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煎熬

我三岁时，正是中共搞“大跃進”，父母白天晚上都在生产队大炼钢铁，把我和大我两岁、四岁的两个哥哥锁在家里。因为我天天长时间坐在地上玩，屁股受凉，落下了脱肛的病。每次大便都会流很多血，且每次都得母亲用手把脱出的部份按回去。那时家里很穷，别说治病，连饭都吃不饱。我记得母亲在井边洗干菜叶时，我就坐在一边等着，母亲看见有小萝卜丁时，就快摘下来给我吃。我大一点的时候，和小朋友们去生产队的干地瓜蔓儿垛上找小地瓜把儿吃。两个哥哥放学回家，坐在屋檐下晒太阳，饿的没劲儿打闹，二哥听话，肚子饿了也不哭。可大哥就不，饿了就哭，哭的母亲也跟着抹眼泪。后来我去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幼儿园”，我在里边也吃不饱。可两个哥哥放学后，经常趴在幼儿园门口，渴望我给他们点儿干粮吃，有时大哥去，有时二哥去，因为我还小不懂事，虽然知道他们的心思，但也不在乎，只管自己在院子里玩儿。写到这儿我流泪了。这就是中共的所谓“伟大社会主义”给孩子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三年大饥荒之后，虽然日子逐渐好转，但在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种地。所以粮食产量很低，家家粮食不够吃。很多家庭都用野菜添补。我的童年、少年时期都是在这种年景中渡过的。所以身体素质差，有多种疾病。医生说我先天发育不良。

我的身体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好，相反病越来越多：小时的脱肛变成了痔疮（外痔）。每次大便出很多血，很吓人小小年纪脸蜡黄，长大工作后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再后来延伸到腿疼，疼到膝盖，婚后又得了妇科病，一年四季手不能碰凉水，还有结膜炎，眼睛发痒，白眼球发红，又难受又难看。三十九岁那年，又出现了神经性耳鸣，左耳嗡嗡响，难以入睡。心想：教英语的同事就是先耳鸣后耳聋了，我娘和姐姐耳朵也开始变聋了，可她们都是五、六十岁的时候出现的，我才三十多岁，如果变成那样还怎么给学生上课啊？在这期间，一直睡不好觉，早上醒来，象戴个铁帽子箍在头上，头晕、头沉，头脑不清醒、心烦。讲课时，第一节课还凑合，第二节课，就有时瞬间思维间断，大脑一片空白，这时憋出一身汗。有时眼前瞬间一片黑。一边上课一边心烦，自己状态不好，学生听课不认真，就是一顿训斥；学生不会做题，照头上就是一巴掌，虽不敢打重，但也得出出气。

上完课自己坐在办公室里发愁，发呆，生闷气，恨自己没出息，愁往后咋办！同事们在一起聊天，说说笑笑，我从不往上凑，也不插话，心里还讨厌她们，看谁都不顺眼。在家，三天两头朝孩子发脾气、跟丈夫吵闹。经常为一点小事生气，有时气的肺都要爆炸一样，恨不得把家里的东西都摔个精光才解恨。活的很苦，经常想死。

那时孩子才十一、二岁，有时晚上躺在被子里偷偷的流泪，心想：儿子啊！妈妈太苦了！活够了，你快长大吧，妈就可以不活了……死又舍不得孩子，怕孩子受后妈的虐待，活又活的这么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种压抑、那种苦闷，苦的天天想哭！可又没地方哭，怕邻居听见笑话。曾有几次趁家没人的时候，自己趴在床上，蒙上被子，哇哇大哭！

这期间吃过中药、西药，早晚都去锻炼，跑步、跳舞，都无用。医生说我是抑郁症。病好了之后我和老乡说起这事时，老乡说：你当时这种心态很可怕，你应该说出来叫别人知道，不然会出事！她有一个同事五十出头，因抑郁症，家人一眼没看住就上吊了。我说：那时我只是在自己心里苦，谁也不说。我要不是炼了法轮功，很可能也会走上那条路！我哽咽了……

师父救我出苦海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晚饭后，我又在家无故的发火。丈夫知道我是病态，就说，咱俩出去散散步吧。

途中老远看到丈夫的同事韩老师正在急急忙忙的往前走，丈夫知道他在练气功，但不知道他练什么功，就喊他，问他去哪儿？他急急忙忙的一边走一边说去实验楼炼功。丈夫对我说：“你也去炼吧？”我想：吃药、锻炼都不管用，练气功就能练好？所以不想去。丈夫说去看看吧，反正是蹓跶。我们就去了实验楼，顺着说话声来到二楼的一个办公室。

屋里里面坐着十几个人，有男有女，三、四十岁，五、六十岁的都有，其中有认识的，但并不熟悉。我俩刚往门口一站，看到他们都很友好，有的笑眯眯的点一下头，有的热情的叫我们進去坐坐，一个四十来岁的女老师到里屋拿出来两个坐垫儿，让我俩進去坐。在这种热情和亲切的气氛中，自觉不自觉的就進去坐下了。丈夫看我已坐下自己就回家了。

