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兆海（孙照海），男，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他在父亲的家暴中长大。二十岁，患上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肺结核，双侧肺有空洞，咯血，身体病病怏怏，瘦骨嶙峋，终日苦不堪言。

一九九七年，孙兆海与妻子共同修炼法轮大法，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更神奇的是，他身体的疾病不治而愈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就在孙兆海沉浸在修炼法轮大法的喜悦之中时，一场邪恶的镇压突然降临。孙兆海与其他千千万万的法轮大法弟子一样，不畏强暴，毅然地走上了证实大法，维护大法的行列。

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受中共谎言的蒙蔽、了解法轮功真相，二零零二年，孙兆海参与了以电视插播的方式向甘肃省和青海省的民众传真相，被中共非法判刑十九年，那一年，他三十四岁。

从三十四岁到五十三岁的十九年，人生中如此重要的年华，孙兆海却被迫在兰州监狱中度过。那里，邪党人员为了迫使孙兆海放弃信仰，多次给他关禁闭和小黑屋，戴脚镣、“熬鹰”、冷冻、限制饮食、禁止睡眠、坐老虎凳、睡死人床、野蛮灌食等。他还被警察群殴致两处肋骨骨折；在警察的默许下，犯人将他毒打致脑震荡。

孙兆海走过兰州监狱十九年的非法关押，获得自由后，他描述了自己遭受灭绝人性折磨的一个片段：

“一个月后，我从禁闭室被放出来，又立即被关到监区的小黑屋，当时我的身体已经是很虚弱了。在小黑屋里，我连续九天没有合过眼。他们强行让我坐在小塑料凳上码坐，就这么熬着，用他们的话称之为‘熬鹰’。

“我昏厥后，将我扶到小塑料方凳上趴在靠背上，让我睡了四个多小时，接着又是三天三夜没有合眼。那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也不知何时是个头！只感觉每一分、每一秒是那么的漫长，那真是度日如年啊！”

以下，孙兆海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苦难遭遇，以及他对法轮大法的正信。

一、苦难人生　幸得大法

我叫孙兆海，一九六八年出生。父母是双职工，家里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二，很小就比同龄人早熟些。

从小我喜欢读书，小学三年级伊始，常用汉字还没认全，我便捧着一些古代的小说看，只要能找到的书，无论是否能看懂，能否理解，我都看。自己有点零花钱，就去买书或者在马路边租书看。我象个书呆子，对书爱不释手，甚至有些废寝忘食。

我如痴如醉的看《三侠五义》、《岳飞传》、《封神演义》、《三言两拍》等。通过读书，我了解了一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了我的性格：骨子里为人仗义，爱打抱不平，诚实守信。

从我记事起，家里时时笼罩着家暴的恐怖阴影。我父亲不但脾气暴躁，还嗜酒，心情不顺的时候，就打我们和我母亲。十二、三岁时，我因一点小错，实在太恐惧挨父亲的打，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离家出走，到乡下亲属家里。那个年代，通信不发达，两个多月后，我才回到家。或许父亲担心我再离家出走，以后我几乎不挨打了。

母亲遭父亲家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在我六、七岁时，曾喝农药自杀，幸运的是被抢救过来了。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保护母亲，每次父亲要家暴母亲时，我就把母亲挡在身后。从那以后，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开始分居。一九九零年，我父亲病重，善良的母亲没有抱怨，伺候他到临终。

我的童年是不快乐的。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常思索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人？百思不得其解。我虽看了很多书，心里的答案依旧没有得到解答。

一九八五年，那年我十七岁，初中毕业的我通过招工考试，成为佳木斯友谊糖厂车间的工人。一九八八年，在职学习，得到相当于高中的毕业证。就在我的生活渐渐朝着好的方向走时，一九八八年底，二十岁的我发烧一个多月后，去医院拍片子检查，诊断我患上了肺结核三型。此后，我在厂医院吃抗结核药物和打点滴，身体瘦弱不堪。有个刮风下雨，我都得感冒，总是病病怏怏，喉咙气喘，浑身无力。

一九八九年秋，我的双侧肺有空洞，开始咯血，稍微活动一点就喘，到结核医院住了两个月的院。虽把病情控制住了，但仍避免不了每年稍有感冒发烧，我的结核病就复发，并同时伴有结核性胸膜炎。那个年代，结核病是无法根治的，被称之为“不死的癌症”。我妈心疼地说：“我这个儿子白养了。”言外之意，我就是一个废人了，这辈子完了。我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不足一百斤，瘦骨嶙峋。

一九九四年，我与妻子结婚。婚后我们彼此感情很好，还是相互比较珍惜，经济条件还算可以吧。一九九六年，我调到单位公安处的经警队。在这期间，我们单位科室的一位女同事，花了五、六千元钱做了一门气功的传功老师，我和妻子跟她学此功。

一九九七年三月，这位女同事告诉我，她炼了法轮功，并说这才是真正的正法，她让我买一本名叫《转法轮》的书，看一看就明白了。我听到后很惊诧，一个传功老师怎么突然全部放弃原来的东西，改学另一门气功了？

一九九七年四月初，我和妻子在休息日上街，在书摊上买了一本《转法轮》。因为我特别渴望看书，我什么都不顾了，趴在床上用了三个多小时大致浏览了一遍。

读法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激荡，眼中的泪水不住的流！我终于找到了我生命中苦苦追寻的！少年时期的我就在思索：人生的真谛是什么？《转法轮》这本宝书解答了我生命中所有的困惑。我明了人生的真谛就是修炼——返本归真。这个大法太好了！修炼两、三个月后，我的天目开了，看到了法轮。静下来的时候，感到身前、身后都有法轮在旋转。

两、三天后，我和妻子很快加入了集体炼功、集体学法当中。在集体炼功的第八天，早晨刚炼完功、准备往回家走时，我突然感觉胸口和后背剧痛，痛的我腰都直不起来。我当时没有害怕，我知道，是我身体上不好的东西要去掉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慢慢的弯着腰往家走。炼功场离我家一、两百米吧，也就是三分钟左右的路。我还没进家门，突然疼痛感奇迹般的消失了。我知道，我的肺结核被彻底的根除了，我的身体被师父彻底的净化了！

