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下午两点，金怡均到工大社区，见到了要求和自己见面的七里河区政法委书记强生辉，同时还有西湖街道综治办主任杨斌、综治员吴军，小西湖派出所片警陈大洪，还有一位女辅警，以及工大社区综治员林婧等人。

这一次政法委书记直接要求金怡均写所谓“三书”，要求金怡均配合“转化”，片警也提到只要写了，他们录个像，金怡均就可以所谓“回归社会”，正常生活，他们也就不找了。金怡均都拒绝了。

二零二一年九月五日，金怡均看到自己楼栋口张贴着污蔑大法的东西、还有横幅，自己家门口也被贴上了污蔑大法的东西。

九月八日清晨七点，金怡均出门又看到自己家门口被贴上了污蔑大法的东西。就去工大社区找社区书记，谁知社区书记以及综治员都不在社区。

大概下午两点左右，金怡均回到家属院，走到院内，看到街道综治办人员以及社区人员很多人都在院中，院子里摆放着四个污蔑大法的展板和一个横幅。金怡均上前询问这些人，搞这些东西干什么？在自己家门口张贴这个东西干什么？只差直接贴在自己身上了，贴到身上是不是就是大字报，整个文革运动？街道综治办主任杨斌说这个是政法委强书记让干的，让金怡均去问强书记，并说强书记也来了，在院子里凉亭坐着。

金怡均就去找政法委书记，强书记也站起身，后来几个人都坐在凉亭来谈。来的人还有610的蔺主任，随后来了两个自称是市政法委的人，一个姓张一个姓王，他们和片警以及杨斌一起，给金怡均做工作让写“四书”，并说他们写好、打印好，金怡均只要签个字、录个像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保密不外传，并说七里河区就剩金怡均一人没转化了，成了市里的名人了，如果现在不转化，后面就采取强制措施。

金怡均给这些人讲，“作为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应该拿着法律依据来跟自己谈转化的事，而不是口头上说，口说无凭。另外，说法轮功是某教，需要拿出书面的东西来说，公安部（2000）39号通知中认定了十四种邪教，没有法轮功；2011年《新闻出版署50号令》解禁了一九九九年当时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发行的两个禁令，证明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还有国家在讲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习近平提到向宪法宣誓，所以，作为你们要求所谓转化的问题需要有法律依据。何况《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市政法委姓张的工作人员说法轮功不属宗教信仰，对金怡均要求出示法律依据觉的不可思议。还提到“围攻中南海”如果没有组织，怎么会派三个代表进去（跟朱总理谈话）？610办公室蔺主任也提到关于“天安门自焚”，金怡均不在现场如何知道是造假？金怡均给其讲自焚疑点，并谈到法轮功书籍中明确自杀是有罪的。

谈话间，金怡均了解到姓张的工作人员是一九八四年出生的，在政法委专门负责教育转化工作，而且工作多年；王姓工作人员刚到政法委工作，在强制措施办公室，之前是交警。他们在跟金怡均谈的过程中，多次提到他们不是专家，无法跟金怡均说清楚，可以找一个佛教的专家来跟金怡均去谈，他们可以陪同一起听听。金怡均拒绝。

七里河区政法委书记要求第二天继续跟金怡均谈，金怡均说自己没时间。金怡均多次告诉他们，写“四书”对他们不好，并提到，“无论在政法委工作多长时间，都可以了解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件都是冤假错案，面对这么多的冤假错案作为政法委人员，想没想过后果？何况法律只约束行为，不约束思想。法轮大法是佛法。你们不要再干这样的事，那个罪业太大。”这些人不愿意让金怡均说，还时不时的说：现在是这样谈，到后面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采取措施，比如对微信的监控，对金怡均如何活动的监控，只要金怡均有活动就会……还有找个翻墙等。这些人还问金怡均在哪里上班，什么时间离开家等等。

大概下午四点半左右，这些人让金怡均回家，金怡均回家的路上，看到院子里贴了很多污蔑大法的东西，还有宣传页夹在楼栋口，在电梯里也张贴着污蔑大法的宣传页。在金怡均离开不久，这些人也在五点左右的时候离开了，并拿走了那四个污蔑大法的展板和横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