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学院的院长，学问在国内是响当当的。一九八九年他组织学生、青年教师参与学潮，被党内严重警告，取消校级（厅级）后备干部身份。我得法以前，有能力、有脾气，过度自尊、自强，院长没少笑话我个性、穿着象老爷们似的。他夫人研究关系学。一次闲聊我问院长：我读多少本关系学才能有所改变？他瞅瞅我说：“就你这倔巴头，二十本都白费。”我困惑了：是我太倔还是关系学没用？没想到一本《转法轮》让我成了没脾气的人！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院长多次公开说：“法轮功就是了不起！江泽民必须为取缔法轮功承担历史责任。”

学院一位女老师与她的律师丈夫，去天安门为大法说公道话，双双被非法劳教，男的在北京，女的在当地，家里只剩七十九岁的奶奶和七岁的孙子。院长愤怒了，认为是人道灾难，人权悲剧。他用尽人脉资源，硬把女老师从劳教所救了出来，还帮她要回了劳教期间被扣发的工资。我因为炼法轮功和去北京天安门护法被学校处分，停课两年。后也是在院长的一再努力、担保下，提前一年复课。二零零一年评高级职称时，学院一男老师找到院长说，如果名额不够我不能参评，因为我炼法轮功，他们俩口子没炼。院长立马怼了回去：“炼法轮功咋的了？你这人咋这么过份呢？竟往人后脑勺上抡砖头，论教学、科研、为人，你们俩口子哪样能与她比？”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院长没站邪恶那边，这样帮助、维护大法弟子，有德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年在全校教师评职大会上，校长（正厅级）说：“这次评职炼法轮功的不受影响。咱们学校炼法轮功的都是教学骨干，师德标兵。”转年春天，这个校长在一个小型会议上还说：“法轮功传出才多长时间啊？就这么深入人心，禁止都禁止不了。共产党得反省了。现在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可不是油和水了，早就是水火不容了。”校长对大法、大法弟子的正确态度得福报了。二十来年前，在他前后做心脏搭桥手术的人年前都故去了，他快八十岁了，还健在呢。

二零零三年，我在国内排名前十的大学访学。旁听了几位知名学者的讲座和博士课，没有一个认可现政权和邪党的，对邪党的揭露鞭笞可谓入木三分。有个博导在三十来人的课堂上讲：中共政权在中国大陆没有合法根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强盗逻辑。还讲小土匪占水泊梁山，大土匪占中华。其真知灼见，正义直言，震耳欲聋，真能令邪共惶惶不可终日。

给大学国际共运史老师讲真相，他非常认同。说到天安门自焚伪案，他说：你不用说，到底咋回事，谁心里不明白？中共的宣传从来都是要什么镜头有什么镜头（意思是中共一贯造假）。他三退后告诉我，他看过《转法轮》，就是让人行善积德的。这年头（指在邪共治下）上哪说理去？认为镇压法轮功毫无道理。

给一位退休的电气工程师讲真相。他听的很认真，与我有良好的互动。说到三退，他却说：我不退，我有四十多年的党龄，还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呢。我问他：某主席信共产主义吗？他瞅瞅我，突然仰天哈哈大笑：退！退！我退！这辈子竟扯淡了（指整没用的）。他的笑有自嘲，也有无奈，那个“奋斗终生”原来是反话。

给市财政局一位退休的经济师（或会计师我忘了）讲真相。他痛快的退出党团队，说：中国有共产党没好。在中共体制下财政局没好人，好人進来变坏了，坏人变的更坏了，退休了，离开这脏地儿，心里也干净不少。

给我妹妹、妹夫讲真相。妹夫是某市副市长，俩口子三退后，我劝妹妹学法炼功。她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妹妹不敢，怕给丈夫、孩子惹麻烦。妹夫说：“跟二姐学。身体好，心态好比啥都强。你别管共产党让不让，它没整对几个事。”妹夫本科学历，在各级党校没少培训，对中共还这样不认可。

给一位经济学教授讲真相。他从经济学角度上看，认为中共、社会主义就是祸根。他三退后反复说：“看来中国就得指望你们（法轮功）了。”我说：法轮功对政治政权没兴趣，只是劝人向善。他去台湾旅游，特意给我带回一份《大纪元时报》。