二、风雨突变　矢志不移

我有着凄惨的童年、悲苦的青年时期，法轮大法的佛光把我所有的苦难荡涤殆尽。就在我沐浴在修炼法轮大法的喜悦中时，风雨突变。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后，很多炼功点被公安警察骚扰，我在沿江公园的炼功点炼功。一天炼完功，一个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五十多岁的老头，说自己是新得法的，要跟着我回家认认门，我就把他领到了我家。

到我家之后，我和他聊了聊得法的体会。他看到我刚刚请到的两本师尊的《悉尼法会讲法》和《美国法会讲法》，就说他没得到。我虽不舍，但还是送给了他，他坚持付了钱，便离开了。之后我再没有见过他。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听其他法轮功学员说政府要取缔法轮功，我们十多个法轮功学员决定一起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一些同修被劫持下车，还留下七个人。火车还没有出黑龙江省，很多其它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被当地政府拦截回去。听说北京站查的很严，为了确保能进京，我们在离北京最近的三河市下车，七个人分了三伙，坐依维柯客车去了北京。

那是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在三河市政府门口，我们看到了一些聚集的法轮功学员，外面的扩音器中开始播放取缔法轮功的通告。我和郑立斌（已被迫害离世）驻足听了一会儿，没有和三河市的法轮功学员搭话。

听说北京法轮功学员被抓已经好几天了，我怀着压抑焦虑的心情，坐依维柯前往北京。途中，有两波哨卡武警上车检查。当时天气闷热，心里焦急万分，我希望尽快能进北京。

到了北京是下午五点多。我们坐出租车到了府右街，又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便衣随处可见。虽然气氛很紧张，我心里没有一丝害怕。到地坛住旅店时，已经晚七点多了。此时，我既焦虑又迷茫，最强烈的想法就是能跟北京的法轮功学员联系上，沟通一下，怎么做更好。

在北京房山区的南尚乐村，离公路不远处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废弃的白塔。八月初，在这里召开了有二百名左右法轮功学员参加的法会。其中大部份是北方的法轮功学员，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北方的城市。法会召开的目地是面对当前的高压局面，我们该如何做。多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自己的感想，和这一段时间的见闻。我们达成了共识，让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走出来，证实大法，维护大法。在这次法会，我们还集体炼了动功。

便衣上山查看，我们便散开，下了山。到了公路上，有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此次法会惊动了罗干，后被当作“大案”、“要案”来查。

我在北京开完法会后，我回了一趟家乡，和一些同修进行了交流后，又再一次进京。我妻子也毅然的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借了几千块钱和我一起进京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是中秋节，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因为电话被监控，晚上七、八点钟，三间房派出所的警察和还有一些武警，闯进我们在通州租住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内。屋内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我、我妻子和尹海珠是佳木斯市的，还有其它几个地区的。

我们被绑架到北京三间房派出所。我们几个男法轮功学员被联防队的武警殴打，警察给我们做笔录。除了两位怀孕的女法轮功学员外，其他的人都被劫持到朝阳区看守所。我妻子因有身孕，被单位来人接回佳木斯。

酷刑图片：被警察殴打

我和尹海珠被非法关进朝阳看守所，条件很不好。因为我是新去的，他们欺负我。因为关押的人太多了，让我在地上侧身立着睡觉，人挤人的睡觉。

四天后，佳木斯驻京办事处人员去了朝阳看守所，把我劫持回佳木斯市。坐火车时我被戴着手铐，二十六、七个小时坐着硬卧，到了我居住地的派出所。

在这里提及一件神奇的事情：我被非法抓捕的时候，北京的警察让我把东西收拾好。我把十几个人看的大法书和大法资料，还有两件衣服装在了大帆布的旅行包里。从租住处提到派出所，再提到北京朝阳看守所。

回到佳木斯后，在坐车去派出所的途中，我看到弟弟在去我家的路口出现，我对警察说：“停车，把我的东西给我弟弟。”我把装着十几本法轮功书籍的旅行袋交给了我弟弟。本来我在火车上有机会走脱，但是一想到有这么一大袋的大法书籍，我不能舍弃。就是这颗纯净的心，所以出现了奇迹，保护住了大法书。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在永红分局办理进看守所的手续后，我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这里一天两顿窝窝头，喝盐水萝卜汤，没有油。由于小时候总吃粗粮吃伤了，此前我一直不吃粗粮。对我而言，窝窝头太难以下咽了，一顿只能吃半个，后来渐渐能适应一些了。

一个监室有十五、六个人，当时被非法关押的还有法轮功学员马学俊、王文义等五、六个人。我妹妹找关系，带着分局的人来了，说让我写一个“不炼功的保证书”，然后放我出去，我没有同意。

三、第一批被非法劳教　饱受两年摧残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劳教所地处佳木斯市西郊西格木乡境内，大门朝北开，占地面积大约十三多万平方米。该劳教所隶属于佳木斯市司法局。

为了迫害法轮功，佳木斯市市委、市政府给劳教所投入大量资金，新建两栋楼房，配置现代化监控设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女大队监舍楼于二零零零年秋季投入使用，占地面积四千平方米，三层楼，建筑总面积一万二千平方米。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下旬，监室里的喇叭里播出了新闻，我被所在单位（糖厂）开除公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十三名女法轮功学员和包括我在内的四名男法轮功学员在佳木斯文化宫里被开所谓的“公审大会”，台上坐着公检法司和“610”政法委等头头。我们在台上站了一下，就被非法宣判，以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我们被非法劳教一到三年。我被非法劳教两年。

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第一顿饭吃的是黑面发糕，没有洗干净的冻南瓜，切成大块，加点盐就煮。没有碗，几个人围着盆子吃，盆底一层泥。劳教所有两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三个中队。

