其他分队的人。都是谤师谤法的话，就这样当别人都在熟睡时，早四点被单独叫起，一直到晚上其他人都上床休息了，十一点钟左右才被送回。被“隔离”的地方在一楼。一楼无人住，专为“隔离”用的或做仓库。早、中、晚有专人送饭。“隔离”时只能在固定一个地方坐在小凳上，不得随意走动，上厕所有“包夹”陪着。如在途中或在厕所里遇到另一个“隔离”学员，不准说话，不准对视。在这里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大约一个月左右以后，教养队开始秋收劳动。去大地收玉米。这时我才被准许回到分队，一起出工劳动。但日常劳动、起居有包夹看着，不准和不转化的学员说话。

这期间我看到许多大法学员拒绝劳动、拒绝出工。有的被恶警和恶人拖着抬上车。有的被恶警强迫蹲在地头。中午只给吃窝头（玉米面做的食物），晚上回到分队还得蹲到深夜。第二天，还强迫出工，不劳动再蹲着，我们分队有两名不劳动的，一个是抚顺的，一个是大连的。在收玉米的十多天劳动中，我看到很多大法学员遭受着这样的体罚，有的被长期铐在仓库内不出工，也使我看到了马三家恶警的邪恶与狠毒。

二、酷刑迫害

1.第一次年度“攻坚战”

秋收劳动不久。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下旬期间，教养院开始了所谓的“攻坚战”，全省各教养院都派来“帮教团”进行所谓“帮教”，实质上就是集中力量用体罚、酷刑等手段强迫“转化”。以达到100%“转化”的指标。在一个月的“攻坚战”迫害期间，教养院停止一切对外劳动任务，所有关押人员不准接见。目的是投入全部精力、人力，全力迫害没“转化”的大法弟子。此时的教养院一片恐怖。时时传来喊叫声、惨叫声、伴着打人声、哭声、骂声……

“攻坚战”一开始，我就被大队长王晓峰及崔红选定为重点“转化”对象。关在一楼一个教室内。先是让我蹲，在一个地砖大的地方，不让动、吃饭也不让站起，不准睡觉，（包夹两人一组，白天、晚上倒班看管）每天只准上一次厕所，不准洗漱。连续蹲了四天四宿，后来到晚上困的直往地上倒。她们又让我站着。又站了四、五天，晚上困了，包夹往我脸上喷水，拖着在地上走，就是不让睡觉。十多天后，又把我的手戴上手铐吊在暖气管上，只让脚尖着地，吊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恶人在队长崔红指使下，给我上背铐、大挂等酷刑。后来手腕被铐出血变的青紫。又把我双腿双盘用绳子捆上，坐在冰冷的地砖上，手被反铐在背后，又折磨了两天两宿。

酷刑演示：捆绑

在这次“攻坚战”中，连续二十多天没让睡觉，并同时承受罚蹲、罚站、吊、双盘、背铐等酷刑与体罚的折磨。

2.第二次酷刑与体罚迫害

二零零三年元旦后至新年前二十多天中，我又被弄到队长厕所双盘脚腿连续六天六夜，不准睡觉、不让洗漱，每天只准上一次厕所。最后两腿膝盖痛得走不了路，得两人架着，接着又罚站、吊在下水管支架上、背铐等酷刑。上厕所时，队长来来回回视而不见。看来她们是习以为常了。

3.第三次酷刑迫害

二零零三年五月份，教养院又進行所谓“院内攻坚战”。恶警崔红及恶人张久书等人，又把我弄到走廊的楼梯过道，这次主要是把我吊在暖气管上或铁门框上，脚尖着地，还是不让睡觉，不让洗漱，一天一次厕所，吊了长达二十多天，致使我两脚肿的穿不上鞋，两臂失去了知觉，手不能拿东西，手腕青紫出血水，至今手上还能看到留下的疤痕。

中共酷刑：吊挂

4.第四次体罚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份，我又一次被调离分队，关在一间教室内，连续罚站十多天不让睡觉。恶人刘俊杰等又要对我進行双盘脚腿，我拼命挣扎喊叫。当时深夜，值班队长过来制止，才没有得逞。后来我一直过着被“隔离”的日子。

5.第二次年底“攻坚战”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又一轮疯狂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了。省各地教养院又派来“帮教团”协助迫害，真是暗无天日。我先被送到由沈阳张士教养院和沈阳龙山教养院组成的沈阳帮教团。带队的姓史。在这里被迫害五天五夜。不让睡觉、罚蹲，由于自己一直坚持信仰，第五天她们把我丈夫和六岁的孩子找来。见我丈夫跪地劝说也没有奏效，她们只好把我送回分队。

