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及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镇压中，象高峰这样以真、善、忍为指导，修心向善的好人，却屡次遭受严酷的迫害。

一、进京上访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为了要求还大法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还法轮功学员修炼的合法环境，高锋从驻外石家庄办事处向领导请假后去北京上访。七月二十一日，几万名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羁押在北京市丰台体育场，直至傍晚。

高锋因不配合上大客车，被转运走，遭到几十名警察的暴力毒打，眼镜被踏碎，右脸部被打肿，浑身多出受损伤。七月二十二日，高锋继续上访，又被非法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单位大会堂一天。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

二零零零年二月底，高锋乘K44次列车去北京上班。中途，乘警以开“两会”为借口，在非法截访查票时，发现高锋在看《转法轮》，乘警野蛮的夺走了书，气势嚣张的将高锋强行非法拘留，并移交给下一站的当地铁路派出所，后又被移交给内蒙古集宁市公安局。高锋被劫送到集宁市戒毒所。同时被非法拘留的还有从兰州市办理户口关系而返京的法轮功学员曹东。

二、在集宁市戒毒所遭受的迫害

在集宁市戒毒所里，高锋和曹东遭到吸毒人员共计十一次的暴力殴打。被踢小腿下跪；耳门揍拳；当胸飞脚踢等。曹东被打的呕吐不止、喘不过气来；高锋的右耳被打的好几天后才恢复听力。因在戒毒所公开炼功，高锋还遭到警察高林拿牢房钥匙殴打和辱骂。高锋和曹东前后买了三百元的食物、生活用品，都被吸毒犯们抢劫一空。

他们还被强迫劳动，给吸毒犯们倒马桶，包括给女吸毒人员也倒过马桶；强迫打扫牢房、院落卫生；铲扫厕所内外的脏冰；给田里运送大粪、砍树、掏根等。而每天的伙食没有任何菜，早晚各一个二两的粗粮馒头、一碗开水。一个馒头要扣四元钱。高锋和曹东每日被扣伙食费各八元。

他们共被非法关押了22天，带的大法书籍全被扣留，另外扣了约352元钱作为在戒毒所里每日的生活费，没给任何扣生活费的单据。离开戒毒所时，高锋检查自己被搜走、放在公安局的东西，发现有丢失。

三、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遭酷刑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九日晚，高锋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丰台区的一幢楼房内学法交流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丰台区等多个部门的几十个公安、便衣、居委会联手绑架。

公安在非法审讯时，暴力殴打高峰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用鞋底、晾衣架、手铐等满头满脸的打，揪着头发往墙上撞。强制扣留了高锋看的大法书和手机、电话卡、传呼机、现金若干等，不给开任何票据，警察全部私吞了。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当夜，高锋被非法关押到海淀看守所。刚到看守所办公室的门外面，听见交差的警察告诉里面的人说：“这一个外地的，说了姓名和地址了”等等。一会儿把高锋拉到办公室里面，就遭到三个凶狠便衣的毒打，揪着头发使劲往墙上撞，高锋头皮都肿了。

办公室里还有几个穿制服的男、女警察，用异样的眼神怪怪的看着不说一句话（多年后才知道，没有报姓名、地址的大法学员都被中共邪党秘密关押，许多被活摘器官迫害死了）。

海淀看守所103室的警察李军和另一男一女年轻人，连续三周白天、夜间不间断的对高锋进行非法提审，不让他睡觉，严刑逼供，诱供。用电棍不断电击高锋全身的敏感部位（包括生殖器、脚心等处），多处被电焦流脓水。

中共酷刑示意图：长期绑床并电击

他们为了寻找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李军等在夜间给高锋上了背铐、脚镣，在阴冷的黑雾中，他们和顺义的几十个警察开三辆依维克车到密云附近寻找。沿途李军等不停的暴力殴打高锋，威胁、恐吓、谩骂不断，以高锋是外地来的为由，威胁要把高锋活埋到深山里、扔到密云水库里淹死而没人会知道等，想强迫高锋说出法轮功学员的家。