我们四个人杜文福、刘俊华、我、吴春龙（杜文福和吴春龙已被迫害离世）开始在集训队，后来把我劫持到二大队的四中队迫害。二零零零年的夏天，开始盖女子劳教所，我们被调到女劳教所做奴工，搬建楼房的材料，男、女劳教所很近，相隔五分钟的路。

快入冬了，法轮功学员抓住机会逃跑。三十六个法轮功学员跑了三分之一，就是跑了十二个法轮功学员，这件事震惊了所有听到的人，轰动一时。（当夜抓回了鹤北林业局的法轮功学员贾永发，被恶警残暴殴打了几日，一直遭受迫害到期，回家后离世。）

因为此事，我们被调回男劳教所。劳教所成立了教育“转化”队，强行“转化”我们。教育科科长给我们灌输中共邪党的那一套理论，给我们洗脑。组织我们看“天安门自焚”伪案。

正值冬天，把我单独关进夹在水房和库房的监室。房间又潮湿又冷，有水的时候，地上都结冰。白天，我披着棉被靠着暖气。防止我与别的法轮功学员见面，所以大多数时间是我一个人呆着，晚上睡觉就我一个人。两个劳教人员监管我，上厕所时喊他们给我开门。大冬天在水房，我时常给自己浇几盆冰冷的水，洗个凉水澡，排解压抑的情绪。

一个多月后，一个有善心的警察（他妻子是法轮功学员）提议给我换个房间，说我被关押的时间太长，太不人道了。因为此事，本应给他提为副队长，都不提了。又过了十多天，给我换到另外一个比较温暖的监室，一个“转化”的学员陪着我。

二零零一年中国新年的前两天，我被调到一个不到二十人的大监室，他们全是“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常人）。因为他们的言论，我和他们之间有些争执。为此，我被调到二大队，我的身边都是常人。白天他们出工，我在监室呆着。一次我在炼功，没有看见追捕大队长王铁军进屋，他凶狠的打了我两巴掌。我在“转化”队时，警察们就公开跟我们说：“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坐一天牢加期半天。”

酷刑图片：扇耳光

二零零一年八月，中队内勤警察对我说：国务院下来红头文件，法轮功到期就得释放。九月三十日，我非法劳教期满。劳教所不放我，理由是：因为十月一日过节放假，怕我出去影响他们，长假结束后，联系当地街道再放我。我跟大队内勤的警察说：我已经到期了，你们多关我一天，都是违法的，多关一天，出现的后果，你们自己承担。

我找机会撞了一次墙，头皮撞破，出血了。这个举动惊动了他们，十月三号，毫无征兆的突然放我了。通知我到管理科，我妻子和我妹妹，还有一个街道负责人来接我，我堂堂正正的走出劳教所。

两年零三天的时间，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转瞬即逝。而对于失去自由、非法拘禁的我，太漫长了！地狱般的生活，使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残。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妈妈，我妈妈高血压引发了脑出血，一九九八年犯病后，瘫痪在床，我无法尽孝心。弟弟夫妇照顾她老人家，弟弟夫妇没有工作，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我妻子一个月也仅有几百元的工资。

四、插播真相　陷冤狱十九年　九死一生

非法劳教结束后，我的名字上了佳木斯“610”的黑名单。因为公安的骚扰，我在家里仅过了一个中国新年，便离开了家，在市里租了个房子。那时，一到晚上持续到半夜乃至凌晨，经常听到瘆人的警笛和疯狂的砸门声，法轮功学员时时都面临被非法抓捕。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佳木斯有线插播成功后，即使我没有参与，“610”人员仍把年轻的男法轮功学员视为重点目标，因为我坚定信仰，没有妥协，我被他们视为是重中之重的人物。

那天我同我的妻子在一家餐馆聚餐，庆祝我们结婚八周年，并约定过几天我三十四岁生日时，再给我过生日，然而我却没有等到这一天。这一次分别，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再没有相见。再见时，昔日恩爱的夫妻已成了陌路人。

因为我被列为首要抓捕的人物，在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规劝下，被迫离开了家乡，流离失所。七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了家乡的消息。在我市大搜捕中，因为没有抓到我，就把我妻子非法抓进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两个月。她在单位和家人的逼迫下，脱离了修炼，并由我妹妹出手续，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我办理了离婚手续。更为邪恶的是，为了验证她是否真正脱离修炼法轮大法，她们单位在聚餐时，逼着不会喝酒的她喝酒，并将她灌的烂醉。

（一）成功插播

在山东省，我和几位家乡的法轮功学员汇合后，一致认为虽然是在流离失所，也要利用最有效的方式，向民众讲清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看到长春插播产生的效果，力度非常大，能震慑邪恶，揭露迫害和讲清真相。我们几个人一起想要搞插播。

学会技术后，经过一系列的筹备，我和双鸭山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带着二十余台插播机器从山东省运到兰州市，原打算把技术教给兰州法轮功学员，后因兰州同修被抓，人手不够，我就参与了插播。

在甘肃省兰州市，所有参与插播的同修掌握技术要领后，统一定在八月十七日晚上七点进行插播（有几个地区因为机缘不成熟，没有在原定的十七日插播，而是在十八日晚上插播的）。八月十七日，在甘肃部份地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成功的在《新闻联播》时段进行了插播，在当地电视台的四个频道同时播出。

我和甘肃庆阳市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到西峰区后，我们在医院前面的花园稍作等待。我心里想：七点钟的天还很亮，人也很多，如果下点雨，人能少一些。于是我们两个打车去目的地，当出租车启动的时候，开始刮风，风非常大，风起云涌，路上的行人匆匆忙忙，迅速的躲避风雨。

离目的地不远的时候，豆大的雨点下来了，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我们到达后，雨点虽大，但是雨密度不大，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等我们上到房顶，把插播的设备都准备就绪、光碟放到设备上时，雨停了。我当时就想到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最对的，所以才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

当时全国各地对法轮功镇压是很严重的，兰州市是江魔头上海帮的地盘。我没有太多的害怕，就觉的自己应该做这件事情。插播成功后，我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分开了，我坐车到了江苏省无锡宜兴市，探望那里打工的亲属，准备再返回山东。