恶警崔红和分队恶人，听到我丈夫跪下了我都不“转化”，污蔑我没有人性，决定“冻”我，她们把我弄到室外晾衣场。上身只让穿毛衫，下身穿一条薄绒裤、脚上是我在室内穿的薄棉鞋。在室外连续冻了四天。当时十二月的天气，零下十多度。看我的人一个小时一换人，穿着厚棉鞋、棉裤、羽绒服还被冻感冒了。从早六点至晚六点，在外“冻”着。回来后还得在教室内蹲着、站着、不准睡觉，只给吃窝头咸菜。

冻了四天后，又把我送到本溪“帮教团”，带队的是本溪教养院院长姓陈，那里的警察很邪恶，让恶人游说，见不转，四、五个男恶警硬把我扔到床上，按住把我双腿硬是搬成双盘，用绳子死死绑住。由于几天的罚蹲、罚站、双腿已经肿了，又穿了一条绒裤，恶警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我的腿盘上。还用一条绳子一头勒在我的脖子上，另一头拽在一个男恶警手里。不让我直起身，只能贴在双盘腿上。不准喊叫，一个男恶警手里拿一个拖布，一喊叫就往嘴里塞。真是一群道貌岸然的恶徒，流氓嘴脸，一览无余。

所有这一桩桩酷刑，只因自己要做一个好人。只因自己有一个修炼真、善、忍的愿望，却在马三家这所邪恶的黑窝里，一次又一次遭到非人的折磨，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天理难容。

三、“构陷”迫害

二零零四年四月，因自己继续坚持信仰，再次被“隔离”迫害。这次恶警崔红向学员散布：我有了精神病。并打电话，向我家人说我得了“精神病”要钱要给我看病。一天，她们要把我拉到沈阳精神病院去检查。我为了证实自己没有“精神病”，必须有专家的证明才有说服力，就跟着去了。在专家面前我声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专家问：没有精神病怎么给你送来了？我告诉她：在教养院不“转化”经常受到体罚，不让与家人见面，长期这样精神上很痛苦，我是音乐教师，在隔离时有时唱唱歌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本来很正常，她们就说我有“精神病”了。专家听后又询问了我家庭成员都是干什么的，家族中有没有精神病史。我告诉她：我母亲是中学校长，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妹妹是中专生，弟弟是大学毕业。家族中没有精神病史。专家说：好！你去做心理测试，我给你一个公正的诊断。就这样我顺利的拿到了专家的“无精神病”的证明回到分队。对我的“人格”污蔑从此消声，想把我当“精神病”進行迫害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在劳教所，被隔离不“转化”、经常不让接见，不让与家人通电话。家人长期见不到我，知道我在这里受折磨，本来就很痛苦了。又接到我得“精神病”的电话，不知有多难过。这些人才真是没有人性。

事后，崔红找到我说：你要说自己有“精神病”还可以办保外就医。我正色的对她说：如果我是以“精神病”名誉出去的，今后我还怎么工作，怎么教学生，我说的话谁还相信。崔红狞笑着说：“你还想上班呀？”后来我站在三尺讲台上，继续着教学工作，试想一下，如果当初我的念不正，想用“精神病”方式出来，那些恶人就会利用“精神病”来给你注射药物，真的把你治成了“精神病”才放人，那后果真不敢想象……

四、“严管”迫害

二零零五年三、四月左右，在马三家教养院的很多大法弟子不约而同的意识到，关押是非法的，不应该再关在这里了。我们是无罪的，所以先后用不劳动、拒穿狱服、绝食方式反抗这一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

由于当时反迫害的人多。每分队都有一多半人不劳动了。教养院也很恐慌。把三个大队又做了重新调整。一大队二大队是严管队，各有六个分队。每分队增派二名女恶警一名男恶警，加强迫害力量。三大队就是一些“转化”人员和新关押的大法弟子。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当时的严管是：禁止一切室外活动，五点钟起床后，只能在固定位置坐小凳。不准互相说话、不准在室内走动、不准到窗前向室外张望。吃、住都在一个屋内，有专人送饭。室内前后各安一个监控器。二十四小时全程监控。可笑的是上厕所也排班，一个监室一个监室去，不准互相碰面，这监室人進屋关上门后，另一监室人再出来，唯恐互相沟通。

我仍在一大队四分队，队长还是崔红，另配原一大队三分队队长黄海艳和另一名男警。刚调整分队后第一天晚上，马三家教养院政委王乃民带领很多男女恶警，到各分队强迫穿狱服。把我拽到队长办公室，两个女警把狱服往我身上套。我拒穿，并说：“你们给我套上，我回屋就扒下去。”王乃民气坏了，命令：“送小号去！”就这样我被关了“小号”。

