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们修炼大法前师尊早已看护着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夏天睡在地上，突然醒了，发现火焰已经连成了一片，枕头都烧着了。赶紧向楼下呼救（楼下是店铺），妈妈叫了好几个客人，一人一盆水把火扑灭了。起火的原因是蚊香点在酒瓶上，酒瓶倒了，烧到了旁边的沙发，沙发的火燃到了枕头。很神奇的是，我当时是长发向上散在枕头上睡的，枕头烧掉了半个，我却毫发未损。还有过年放夜明珠烟花，几十发后突然没有了，我把烟花收回来看个究竟，突然一发冲出来，正对着眼睛，我捂着眼睛大哭，哭完睁开看看，一点事也没有。成长过程中发生过不少这样的意外，都是有惊无险。

小时候的我黑黑瘦瘦，满脸雀斑。刚一炼功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没几天面色就变的白里透红，胃口也变好了。本来我个性内向拘谨，修炼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心胸开阔很多，变的开朗、爱笑。巨大的反差从当时的照片中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那两年的修炼环境很好，越来越多的人得法。每天都很开心，向身边的人洪法，大家也都支持我修炼。我把修炼大法的美好，写在语文课的作文里；已退休的班主任练其它气功，我向她推荐修大法；大法书带到学校，同学也会借来看；同学遇到矛盾心情不好，我就给她讲大法的法理开导她。在毕业同学录上，有同学写：祝你早日功成圆满！

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一下。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上访之前，我们当地不知道。但我们炼功点上有个同修，他是在北京得法的，北京的一个同修在当天打了电话给他（那时，刚开始普及手机），大意是，情况挺好的，来了很多功友，秩序很好，还是警察领着我们走过去的。晚上学法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大家听到都很开心。但后来中共造谣说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就粉碎了邪恶的造谣。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对大法的污蔑铺天盖地，当地警察不允许我们到炼功点炼功，来到学法点上给我们每个人登记。但并没有动摇我修炼的心，当时理解为：什么都在师父的安排中，这是检验大法弟子是否坚定的考验，我只要坚持修炼，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

初三暑假里，学校领导找我谈话，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他们也比较好奇，为什么我会学法轮功，问我一些问题，我就跟他们讲大法书里是怎么说的。他们就用学大法会影响升学、前途什么的来劝我。我就告诉他们这是对我名、利、情的考验。我的意思是我把这些都当作我修炼路上的考验，说着说着我就落泪，泣不成声，他们后来也没为难我。妈妈知道后，开玩笑说我应该带着条毛巾去。

身边的同修想去北京护法，我当时对证实法的概念很模糊，我不知去北京该如何证实法。母亲也是同修，母亲对大法被迫害痛心不已，很想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和母亲交流，最后决定，我们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真实的心声。

二零零零年七月，高一的暑假里，我们和当地同修一起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们要去天安门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并且大家约定，不说哪里来的，不报姓名，自己去自己回来。顺利到了天安门。同去的小同修快速打开横幅并喊“法轮大法好”，我还没有完全展开横幅就有便衣上来，一把夺下了我的横幅，这时开过来一辆面包车，把我们推上了车，妈妈在车下面说：“法轮功是好的呀”，他们粗暴的把妈妈也丢上车。车上已经有很多各地的大法弟子了，有比我们更小的孩子，从警察和他们的对话中听到，有的都好几次去天安门了。车子把我们开到天安门派出所，派出所的院子里坐满了大法弟子，还有很多大法弟子被关在地下的（可能是）审讯室里，从地面上能看到。看到有同修和警察讲真相，警察也在听。有男同修和不屈服的女同修被打的鼻青眼肿。小同修的爸爸就被警察穿着大皮鞋踹了一脚。我们后来看到他脸被打肿了，但他说，师父保护他，一点都不疼。

晚上，我被带到一个小屋子里，有两个男警察审问我，他们叫我“小法轮”，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我都不回答。我就是说，政府这么做是不对的，我是法轮大法的一员，来北京就是为了表达我的想法，法轮大法是好的（大意）。他们也没说什么不好的话。我看到墙边有一张三尺的硬板床，床上放了一根皮带。过了一会儿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喊：“这边说了，她母亲说了，那是她女儿。”他们就不问我了，把我和妈妈带到一块。我还在心里埋怨妈妈，不是说好什么都不说的吗？你怎么都说了。

后来，我们被送到一个拘留所，那里也关满了大法弟子，大家都在一起背《洪吟》，我们都不吃饭，也不觉得饿。再后来，驻京办事处就把我们都送回本地了。

同去的小同修和她妈妈被非法拘留三十天，我妈妈被非法拘留四十五天。小同修的爸爸被视为组织者而被非法逮捕，后被判了重刑。

学校领导被找到当地派出所跟我谈话，让我写个不去北京的保证，就可以由学校保我出去，我不写。当时那个老师说：这样不行啊！意思没法接我出去。后来他们就请示联系。最后还是由学校把我从派出所接出，但我被送到一个酒店里，封闭式转化教育。