由于我自身的不严谨，我跟西宁的法轮功学员联系时，手机被定位了，江苏省公安厅和无锡市公安局的警察在宜兴当地把我非法抓捕。后来得知插播发生后，江氏流氓集团成立专案组，全力动用资源，要尽快破案抓人，而我又成为了邪恶网上追逃的第一号。

（二）在宜兴看守所，遭受铐地环，毒打致耳膜破裂，被野蛮灌食

我被绑架到宜兴看守所，我的手戴着束缚带（活动范围只能解手、吃饭），脚上戴着脚镣子；我绝食，被灌食；我被铐在地环上一晚上，躺不下，坐不下，还站不起来，上半身搭在床上，下半身在地上，后背仰靠在床上，脚固定在地上，特别难受的姿势。我从来没觉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么漫长，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第二天，我被绑架到宜兴的公安宾馆，被非法提审。在非法审讯期间，不让我睡觉，有六个特警（很多都是江苏省武术比赛中获得过名次的）分成三班，一个个其貌不扬。刚开始，他们表现的不那么邪恶，而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套我的话，问我们做插播的人和设备。

当他们什么都没问出来时，恼羞成怒，一个江苏公安局的警察气急败坏，坐在我身后用脏拖把劈头盖脸的打我。又有一个警察打我耳光，导致我两耳耳膜破裂，听力严重下降。他们让我坐在长方形的木头箱子上，几天都没睡觉，最难熬的时候，眼睛都直了。

一个月后，我被兰州市公安国保劫持到兰州新建的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因为在那里干活（捡瓜子、捡大豆等）不配合，手背铐在后面，他们自己制作的铐子，脚就用脚镣子，用铁丝把手铐和脚镣子串到一起，让我站不起来，坐坐不舒服，躺不下，铐了半个月。

两次背铐串联就是那种站不直、坐不下，躺着也难受的惩罚模式。但那时的看守所被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用生命和鲜血开创的环境还算宽松，学法、炼功几乎没有干扰。

酷刑图片：铐地环

在看守所里，我碰到了一个号长，他在兰州是有一些名气的诈骗犯。之前他当号长的时候，号子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他将我要到他的号子里，和他在一个锅里吃饭，并时常向我了解修炼中的事。

他亲口跟我说，有一次，他跟那位法轮功学员争论神佛、修炼的话题，争执的不亦乐乎。到了睡觉的时间了，他躺在床上，头脑中还在翻腾着争论的话语。突然间，在他眼前呈现出发着白光的佛的光影，他惊讶的“忽”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自此以后，他相信有神佛了，理解大法弟子了。

一次午休，我们两个人对着聊天的时候，他突然两眼目不转睛、直勾勾的看着我。我莫名其妙地问他：“怎么了？”他也不回答。看一会儿后，他摆摆手，示意我让开我坐的地方。我让开后，他把值班的年轻犯人叫到身边，又注目看了一会儿，挥手让其回去值班。

他跟我说：“大海，你修成了。”他解释道，刚才我俩聊天时，他看到从我的小腹部位冒出一股白烟包裹住我的身体，慢慢地将我的身体完全包裹住，而且这白烟越来越白，越来越亮，把他惊呆了。他有些不自信自己看到的，便把那个值班的犯人叫过来，却发现那人全身都被黑黑的气体包裹着。

他看到了超常的现象，对修炼有了信心。之前我曾几次让他看我手里打印版的大法书，他只是表面答应，却没有看。这次经历后，他主动拿起《转法轮》看。刚看完第三讲，他发现多年的慢性肠炎顽疾，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好了，吃东西不用忌口了，什么都敢吃了。他彻底信服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我和他在一起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分开后，他还找人照顾我，怕我在新环境中吃亏。不久他被释放了。后来听说他出去后，办了一个实体公司。

二零零三年九月四日，在经过所谓的体检后，我被看守所送到兰州监狱。我身上带着打印的《转法轮》和一些师父的其他讲法，被监狱狱政科的人员收走，我和其发生了激烈的争抢。另一个貌似狱政科的领导示意，让那个科员把东西还给我。因为我体检单上填写的身体状况不合格，监狱拒收，我返回看守所。

（三）在兰州监狱，被戴脚镣、关禁闭

兰州监狱（即大砂坪监狱）位于兰州黄河北面，佛慈大街298号。监狱生产区和生活区相隔，生产区包围着整个生活区。监狱总占地面积三十四万九千万平方米，在押人员四千多人，狱警一千多人。监狱奴役在押人员磨宝石、缝足球，做灯泡、灯笼，织地毯、织毛衣，做钢门钢窗等。

从二零零一年开始，此邪恶黑窝非法关押迫害甘肃省男性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到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最多，有一百二十多人。邪恶黑窝的“禁闭室”开始设在生产区，是一排有三十间左右的平房，两边开门。禁闭室有六个平方米大，水泥床用石头砌上去，高低不平。前面是大便池，三十到四十公分的槽，空间走路，没有窗子。

门外有一个空间为四平方米的铁笼子，专门安排一批犯人，八到十人，二十四小时不离开，专门负责对关禁闭人员砸“镣”，铐手铐、体罚等，值班狱警每晚两人。后来禁闭室设至生活区，上面一层平房，禁闭室设在地下室，内设死人床、铁椅子，泡沫墙，外面听不到禁闭室的一丝声音。

从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监狱又一次疯狂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在一间屋子里，四个犯人轮流看管，不让睡觉，一天一个馒头，一小杯水，同时进行洗脑精神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关禁闭、戴上脚镣、手铐；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吊在空中折磨；还有的法轮功学员面临生命危险。

经过近两个月的沟通，十一月二日，兰州监狱同意接收我，我被送到兰州监狱迫害。下车时，两名禁闭室的犯人在门两侧等候我。刚下车将我挟持到禁闭室院内，上一次与我冲突的警察领着几个犯人等在那里。为讨好警察，几个犯人先是群殴毒打我一顿后，将我的头发剃光，强行将我的衣服扒掉，又给我套上一套破旧的囚服。