我坐下后，辅导员教会了我打坐前的打大手印，还夸我学的快。七点了，大家开始打坐。在优雅的音乐中，看着他们都闭着眼睛，面带祥和的坐着。可我腿翘的老高，连单盘也盘不了，但心情很愉悦，脑子空空的，好象一切烦恼都忘了。四十五分钟后，大家开始学法，我没有书，我身边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热情的把自己的书让给了我，她和别人用一本。我很感动，心想：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好，做事先想别人，这个功一定好……

学法过程中，有些内容听不懂，对佛、道、神也不相信，但读到“真、善、忍”时，这三个字好像一下穿透了我身体的层层细胞，心里就有种兴奋和说不清的一种舒服。

九点学法结束了。大家走在长廊里，有说有笑，我和他们不熟悉，插不上话，就跟在后边走。突然意识到：啊，我的头怎么这么舒服？裹在头上的那个又紧又重的东西没了，大脑清晰了，我已有两年多没这种感觉了！怀着激动心情回到家。

我躺下后，突然意识到耳朵好象不响了？仔细的听，是不响了！这时，我就象按捺不住了一样的想喊：我的病好了！法轮功太伟大了！不知不觉中，一觉睡到早上六点。啊，感觉好象睡了一会儿，也没做梦。头脑清醒，身体轻松。心里那个高兴啊！从小也没有感受过的幸福！

在不知不觉中，所有的病都好了。至今二十五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身体轻松有劲儿，性格也开朗了，天天有说有笑。

名副其实的“优秀教师”

师父给我治好了所有的病，没要我一分钱，我无法报答对师尊的感恩！我只有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越来越好的人，让世人也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尊重法轮大法，从而得福报。所以我不管是在社会、单位、还是家庭中，不再为了名利情仇争争斗斗，而乐而忧。而是遇事先考虑别人。

修炼前，为了自己的名利，我是在争争斗斗、勾心斗角中拼命工作。使自己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活的又苦又累还不知觉醒。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工作中不再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凭着良心、责任在做，天天乐呵呵的。工作照样做的很好，受到领导、同事、学生们的好评。也因此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多年的迫害中，领导、老师没有歧视我，我照常被评为优秀教师、拿奖励。我还被评为学校的功臣、区级优秀教师、区级优质课。在学生对老师的考评中，我的分数最高。这些都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按师父的要求做而达到的。

工作中，有的年份我当班主任，有的年份不当班主任。我教的学科按规定是每人教三个班。但有时一个年级有七个班，这样情况下校领导一定会让我教四个班。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不当班主任。我不管自己当不当班主任，都本着对孩子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既要教书，还要育人。对学生既要有善心，还要严格要求。把品行教育贯穿在教学中，以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教育学生，要求学生做到说真话、以诚待人，同学之间互相谦让、互相帮助、遇事退一步先为别人着想，要学会原谅别人、不随意伤害人；在学习上要求孩子要认真、努力、不敷衍；对待老师态度要尊敬，尊重老师的劳动和辛勤培养；对家长要知道感恩，要感恩父母的苦心养育和无私的给予，听父母的话，空余时间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告诉孩子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人。

默默帮助能力差的班主任

有一年，我教初二。有一个班的班主任是男性张老师，是从初一跟上来的。这个老师在和同事交往中给人感觉很老实，人不坏，但业务能力、管理能力都比较差，责任心不够强，对学生管理使用强制、讽刺、挖苦等办法。他在学生中的威信很低。而这个班中恰巧有一帮既聪明又调皮的学生，其中有三个是孩子头儿，有两个是男生，是学校附近郊区同一个村的，一个叫韩辉，长的特别帅，学习全班第一，号召力强；另一个叫韩正，特别讲义气，有组织能力，敢说敢干；还有一个是女生，是我校一位老师的女儿，叫吴萍。她虽是女孩却是男孩儿性格，个儿高，说话嗓门儿大，思想单纯，别人背后一捅咕她就往前冲。她妈是属于道德修养偏差的人，也经常在办公室说张老师怎么怎么不负责任，怎么怎么没能力等，所以，她也不可能正确引导女儿，相反，很可能起负面作用。

这样，三个孩子头儿领着班里的一帮学生专门和班主任作对。班主任要求向东，他们就领着向西，使得班风不正，课堂秩序乱，迟到的、不上课间操的、不干值日的、不交作业的、自习课说话的、下位的，乱哄哄。开班会时，班主任在讲台上发火，学生在下面低着头笑，互相递眼神儿，根本不把班主任放在眼里。过后该咋样还咋样，班主任无可奈何！