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白天晚上两班，一班两个女老师，做我思想工作，几乎全校的女老师都来值过班。如果她们说对大法误解的话，我都把师父法里是怎么讲的告诉她们。后来团支书就跟我说，如果我不写“保证”会影响学校，她让我自己写一个退学申请。我告诉她：学大法不应该被退学，我没有做错，但如果因为我，学校会受到影响，那修炼人为别人着想，我可以写“退学申请”。就这样，我回家了。

自此以后，再没有人以退学威胁我了，我还是回到学校正常上学。

有一天快放学的时候，我忽然有点拉肚子了。当时也没在意。没想到回家以后拉的越来越频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什么都没吃，还是拉不停。几乎刚从马桶上起来，没走几步就要折回去。我想这样没法去上学啊，就跟老师请假了。大概持续两天，拉出的都是黑黑的脓血，拉到后面竟然是象破抹布一样纤维状的东西。我这么小的人，就这么大的胃和肠道，怎么能拉出这么多东西？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一点都没动心。人也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觉得特别弱，没什么力气。两天以后就慢慢不拉了，身体马上就恢复了。这时候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因为我体会到了从未体会过的轻松干净，身体特别特别轻，好像不是俗世中的肉身，真的是超凡脱俗的感觉。

二零零一年除夕的一周以后，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天安门自焚”的新闻。开学后，校长找我谈话，问我对“天安门自焚”的看法。我跟校长说，我觉得“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校长问我为什么这么认为？我就谈了两点：一个是这个新闻非常完整，远景、近景、特写，如果这是一个突发事件，不可能拍的这么完整。还有一点，王进东坐在地上喊了一句话，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认为他很像法轮功学员，但我觉得他不是。因为学大法的都知道，修炼人说话（特别是这种场合）一般会引用师父的原话，他喊的话，师父根本没这么说过，所以我认为不是真的。我以为校长会教训我一通，说些反驳的话，没想到，她听完特别淡定，就说了一句：哪怕不是真的，也要和政府保持一致。我听后十分意外和震惊。

因为小同修比较少，当地把我当成了重点。一个区重要领导有次特地来我们学校找我谈话劝我放弃大法。这个领导带着区团支书过来，大概为了让我放松警惕，团支书先找我和一个老师闲聊。谈话中，我听到学校老师讲，因为我学大法，学校怕伤害到我，所以没在学校挂污蔑大法的横幅，也没让学生签名反对大法（“天安门自焚”伪案后全市各中小学都搞了迫害学生的反对×教签名运动）。另外，年轻的团支书和我们讲，他爷爷也是修大法的，也不屈从。虽然他是以开玩笑的语气和老师说的，但可见大法的真相无所不在，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

这期间母亲被劳教迫害，父亲有了外遇，与母亲离婚。继母一开始对我修炼大法不理解。但在相处过程中，我谨记自己是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尽量从她的角度去理解她。慢慢继母从不反对到支持到敬重大法弟子，哪怕十几年后她也与父亲离婚了，但她及我接触过的她的娘家人大多都三退了，也从正面认识了大法。

高中毕业后，我考到了本市的一所大专院校。入学没多久新学校的领导就找我谈话了，让我谈对大法的认识。我如实的讲了大法的美好及自己对这场迫害的理解。当时领导坐了一桌，静静的听我讲，还在做笔记。没想到，大一暑假里，我就被学校和当地派出所勾结，绑架到了洗脑班。

到洗脑班以后我绝食反迫害。当时有两个包夹，其中一个看得出挺同情我的，有恻隐之心。她干了两天就不干了。他们安排了另一个人来。绝食四、五天后，洗脑班的人找来班级辅导员劝我吃饭。辅导员说她很诧异我的事情，当学校和她讲的时候，她说在她眼里我就是那种特别不打眼的同学，坐在教室里都不知道有这个同学的存在。她很同情我的处境。我对她说，这种对我、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不对的。而且学校把我送進来，还要花六、七千元钱，但我在学校看到，假期的时候，一个特困生能得到100元的补助，这100元的补助要很费劲才能审批下来，如果学校把这笔钱给特困生，要帮助多少同学啊。

就是这个辅导员，在后来我回到学校以后就特别关心我，没什么值得表扬的，也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我。我能感受到这不是上面安排的，是她发自内心的认可。

绝食的时候，师父也让我体验到了超常。虽好几天食水不進，但不渴不饿。包夹故意在我面前吃肉，想引诱我吃饭。但当我闻到肉味的时候，却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浊”，一点都没有食欲。虽然人很瘦，但不虚弱，如果当时让我出去，我感觉能立刻健步如飞。