因我不配合，又把禁闭室关着的一个逃跑犯人带着的唯一一副最重的脚镣，重达三十八斤，卸下砸到我的脚上，我被迫戴上。期间，大小便都需要关在一起的犯人帮忙。戴了八天的脚镣后，入监队给我指派的主管干部将我接回入监队，强迫我背监规。

酷刑图片：戴脚镣

入监队是一个对刚入监人员除了生产外，还有队列训练和监狱规章制度教育的一个过渡性监区。大多数人员经过两个月的入监培训，再分配到各个生产监区。那时的入监队已经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在那里遭受迫害了。我们一起被非法判刑的七人，有六人在入监队会合了，只有刘志荣（被非法判刑十八年）在我来之前，被劫持到天水监狱，之后被迫害致死。

当时入监队个别监室的主管恶警非常邪恶，纵容指使其监室的执勤员及打手殴打、摧残其监室的法轮功学员。入监队的指导员王长林非常邪恶，法轮功学员不做奴工，就给吊在干活的车间，毕文明（已被迫害致死）、强小宜被吊在车间，是我亲眼所见。

一号监室的主管恶警姓何（音），他曾经做过教导员，因为犯错误调到入监队做分队长。我到入监队时，经常看到几个法轮功学员不服从他们的管理，被恶警戴上手铐，并把他们吊铐在生产车间。那时的兰州监狱入监队是全甘肃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被集中迫害的地方。集训后，大多数人留在兰州监狱，一部分转回当地的监狱迫害。

兰州监狱是江魔头的追随者们热衷视察的地方。二零零四年初，罗干接管政法委一年左右，便到兰州监狱视察；二零零九年，周永康也是如此转了一圈；吴爱英任司法部长，两次来兰州监狱；上海的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也到过兰州监狱。

在入监队，那个何姓恶警当众殴打一名甘肃省武威市的法轮功学员，引发了全入监队的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抗议结束后，便把我们这些在入监队非法关押较长的分到了各生产监区。

（四）警察默许，遭犯人毒打致脑震荡

二零零四年六月，我被劫持到兰州监狱四监区迫害。比我先到那个监区的是曾在白银市插播的法轮功学员常具斌，他曾经是甘肃省白银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和他配合插播的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张广利，在兰州监狱九监区被迫害。

当时白银的插播非常成功，轰动一时，观看者们都以为法轮功平反了。常具斌和张广利被非法判刑十一年和十二年。而白银市也是镇压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地区之一。二零一零年以后，兰州监狱被非法判刑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几乎都是白银市 “610”干的。常具斌被监区长高振东折磨迫害致精神失常，听说出监后仍不见好转，经常走失。

那时的兰州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只是停留在服从他们的管理，听从他们的指挥，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强制洗脑，或是暴力侵害。在四监区，狱警安排了我所在监号的号长为主（他不用做奴工）贴身跟随我。还有同监室的另外三人为辅，他们是每天都要出工的包夹人员。

号长魏宏伟是个二十多岁的兰州市人，是这个监区有名的“死狗”（意为“滚刀肉”）。一开始，我们还能和平相处。两个月后，魏宏伟便处处找我的茬。进入九、十月，他便升级对我殴打、侮辱、谩骂。一个星期打我四次，近一个月打了我五、六次（那时我的身体比较瘦弱，而对方则是天天练肌肉块的）。他用被子将我盖住，对我拳打脚踢。后来我鼻子流血，是轻微脑震荡。

酷刑图片：殴打

这期间，另外三个包夹听说我多次被打，向监区主管警察反映，但是他们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这就等于默认纵容了魏宏伟的恶行。魏宏伟的恶行让其他留在监区监道内的服刑人员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对我表达了他们的同情，对打人者的义愤和不屑。其他包夹给我出主意，让我早晨监道门开时，找管理科去告状，我一笑置之。

在十月中旬一天早晨的五点左右，还没有起床，我的鼻子开始流血，我便知道这是我被殴打后的头部淤血。我便用卫生纸接着流淌的淤血，流淌十分钟左右。我用了大半卷的卫生纸接完了淤血，头部也轻松、清醒了许多，便将这些血纸扔进了卫生间的下水道，整个过程我没有惊动任何人。

白天在一个闲置的房间，我当着其他犯人的面，用手指着魏宏伟的鼻子说：“你应该感谢法轮功。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我早就把你放翻掉了。”他没脸说啥，无言以对。这一层监道不出工的十多个人都骂魏宏伟，因为他迫害我，人品太坏。

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找了当班的副教导员（姓支）说：“不管因为什么到这里来的，来到这都是受难的，我不想把谁怎么样。但是，你们必须把我和魏宏伟分开，否则以后出现什么后果，责任由你们承担。我不管你们怎么处理，我给你们打个招呼。”而这个姓支的副教导表现的不以为意，我也没多说什么，便离开了他的值班室。几天后，我很突然的被调到了另一个监区——二监区一中队。

二监区的警察们和我见面谈过话后，表现的非常客气，安排了一个老成持重、在兰州社会上有很大声望的江湖人物，他姓管，留在监道包夹我，他刚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他对我方方面面都照顾，不屑于给共产党当走狗。我因被绑架后和家人失联，此人在我的基本生活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以长兄视之。我们在一起呆了一年。

（五）被关禁闭、“熬鹰”、暴力“转化”

二零零五年底，一场针对法轮功学员血雨腥风的残酷迫害开始了。

中共邪党在二零零三年所谓的换届后，司法部长换成了吴爱英。此人在山东跟随吴官正疯狂镇压、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出任司法部长。吴爱英上任以来，便积极组织策划对全国各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暴力“转化”，妄图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大概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中旬（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这三年是兰州监狱关押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时期，不知道入监队关多少人，监区有四、五十人），司法部甘肃司法厅，“610”人员安排陕西西安某大学人员，该人被“转化”后，积极配合邪恶到处演讲，来到兰州监狱配合邪恶给法轮功学员演讲。