途中路过顺义的某桥头，他们停下车说：“你再不说，我们就把你推到桥下，制造车祸，就说你是跳车自杀。”并拖着脚镣把高锋往车下拉，在其中有善良心警察的劝阻下才停止了做恶。

高锋被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十筒七号牢房，牢头犯人姓于。高锋因盘腿而被罚坐板，不让打瞌睡、不让炼功，站着打瞌睡眼睛一闭，就被他们摇醒，说高锋在炼功。高锋还被冷水多次浇身（名曰“洗澡”）。第五天晚上，由于高压迫害中高锋几天来几乎没有大便过，半夜内急的不行（特别想大便），看到二牢头大便后，高锋也去蹲下。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冰水

二牢头和值班的犯人不让高锋大便，连打带骂把高锋从厕所蹲坑处揪起，说晚上不让大便，只能小便。没办法，高锋硬是把大便憋了回去，那种憋回去的煎熬非常痛苦。这一憋，就再也没有在海淀看守所牢房里大便出来过，而且每天还照常吃两顿饭，还喝生水也没见效果，就是后来遭到警察电棒多次的毒打过程中，也没有大便过。

直到在海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2天后，高锋被转至北京七处看守所（北京市重刑犯看守所）的第三天上午，大便出来了，大便把地漏都堵塞了，肛门也裂开流血。从那以后，高锋就出现在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十来天不大便的痛苦现象。

在北京七处看守所，高锋被非法关押在415牢房。在这里受到非法审讯、强制照像、按手印。晚上值班时，高锋在卫生间炼动功，被监控室的警察发现后强制骚扰，指示犯人骚扰他。一次在地铺晚上打坐，被两个晚上起来上厕所的囚犯干扰。

四、在北京大兴县遣送处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

二零零一年过年后，高锋和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转至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北京丰台区法院对高锋非法判刑四年。开庭时，江泽民和中共邪党控制的法院公然违法：如违法限制时间，不许申诉超过三分钟，常被庭长无理打断，不许自由诉讼，也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等等。

二零零一年五月，高锋被劫送至北京大兴县外地罪犯遣送处监狱的六大队里。在那里，被他们强制检查身体、抽血化验。一个警察用电棍迫使高锋等人都蹲下低头。监室牢头等强迫高锋参加奴役劳动，整理线团、串手提袋子、剥筷子等。

高锋半夜打坐炼功，被值班犯人告给姓段的狱警头，他派犯人把高锋左右手用两只手铐分开铐在并排的三张高低床上，两腿间塞了一麻袋没剥的筷子，成“大”字型；上午被坐铐在水泥地上；下午则成“十”字型被站铐在高低床侧，双手被铐向两边外分开，连腿也被并在一起用特制的帮带紧捆在床架上；晚上则被绑在三张床上同样成“十”字型躺下铐着，手脚不能动弹，双脚紧捆。

十几个警察天天轮流来查看，威胁、辱骂、诽谤。狱警指示犯人，借口高锋不叠被子、不干活、点名不答道、不喊报告而多次暴力毒打他。为反迫害，高锋开始绝食。犯人在狱警的指示下，又变着花样来迫害他，除继续捆绑外，晚上开始不让睡觉。那些天的晚上，囚犯睡觉只穿内裤都热的受不了，犯人牢头们却拿出三床棉被，都盖在高锋的身上，还说是怕高锋冷着冻感冒，是“关心”他。

犯人牢头们说有四十多种方法来迫害高锋，每晚用几种花样。高锋的眼睛上、脸上被涂满了清凉油；被用一尺长的特制棒打全身骨节；用手掌打腮帮等。囚犯一边，打一边唱歌，在耳朵边大声的吼叫；狱警在监控室里监视犯人迫害高锋。后高锋又被强制到医院打输液等迫害。最后，在遣送回兰州监狱时，段姓警察阴恶的传达江泽民的话：说三个月“转化”所有的法轮功。高锋回答说：“你们永远也转化不了的。”