给一位教授、博士导师、学院院长讲真相。他在市里有副厅级兼职。他三退后说，他看过《转法轮》，很深刻，成体系，有普世价值。他也炼过功，真的感觉一身轻。后迫于压力没能坚持下来，很遗憾。他还告诉我：二零零一年校保卫处通知，市公安局要来他的学院抓两名炼功学生，让辅导员看住。他直接准假，把两个学生放走了。他慨叹：中国人权堪忧。

二零二二年六月，我和另外九位大学同学参加一个同学的葬礼。其中有经济学教授副院长、政治学教授、邪党书记、市人事局副局长，我早就劝退了。难得一见的省国税局书记（正厅）、市食药监管局长（正处）、中文教授、市政法委官员、某大学分校负责人（正处），没用我多讲，他们就说：“知道了，明白，行！行！谢啦。”市政法委官员说：若不是为了進机关他当初就不入（邪党）了。省国税局的书记说：“退！不跟它扯了。”还悄悄告诉我：他母亲也炼。现场还有一位社建理论副教授，耳聋，无法交流，我没讲。

给一位四十岁的史学博士、教授讲真相。劝退后，他请我把他妻子也退了，说他妻子叫某某，化学博士，副教授。我说得她本人同意才行。他说：他妻子早就想去党委退党了，是他怕惹麻烦一直拦着，因为前几年有个副教授申请退党，被打压歧视的很惨，事事政治不合格，抑郁而终。他说：回家告诉他妻子，已经退出了，他妻子不知得多高兴呢。

还有六位青年才俊，四十岁左右的博士、教授、副教授，都兼职做院长（正处）、副院长（副处）。说起邪党的恶，三退的必要，他们都非常认可，很诚恳的请我帮他们退出来。我发现越是年轻的学者，接受真相越快。

我认识的六位曾经修炼、但“七•二零”迫害后走入佛教的教授、副教授和一位律师，他们都三退了。我曾经问过其中三位：没有“七•二零”会不会转修佛教？他们都说：不会。有一位副教授说，他读高中时患风湿性关节炎，双膝又冷又疼又肿，药石无效，十来年夏天里他的坐垫都是用来护膝的。炼法轮功不久就好了，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从没犯过。另一位副教授说，她虽然修佛教了，但是身体有不适，还会炼功，很快会调整好。我找机会请他们吃饭，按我现阶段的理解向他们转述了师尊关于不落下一个弟子的法，希望他们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天象变化、有大灾大难，千万别忘了求师父救护。我落泪了，他们也都动容，纷纷说：“知道了，记住了。”

这么多年，我在工作环境和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份子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三退，支持法轮功。这就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当然也有例外。我认识的一个七十多岁的思政理论教授，当了一辈子邪党书记（处级），大权在握，成全过很多人，可以说德高望重，就是痴迷邪党。二零二二年，我、他及另外几名退休教师两次被有建树的学生请吃饭。席间他都为邪党歌功颂德。在场的八个人、十个人没一人搭茬附和，看都不看他，因为不认同他的说法，又不好驳他面子。他左看看，右看看，十分尴尬。机智的学生赶紧打岔劝酒。“七•二零”之前，理论教授也曾学法炼功，师父帮他戒了烟瘾，调了身体。“七•二零”后他立即与邪党保持一致，也不承认师父帮他戒烟祛病了。我没给他讲真相，觉的他是非不分，泥足深陷，很难救了。

二零一四年《辽宁日报》发了一组稿子，说大学教师对邪共制度不认同，理论不认同，感情不认同。责问大学老师怎么了？其实与其责问大学老师，不如问问邪共怎么了？大学教师是知识份子的主体，知识份子是民族的精英。一个政党、政权不被知识界、知识份子认同那还得了？！这种不认同是可以左右舆论的，左右人心的。这种不认同是地火运行，雷霆蓄势，一旦喷发，邪共不过土鸡瓦狗，怎么当的了？！如今江贼化鬼，邪共也早是穷途末路，只剩暴力维稳一招，必定陷入恶性循环，其灭亡指日可待。

可贵的中国人，放下对邪共的幻想吧，不立危墙之下，不与邪共为伍，凭自己的良知做出明智选择，退出中共才有平安；若能相信真、善、忍大法就更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