接着，兰州监狱成立了所谓的“反某教科”，我称之为“邪教科科室”。各监区也相继成立了由监区副职带队，包括两个警察、四个犯人组成的所谓“转化”攻坚小组，先后把法轮功学员关进了小黑屋，进行强制洗脑，而我所在的二监区行动比较晚。

兰州监狱监狱长杨万成、副监狱长和“邪教科”的科长一大帮人跑到二监区（四个中队）施压后，监区长王某忠在他的办公室与我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做我的工作，但没有说服我。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到十二月七日，我被关了一个月的禁闭室。禁闭室面积六、七平方米，有一个小窗户，我天天坐着。晚上我睡在一米五乘两米的水泥铺，铺旁边就是一个蹲位。水泥铺下是暖气，给暖气的时候不冷，不给的时候，穿两个棉袄都冷。两个人一班监视我，每天只允许我吃一个馒头。

一个月后，把我从禁闭室放出来，立即又关到监区的小黑屋。四个人监视我，两个人一班，强制洗脑“转化”我。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在小黑屋里连续九天没有合过眼。他们强行让我坐在小塑料凳上码坐，就这么熬着，用他们的话称之为“熬鹰”。我昏厥后，将我扶到小塑料方凳上趴在靠背上，让我睡了四个多小时。接着，又是三天三夜没有合眼。那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也不知何时是个头啊！只感觉每一分、每一秒是那么的漫长，那真是度日如年啊！

他们每天都在播放“天安门自焚”伪案、“傅怡彬杀人案”等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来洗脑，一天十七、八个小时。还有几本邪书，都是极尽邪恶的诽谤法轮功。

酷刑图片：整天码坐，不让睡觉

那个时候，我恨不得将自己的眼睛熬瞎了，自己的耳朵要是聋了多好。每天包夹人员都在我耳边叨叨这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如何了，那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如何了，中共邪党搞的这一套让人恶心。

“邪教科”的路姓警察，是毕业于兰大工科的硕士。他自认为知识较高，才华口才都不错。不知他是受了他们领导的委派，还是其自告奋勇，将我找到办公室和我谈话。下午又将我带到“邪教科”、他自己的办公室我谈话辩论，并放言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改变我。如果说服不了我，他这个“烂脏”工作也不干了。“烂脏”是兰州方言，就是心坏了。

十余天不少于十次，我与他针锋相对的辩论，每次都是数小时。激烈时，相互瞪眼睛，拍桌子，甚至惊动别的警察过来查看，但总体上还是保持着理性的状态。他所说的一切，都被我用道理给他解开了。最后一次，他断章取义拿出《转法轮》中的一句话，被我戳穿了，他强词夺理的说：“现在国家政权取缔法轮功，不让你们炼了。”最后理屈词穷的跟我讲，现在国家的政策如何如何，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结束了这场辩论。

（六）母亲思念成疾，含恨而终

二零零七年元月四号，我被包夹警察安排打了一个亲情电话。接近五年的时间，我跟家人失去了联系（因为没有可通信的地址。我进监狱的时候，家里的电话号码变了）。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有几分惶恐和期待。他们突然安排我打电话，一定是家里出了事，我有不祥的预感。

我跟我妹妹说了几句话，他们把电话放到我母亲的耳边，我听到了母亲沉重的喘息声。我对着话筒喊了几声“妈！”陷入昏迷中的母亲没有任何回应，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后来据家人讲，我母亲在元旦时看到儿女们都来了，唯独少了我和我前妻，为此心情激动，脑出血复发，病危住院。家里人千方百计的联系上我。就在我打完电话的当晚，母亲便离世了。

十余天后，我再打电话时，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后事都已料理完了。我也只能平复自己的心情，默默的找了一块白布缝成孝带系在腰间，算是给母亲戴孝，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我想起我做阑尾炎手术时，母亲为我端屎倒尿……

养育之恩大于天啊！如果我在母亲身边，母亲就不会离世。她没有见到二儿子而死不瞑目啊！那是一种天崩地裂的打击，撕心裂肺的痛苦，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啊！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多么想能再为母亲多洗几次头，多洗几次脚啊！我没有自由，为让世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坚守信仰，我被强制“转化”，家破人亡！

（七）在禁闭室被冷冻、限制饮食、禁止睡眠

这一年的八、九月，我被放出了小黑屋，回到原中队原号室。二零零九年，元旦放风可以在室外活动，我刚下楼在有阳光的地方坐下，值班二中队的卢姓中队长不让我在外面，让我回到楼上去。他和另一名警察将我拖到禁闭室，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关了我半个月，关我禁闭室的手续是后补的。临近新年，禁闭室基本不留人，我被接回监区。

那一次的禁闭，也是我最苦的一次禁闭。起因是伙房的一个犯人（是警察的关系户或者用钱贿赂警察）在禁闭室搞特殊：白天铺着行李在禁闭室大睡，激怒了当时管理狱政的监狱长（此人后来因受贿落马，被判刑），他命令禁闭的门黑白天门全部敞开，停暖气，不发行李。那时的兰州晚上是零下十余度。

在把我关进去之后，值班狱长下令，把监道门和风场门全部关了。我听说晚上没有暖气和行李，便找了狱政科的主管副科长沟通那个副科长，他说做不了主，得等到元旦假期后和领导汇报。

三天后，那个副科长来到禁闭室宣布，给关在禁闭室的人每人发一床薄薄的军被，只能铺在水泥铺上，没有任何可盖的东西。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煎熬了半个月。

二零一零年的八月三十日，兰州监狱开始了对我的第二轮所谓的“转化”。后来我听说是甘肃省司法厅劳改局的一名副局长来兰州检查工作时，召集“邪教科”和警察开会时提到我说：孙兆海刑期还有十一年，你们不能就这样放着等等，因此我成为了邪恶迫害的目标。