绝食五、六天的时候，洗脑班的人就强行给我插胃管灌食，插了一会儿，我就被迫同意吃饭了。也不像一般的人，要慢慢先吃点流质适应，直接就能正常吃饭。

有一天，洗脑班让监狱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来给我们做洗脑的报告，我被带到会场的时候，看到大概有十几名大法弟子都被包夹带着坐在那里，我一下子就泪如雨下，在大法被迫害的这些日子同修们聚在一起多不容易，没想到看到最多同修的时候竟然是这种场合，我们被看着，老老实实的接受邪恶的洗脑，我们都没有反抗，我很想反驳犹大的谬论，很想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可是我却不敢，恨自己不争气，我坐在那里一直默默的流眼泪，直到结束。

晚上在房间里快吃完饭的时候，我坐在桌边，忽然看到，两个包夹吃过的盛骨头垃圾的碗里有一个小纸条，这个时候她们俩正好都不在，我就快速的拿来看了。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大意是：刚才揭批大会的时候，她一直在哭，但面色特别好，白里透红，嘴唇像涂过口红一样。太意外了，怎么会让我看到的，我知道又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

一个半月的时候，一个包夹不来了，听别的包夹说她好像生病了。忽然有一天，他们说已转化的学员要向党旗宣誓，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转化”了要给党旗宣誓。直到后来《九评》出来、“三退保平安”，才恍然大悟，是邪灵迫不及待想让学员归它管。我不转化，一直闭着眼。她们本来想让我参加，我不想去。突然一个包夹说：不要让她去，到时候要录影的，她眼睛都不睁的，杵在那里，拍到难看死了。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

在我被洗脑班非法囚禁的两个月里，我家人都不配合邪恶对我的迫害。因我是被几个彪形大汉强行抬到车上、绑架到洗脑班的，反抗中鞋子掉了。他们让我父亲给我送鞋子，我父亲回复他们：不送，你们怎么弄去的怎么送回来。他还到当地派出所去要人，派出所推给学校，说是配合学校。七月份的酷暑天，我的奶奶和外婆，两位七、八十岁几乎不出远门的老人，结伴辗转几辆车找到我们学校，质问学校为什么把我送洗脑班，学校害怕了，谎称领导在开会，她们就一直等，后来他们推脱说，不是学校送我去的，是我们当地派出所。洗脑班让当地把我爸和继母接到洗脑班，企图用亲情来转化我，但他们一点都没说劝我转化的话。后来她们又让我打亲情电话，奶奶就在电话里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控诉洗脑班的人，她们一看达不到效果，就不让我打电话了。最后，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又回到学校上课，顺利毕业。

在大法的修炼中，在被迫害的看似无望中，我真真切切的感到师父时时在我身边，很多时候我只是有一点点正念，师父都给予我太多太多。近几年，我因为工作时间比较自由，有幸参与了当地营救同修的项目。我把这视作师父给我的偏得。

在这过程中，我们见证了家属由反对到理解甚至有的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本地同修整体配合减轻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公检法人员点点滴滴的改变。

一个检察官五年来的变化

第一次见这个检察官，是五年前在一个同修被非法庭审的法庭上。当时这个同修的家属不理解她，没有家属旁听，我想怎么能没有家属呢？我就作为家属進去旁听了。这个检察官字正腔圆的念出对同修的非法指控，在律师说到“宪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时，他马上说污蔑大法的话。说完似乎很得意自己的急口令。开庭结束他马上走了，因为律师是到了法院阶段才介入，赶上这位检察官希望能和他沟通一下，给他点资料，他头也不回的大步走着，说：有什么资料可以寄给我。他当时趾高气扬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陆陆续续听到一些这个检察官的资讯，先是由不接待律师到接听了一个律师电话，在电话中沟通了比较长的时间。后来，律师约见他，他安排了时间很郑重的接待了律师，并详细记录了律师说的内容，而且表示会向法院提出轻判。有一位老年同修在看守所被迫害致心脏出现异常昏厥过去，后“取保候审”回家，回家前被注射不明药物导致两脚流脓。律师与这位检察官沟通，希望他能见见当事人，他当时推说有事没有见同修。但同修给他寄了真相信和被打药致病的情况说明。最后，这个检察官作出了“撤回起诉，改为行政处罚15天，但不执行”的决定。

去年又参加了一次旁听，发现这个检察官和五年前变化很大，对同修的语气和善了很多，也不反驳律师的发言。非法庭审结束后走的很慢，也完全没有了趾高气扬的样子。最近一次开庭，辩护律师和他打过至少三次交道，律师说，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检察官，他现在对同修是同情的态度。日前得知他调离了这个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岗位。

师父比我们自己更珍惜我们。我们更要珍惜和我们有缘的每一个生命，珍惜每一次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成就我们的机会。

再一次感恩师尊！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拜师〉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悟〉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修者自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