五、在甘肃省兰州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高锋和曹东从北京被一起遣送到甘肃省兰州监狱入监中队。被强迫劳动、政治洗脑。

在邪恶的迫害中，监狱诽谤大法、排演诬蔑大法师父和大法弟子的节目，组织强迫所有的囚犯必须抄写诽谤大法的政治学习资料。利用警察和犯人给高锋开过严酷的洗脑思想批斗会；被长期罚坐小凳；不让睡觉；不让和别人说话；迫使参加政治洗脑学习；强迫劳动；参加军训；扫院子、扫小厕所；打水、挖土方、拣瓜子。

中共体罚演示图：码坐

每天早晨要被强迫倒、洗号室马桶，擦门和自己睡的床；周末还要擦玻璃；在厂房打扫过车间内外卫生，每天给几百条出口海关的正林瓜子麻袋印“AAA王”标志；帮犯人记录犯人进出厂房情况，给新来的囚犯用毛笔写姓名等等；同时每天还逼着上大小课；迫使多次参加心理测试；诱骗写思想汇报。

为了强迫参加白天的监督小组政治学习，恶犯何丛山曾经威胁高峰：如果不去，就每天拿根绳子拴在树上象狗一样的学。狱警指导员王长林只要看见地上有烟头、门上有灰尘，就要发火、骂人、扣分。一次王长林上厕所，发现厕所脏后就在院子里恶毒的骂高峰……这种侮辱性的咒骂在监狱里是另一种长期普遍存在的精神残酷迫害之一。高峰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迫害中煎熬度过。

因高峰多次公开炼功，入监队警察苏东海、赵彦中、刘秉成、王长林、岳建忠等参与多次把高峰的双手靠起来，吊在单杠上，脚尖几乎挨不着地。一吊就是近一个小时，高峰被吊得几乎晕过去。第一次被吊了一个下午，小便都失禁了；还被多次铐在双杠上、电线杆上“抱杆”，或罚站，长期手铐不取下来。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背铐

教育科科长杨东有次找高峰谈话，强迫高峰蹲下认罪，要高峰承认犯法。高峰告诉他法轮功真相和道理，杨不听，恶狠狠的打高峰的耳光，在场的有狱警王长林、贺理庆、赵彦中等都默不作声。高峰满怀善意的告诉杨东：“你打我，我不恨你，但是你打我对你却没有一点儿好处。”

几天后，杨东叫囚犯何丛山把高峰叫到教育科他的办公室内，借着酒劲向高峰道歉说那天不该打高峰，是自己不对等一些话。但话锋一转，就开始传达江泽民的迫害指示，说：监狱对你们有三条规定，一是不要炼功，二是不要宣传，三是不再相信法轮功。上面把你们已定为“某教”。我们只是执行机关，是国家的机器。你俩被判刑是法院的事，不是我们判的。送来了，我们就管理。你们必须遵守这里面的一切，好好改造，减刑早点回家。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高峰告诉他炼法轮功做好人，这是自由、是信仰，就是要炼。杨东用凶恶的表情，半搂着囚犯何丛山的肩说：这是我在外面的铁哥们，并叮咛何犯：不要叫他炼功、打坐，他炼功你就搔他、拉他的手、扳他的腿。

杨东成为江泽民迫害指令下的兰州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首恶警察，何丛山成为兰州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首恶囚犯。杨东还威胁曹东和高峰：“我们早就备好了各种方案，手铐、脚镣、电棒、禁闭室，也不怕你们绝食，医务所的管子、钳子等都备好了。”队长刘秉成等训斥曹东和高峰，说什么国家花巨资把你们培养成了大学生，你们反过来还跟政府作对，自不量力，这里是监狱。指导员王长林还不准他俩申诉，说到外面出去再申诉去。

为了反迫害，高峰与曹东开始一起绝食、绝水抗议。到第五天时，狱方把曹东送到了甘肃省平凉监狱关押迫害。高峰则被狱警和医务所所长鲁超华等多名人员及囚犯，经常按在一张靠背椅上强迫灌食：有按头的、按肩的、按胳膊的、按压腿的、捏嘴的、拿管子插管的等，进行灌食迫害。高峰并被强制抽血化验，肉体和精神遭到了极度的摧残。