这样该班的任课老师意见都很大，一起在背后发牢骚，可谁也不想费心费力、管闲事，上完自己的课就走人。我常想：长此下去，孩子们不但学习成绩受影响，道德品质也变坏了，这是在毁孩子们的前途啊！怎么办呢？自己修法轮大法，师父要我做一个好人。所以我要为社会负责、为家庭负责、为孩子们负责。我得帮帮张老师，我要帮帮孩子们。

可是怎么帮啊？也不能直接去跟张老师说怎么管、怎么做啊，那不伤人家的自尊吗？想来想去还是从学生的思想教育开始吧。此后，我经常在授课内容不太多时，多挤出些时间，以发自内心的善对孩子们说几句。我会说：“同学们，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我当然也知道每一位妈妈的心。当父母的都想无私的把最好的一切给予自己的孩子，你们的父母为了你们的生活、学习、将来的前途，在拼命的工作、挣钱，有的家长钱挣得很艰难，却心甘情愿。你们作为孩子，要懂得对父母感恩！要感恩父母的苦心养育，要感恩父母的无私给予。那我们感恩的最好方式就是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将来走向社会能自立。我们的学习不是给哪一个老师学的，我们是为自己学知识。所以，我们如果对哪个老师有看法，不能用不好好学习对抗，那样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知道了会很伤心。作为老师，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就管好自己，把学习搞好，报答父母，这才是父母最欣慰的。”

孩子们都静静的听着，有的不时的点头，有的低着头很内疚的样子，有的用亲切目光看着我，他们能感受到我是真心的为他们好。下课我走出课堂时，教室里还静静的。

之前，有的老师被气走了，一出门，教室里立刻就哄笑起来。我想：这次孩子们可能受到触动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的力量。孩子们和我也越来越亲近，老远看见我就喊：“李老师好！”

之后，有时我会分别找那几个孩子头儿了解一下情况，同时给一些指点和鼓励。

后来这个班的课堂纪律、学习成绩、班风都发生很大变化。学生们都很感激我，和我很亲。每年过年，一帮一帮的来给我拜年。即使他们上了高中以后还是这样，来和我说说高中的事，说说同学们的事，男孩女孩，说说笑笑，一待就是半天。期间，韩政还要拜我为干娘；韩辉考上名牌大学后，专门照了一张照片送给我做纪念。有的学生到现在每逢过年、教师节都给我打个电话问好。

实实在在帮助同事提高业务

在业务上，谁需要我帮我都帮。开出优质课是教师晋职称的一个有利条件，所以，中、青年教师都争着参加优质课评选。因为每年市里的、区里的各科的教研员都搞这个活动，参赛的老师各科都有。学校教务处也管不过来，所以参赛的老师全靠自己操作。

有一次，我正在备课。同科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小徐来到我跟前，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背上，另一只拐在办公桌上，亲切的又很难为情的看着我说：“李老师，我要参赛优质课评选。请你帮帮忙吧？”

我的心噗通一下，象堵上了块东西。因为我知道这事很费功夫，自己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但我想到：师父最欣慰的，就是每个大法弟子都修成无私无我、先天后我的好人。所以当时就答应了。过程中要指点她写教案、帮她改教案，三番两次的试讲、评课等等。每次试讲要指出哪些地方需要修改，怎么修改。语言上、姿态上都要给予指点。这样一次就得佔用我两节课的时间，试讲了两次，课基本可以了，我也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不被打扰的做自己的事了。可是有一天徐老师又来和我说：“李老师，我的课明天讲，抽签抽的不好，是上午最后一节，地址在我们附近的某某小学，还要带我们的学生去（现在记不起为什么要带自己的学生去了），这样的话我自己带着学生过马路有点不安全，而且到了之后还要找教室，还要安排学生的座位，我心里又急又乱的，我现在一想头都大了，请你帮我带带学生，我在前头领队，你跟在学生后面，行吗？”我看到她那焦急的样子，很心疼她，就说：“行！”她高兴的抱着我说：“谢谢、谢谢了！我知道只有你能帮我。”

看上去事不大，但对我来说答应这事得付出。因为学校基本都是女教师，也都是家庭主妇，所以学校规定：上午最后一节没有课的可以提前半小时下班。所以一到点大家都急急忙忙往家赶，谁还能顾上别人的事？我也得提前回家做饭，儿子到家就能吃上饭，饭后可以多休息一会儿。那时都是独生子女，谁不想多给孩子营造个好的家庭环境？答应徐老师这事，不但需要付出时间、精力，还得真诚，切切实实的、毫无保留的说出自己的看法，真心的为了讲好这节课而说而做，这样才是对她真正的帮助，不然就是走过场。后来一个同事跟我说：“你们科的老师都说你实在，业务上的事不象有的人总留一把。”

谢谢伟大的师父，是您使我变成了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今后我会继续努力，以真、善、忍为标准修好自己，证实大法，使世界变的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