这一次迫害的手段是限制我的饮食，一天两个馒头，没有菜；不让我睡觉。两个月左右吧，那时兰州夜间的温度较低，真是饥寒交迫啊！每天熬着不让我睡觉，我困的实在挺不住了，偶尔也能迷糊几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

晚上是最难熬的，冻的我瑟瑟发抖。有一天晚上，我头脑昏昏沉沉，猛一扭头看到值班的两个包夹，一个昏昏欲睡，一个无精打采，我内心柔软的部的就感觉狠狠的被揪了一下。我心里自责：这是干什么呢？为了我一个人让这些人跟着我遭罪，一个个弄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就是顺应他们一下又如何？他能动摇我对师尊、对大法的坚定的心吗？这时，我内心暴露出的东西是较为复杂的，后来我曾仔细的查了一下自己，还是意志不坚，正念不强，为人情所动。我心想：既然如此，我还是顺应一下他们，把一个包夹人员写好的“转化”材料誊抄了一遍，并在监区走了一个过程。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甘肃省司法厅“610”负责验收法轮功学员“转化”的两个人，伙同监狱主管迫害法轮功的狱长、“邪教科”监区负责人员一起对我进行所谓的“验收”。例行的一番套话后，又对我进行诱导，逼迫我骂师尊，骂大法，我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场面紧张的要令人窒息。

在场的主管监狱长眼看着要功亏一篑。他是从狱政科长提上去的，曾经和我打过几次交道，知道我的脾气。他不想眼前的事鸡飞蛋打，便插话训了我几句，把话题岔了过去，就算验收完事了。参与包夹我的几个刑事犯，纷纷要求调离，很快调到其它监区去了。又安排我所在那个中队的两个人来包夹我。

二零一二年新年过后，我做好了邪恶对我的第三次强制“转化”的准备，我写了“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声明”。五月二十日写了一式两份的严正声明，交给了当时所在监区的苗姓教导员手中。

此时的监区教导员是新调来的，那个负责我的副教导员也刚刚调到别的监区做副教去了，这是我较为遗憾的，我原打算把声明给王姓副教导员，就差这几天，他被调走了。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中队的几个犯人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抬了两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原来五个人的监室变成了七个人的监室。中队长给我们开会，安排了小黑屋的一些事项。给这间屋里放了三张上下铺，一张单人床是给我睡的。每天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学习，就是我坐在椅子上对着监控，一个包夹人员坐在我对面，打开一本反法轮功的书。其他人坐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并不用读书，在监控下摆样子给领导看。其他时间我可以放松，当时我听说给我一张床睡觉，稍感意外。

我对中队长说：“哎哟，我还有床睡呢。”那个中队长笑着回了我一句：“怎么，不想睡床吗？”后来听包夹人说，新上任的“邪教科”科长给他们开会，不需要他们做什么，就是看住我不要出什么意外就行。因为这次包夹人员大多数是我的老熟人，以后的日子也没有那么难熬，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着。

二零一四年六月，我所在中队由二监区整体合并到一监区，兰州监狱生活区白天不让留人了。一监区在生产区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区的小房子，在监控下，还是上面那套程序，摆样子所谓的学习”洗脑”。后来又让我到生产车间坐着，不用装作“洗脑”的样了。

（八）坐老虎凳、睡死人床、遭野蛮灌食

二零一六年年底，监狱长楚志勇对一监区很是不满，因为管理软弱，导致经济效益不达标。给一监区调来一个靠殴打犯人出名的所谓“杀手”王国臣任监区长，他为了尽快的收拢权利，对一监区一次又一次的调整和规范。

开始，他对我还算客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了解我的情况，让我在一个小车间呆着。原来包夹我的犯人去线上干活，安排他的一个“心腹”跟着我。半年左右，把监区犯人归拢的差不多了。

监区长王国臣权利、地位巩固后，因为我一直特立独行，看着我不顺眼已久，他觉的时机成熟了，开始对我下手，把我关到小黑屋。他对上级找了一个借口，说我无故不参加点名。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我坐老虎凳，也称束缚椅（把腿铐在凳子上，手也铐上）；十二个小时睡死人床（两条腿给铐在床尾部，两只手铐在床头位，四肢抻开）。

我绝食，五天后，给我灌食。把我弄到卫生所，让卫生所的犯人给我野蛮灌食，插鼻饲管，抽出来再插上，胃里没有东西，难受的要窒息，干呕，胃痛的翻江倒海，他们故意折磨我，让我放弃绝食。

过了三天，又企图给我灌食，刚要灌食的时候，我的鼻子出血了。他们跟我谈判，让我喝下去，我考虑了一下，喝下去一些，在卫生所回到监区的路上，我昏厥了两次：一次我躺在楼梯口，一次我躺在监道的通风处。待我苏醒后，给我绑在了死人床上，关了十几天。期间分队长教导员跟我谈心，让我符合大环境，合群，面子上让他们过的去，表现的不要太另类。

酷刑图片：野蛮灌食

酷刑图片：睡死人床

酷刑图片：坐老虎凳

之前，我拒绝蹲下点名报数。我随意出进车间。十多天后，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给我放出小黑屋。在关我之前，有一个姓杜的年轻犯人被关在里面。我出来后，他又关了两、三个月，他出来后已经是严重抑郁，精神分裂了。

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例两例。六十多岁白银市法轮功学员卢永珍，在我之前，也被王国臣关了一个月左右小黑屋。因为王国臣做恶太多，在二零二一年国殇日前一天上班路上，被几个人敲了闷棍，胳膊、腿打断了，休养了大半年。此人行事太狠毒，张永维建议提此人副处，没有被通过。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多日，从新疆转来一批外国人（蒙古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多数是巴基斯坦人），因为当时新疆抓维族的人太多了，没有地方关押了，新疆的监狱关不下人了，把外国人分流到兰州监狱一百六十人，多是贩毒，不是死缓就是无期。

他们讲，从二零一四年七月五日起，中共在新疆进行恐怖镇压，把维族人大批的抓捕、关押。他们在聊天时说：在新疆监狱，维族人被抓进去之后，遭受非人的对待，每天都有被打死的。他们见证了中共的邪恶。他们大多数人知道法轮功是正的。一个巴基斯坦人搬到了我上铺，一直到我出监，我们都相处融洽。