1.“小号”迫害

“小号”是马三家又一处迫害场所，在北楼接待室楼上顶层。这里四周有隔音设施，在这里喊叫外界听不见。一间普通教室大小的地方，被分割成十多个小监室。室两侧对称排列，每个监室都设有监控器，高音喇叭。随时進行噪音干扰。

我在的监室只有一条长凳子，四壁空空。冬天没有暖气和可盖的东西。听说到冬天还特意开开窗户，冻大法弟子。有一个沈阳的大法弟子，就是在这里被四肢冻坏的。按院里规定蹲“小号”一次期限十天，可是在那儿时，有的已经连续关了二、三个月了。在那里不准洗漱。一天一次厕所，只给窝头、咸菜。

我在那里的时候，被关进去的人很多，每个监室都有二、三个人。有很多都在绝食。恶警每天来灌食一次。和我同监室的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就在绝食，到灌食时，巨大的噪音喇叭响起。不让其他人听到灌食的喊叫声。三、四个恶警把老太太按倒在地， 把胶皮管插入鼻腔，从鼻腔到胃里。再把一小盆玉米糊用注射针管推進去。我隔壁监室的关在这的大法弟子已经绝食半年了，身体已经瘦的皮包骨，恶警还把她长期关在恶劣的环境里。她们真是太残忍了。所有参与迫害的恶人都罪责难逃。十天后，在我要求到期放人的情况下，他们把我放回分队。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2.“虐待”迫害

从“小号”出来后，发现监室内二十多名大法弟子都坐在地砖上，身下只坐个小棉垫，后来才知道。在我去小号的十天里，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所有的大法弟子用绝食方式来抵制强穿狱服，最后院方只好作罢。一次，学员上厕所回来后，没立刻坐下，在自己的位置上站了一会儿。（因为在严管中，学员一天除上厕所、吃饭、睡觉外，只能坐在凳子上，不许站立和走动。）坐班和恶警崔红喝令坐下。大家没听从，崔红立刻恼羞成怒，命令坐班把所有人的凳子都撤走。就这样大家只好在地砖上只坐个小棉垫了。

我回到分队后不久。崔红又命令大家坐凳，大家都不坐。崔红又命令把所有人的小棉垫撤掉，让大家直接坐地砖。三、四月份天气很冷，每天长时间坐在冰冷的地砖上，会是什么样？这不是虐待是什么？这种虐待一直连续到九月份，五个多月后，才让坐小棉垫，当然中间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3.“灌食”迫害

为了抵制这一条列的人身迫害，我也开始绝食。到第五天，她们来给我灌食。恶警把我从监室拖到走廊另一头的空教室，恶警在那里灌食。由于我在被拖的过程中，喊了“法轮大法好，迫害大法弟子有罪”，遭到恶警黄海艳的踢打，我嘴被打出血，胳膊被踢青。事后我指责黄海艳打人，她无耻地说：“谁看见了？我没打。”

后来她们见大法弟子一个个被拖出去影响大，就改在到各监室内灌食，我被灌食时，由于不断呕吐，按着我的恶警崔红从地上拾起一个抹布，使劲往我嘴里塞，还恶狠狠的说：“我让你吐，吐出来也让你吃進去。”她还把吐出来的东西往我身上抹。灌完食，我起身指责她们的恶行，她气急败坏的说：“该！谁让你不吃饭了。”

我们大法弟子所有一切反迫害的行为，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我们信仰是自由的，是无罪的。停止关押，停止迫害。但在这里并不被理解。所以，我们每前進一步，都很艰难。每做一次反迫害的努力，都遭到了无情的迫害。出狱后，我偶然还在网上看到崔红、黄海艳等人还在当着马三家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真是可悲呀！

五、“加期”超期关押迫害

在马三家教养院，大法弟子除被体罚、酷刑迫害外，还有一种迫害就是加期，而且加期随意性和幅度很大。少则一次加十天，多则三、五个月，有的已累计一年。有个叫王淑春的大法弟子，大约在二零零三年左右，只因翻出一篇经文，被队长找去，被告知态度好加期一个月，态度不好加期三个月。在这里关押的大法弟子，很少有没被加期的。我就被累计加期三个月。原因有我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

由于教养院对我的酷刑、体罚和超期关押不放，我母亲（大法弟子）写信、上访向各有关部门投诉，揭露马三家的这些违法行为。沈阳检察院承办了我母亲的诉状。并派人到马三家向我本人核实、取证。立案调查。并阻止了对我新的加期企图，使我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结束三年零三个月的劳教迫害，并于次年返回教师岗位。

以上是我简述的几次迫害经历。其实在那里的分分秒秒都是迫害，分分秒秒都浸满了辛酸和苦难。我的痛苦、家人的承受都无法用语言尽诉，愿我们共同努力，彻底结束这场迫害，让天赋人权——信仰自由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