二零一九年，监区长王国臣调到从新组建的九监区。在九监区他又将一犯人铐住，喷辣椒水后用电棍电击，导致该犯毁容。王国臣在五监区任副教和教导员期间，指使包夹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王有江残酷迫害和强制“转化”，导致王有江中风瘫痪后，被犯人折磨离世。

（九）被警察群殴，致两处肋骨骨折

王国臣调走后，姓马的监区长上任。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底，张姓教导员（曾是我在二监区的包夹分队长，后调到一监区任副教导员又提拔到教导员）把生产车间的厕所锁上，不让上厕所。我要去上厕所，教导员不给开门，不让所有的人上厕所。

在三百多人的车间里，他叫嚣着：“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据理力争：“吃喝拉撒睡是人的基本需求，你不让上厕所，你做的太过份了。”争执了一阵，犯人给我劝回我坐的地方去了。十多分钟后，我又去找，他在现场，这时厕所门是开着的。

第二天，他带着五、六个警察在车间里对所有的人进行安检。我说要跟他谈一谈，他说：“可以跟我谈，你要有态度，象个犯人一样蹲下去跟我谈。”我对他所说的话不以为然，我被他推推搡搡进了警务室，他使劲把我推到警务室的桌子上，我感到腰象断了一样，剧烈的疼痛。他松手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躺到了地上，我拽住椅子试图起来，试了半天都起不来，腰使不上劲。

等我缓过劲来，我大声喊道：“你这个流氓、人渣、垃圾。”在他的带领下，五、六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群殴。打完之后，让两个犯人给我架到车间，用一个手铐把我反铐在车间的柱子上，一直铐到下午六点收工。期间，一个副教导员跟我谈话，问我什么情况？我跟他谈了经过。他问我用不用去卫生所，我说不用，养两天就好了。这次殴打导致我两处肋骨断裂，我喘不上来气，一喘气就剧痛，两条腿呈紫黑色。

酷刑图片：警察群殴

收工的时候，警察把我的手铐打开，找犯人扶着我，把我扶到监室。每天我忍着疼痛，跟着出工和收工。快一个月，才感觉到呼吸的疼痛感消失。这期间，我忍着不敢咳嗽，不敢深呼吸，否则似乎要疼痛到窒息。我的一口牙齿从二零一七年开始，由于牙龈萎缩导致出监后仅剩了三颗。

我还没有好利索，因为我点名报数不下蹲，另一个中队（二中队）新来的贾姓中队长，第一天是他来铐我，之后他唆使犯人铐我。出工的时候，给我铐在车间；收工后，给我铐到我的床头，直到快过年了，才给我放下来。睡觉的时候，不打开，我自己想办法把手铐打开了。

（十）获得自由，唤醒众生良知

由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的原因，警察在监狱呆半个月，出去半个月，再隔离半个月。一直到我临出监狱的头一个星期，我所在中队主管我的警察找我，他们说监区长通知他们，说甘肃省政法委的领导在我出监的时候要跟我谈话。

他们说，我要是认“转化”的话，什么事情都不存在了。如果我不认“转化”的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出了监狱之后，不知道能不能出了甘肃省。第二个问题，你出了甘肃省回到黑龙江省，不知能不能回家。我很坚决地告诉他们，这些对我来讲都不是问题，让我认“转化”是不可能的。看我态度坚决，他们没多说什么。

在我临出狱的那一天，并没有见到甘肃政法委的人，是佳木斯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国保大队、司法局和政法委三个人来接我。当晚没有订到机票，到兰州监狱办交接时，让我在门外等着。他们接我到兰州一家宾馆的时候，到了我的房间，问我有什么情况，什么打算。我说：“我的情况监狱警察已经给你们说了一些吧？你们有点数吧？”他们说：“你还炼呗。”我笑着说：“对。”他们没再说什么，回到房间各自休息去了。

第二天，我跟政法委的人在兰州街上蹓跶的时候，他问我炼法轮功的前后经过，因为什么被判这么多年。我回答完了之后，他跟我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从来没有放松过。劝我回来后，别再插播了。我把我学法炼功受益的情况跟他说了。

晚上十一点，我坐飞机到了哈尔滨，再坐火车到了佳木斯。他们通知我的弟弟妹妹到出站口接我，叮嘱我尽快的办理户口和身份证。

结语

在中共二十三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与迫害中，我经历了二十一年冤狱的迫害。面对犯人的殴打与侮辱，面对警察的恶意刁难，面对血雨腥风、不择手段所谓的强制“转化”，那种空前的压抑与愤怒。苦吗？苦！但是相对我幸运得到师尊广传的法轮大法，师尊的慈悲苦度，我受的那些苦真是微不足道。

被非法关押的十九年，那是一段痛不欲生、苦不堪言的经历。我失去自由，周围接触的人，我的思想跟他们不是一个境界，没有语言可以表述我的寂寞，没有人能分担我的孤独。

被酷刑折磨时、被犯人侮辱时、被强制“转化”时……我感觉看不到光亮，自己软弱无助，我承受不住，即将要崩溃了。我想到过自杀，但是修炼法轮功是不允许自杀的，那是在破坏法轮大法。我把念头打消，没有放大这个想法，一点点的挺过来了。

当我无法炼功、无法学法时，我就背自己仅能记住的几篇师尊的经文和诗词。我心中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是正的，这也是我对法轮大法的正信。

我记的《西游记》中的几句话：“东土难生，正法难求，人身难得，全此三者，善莫大焉”。可贵的中国人哪，面对这浩瀚慈悲的法轮大法，面对这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大法，事关你生命的未来，请你不要再冷漠麻木，不要再助纣为虐了！

法轮功学员在邪恶高压下抛家舍业、舍生忘死的讲真相，真的是在魔鬼手中抢救人啊！我在监狱中给警察讲过这样的话：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