高峰被灌食造成了身体内脏损失很严重，呕吐、恶心、鼻子肿大、流血痂、嗓子胀痛、有异物感、胸闷背胀。胃因痉挛摩擦经常疼，灌的食物常返酸水，口中气味极臭。气管和食道常火烧似的难受，腹部经常刺疼。胃里面奇痒、内似有动物抓揪、撕咬。小腹肚脐眼部位常呈放射状刺痛，同时胸部内脏器官有压抑、恐惧和心慌的感觉，头部也常胀痛……每天都在极度的身体和精神痛苦中煎熬。

后来换为输液，高峰被注射了许多各类不明药物。由于长期打吊针，受药物的迫害，输液都找不到血管了。监护高峰的囚犯之一董树成，对一个新入监打吊针的有病犯人说：“炼法轮功的高锋被打的吊针够你一辈子打的了。”

后狱警和医务所就又改为灌食。囚犯传达江泽民的一级一级的迫害指示，说：“上面说了，不死就行，三、四天灌一次就可以了，也不必送医务所或劳改医院灌食了。如果来的法轮功都象他这样绝食绝水咋办！”再后来就是一周灌食一次。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狱警王长林、刘秉成、赵彦中、贺礼庆四人气势汹汹的拿着电棒，把其他囚犯赶出监牢，只留下囚犯何丛山、马凌。然后在王长林的指示下，把高峰铐在铁床上。刘秉成煽风点火：“你还炼功，你还不尊重领导，啊！上面某某领导今天大训我们：就一个法轮功你们就都没办法了，你们是吃啥饭的？以后再来更多的怎么办？”说着王长林就用电棒动手电高峰。

高峰给他们讲真相。刘秉成一听，更火：“啊！你还敢讲真相，我让你讲。”一把夺过电棒就直接电高峰的嘴，而且在上面来回磨擦，又在头上、脸上、脖子等到处电，一边电，一边不停的骂。赵彦中也一直不停在骂，刘秉成不停手的电击、骂了一个多小时才停手。高峰觉的一道一道肿胀的神经在跳着疼，如同重雷闪电一击一击的，身上电起了血泡，火辣辣的胀疼，嘴、脸、头、脖子都肿了起来。打完临走时王长林说：让他坐着太舒服了，挂起来。就又被几个犯人吊在高低床上吊了约17个小时。干事赵彦中还把高峰默写的大法经文抢走上交了。

在二零零二年元旦到过年前后的两个月里，高峰被以各种借口搜查铺位、强制搜身多达四十余次。以后还遭到其它各种各样的迫害。犯人曹峰、何丛善、马凌也曾先后动手打过高峰。还给高峰开集体批斗会，某些恶警们指示入监队晚上收工回来后，对高峰单独开了十多天的文革式的批斗会，有几十个人参加。但最后这些邪恶伎俩还是以失败告终。恶犯私下也说：“说不过法轮功，只要法轮功的人一开口讲，你只有听的份。”

在高峰绝食期间，监狱的各种领导隔三差五来“谈话”，有劳改局的、司法局的、其它监区的等等。在高峰抓住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中，一个局里当官的人听完后说：“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留下后路？” 高峰说：“你明白就好了。”

狱警杨东等还威胁高峰家中的亲人，非法扣留信件，并诱逼胁迫不修炼的家人、其他亲友当面来给高峰做所谓的“思想工作”，或写信来劝说，使亲友都受到了极大的株连迫害。恶警常利用家人来进行恐吓式的谈话。国安人员还去单位骚扰高峰的姐姐及两个堂哥，威逼他们来做高峰的思想工作，并用工作职位关系来威胁。高峰父母和其他家人长期处于担忧之中，牵连高峰的二伯、姑父、姑妈等都不得安宁。

六、在兰州监狱第二监区继续遭受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高峰被下放到兰州监狱第二监区。由于恶犯受到狱警的指示，经常对高峰严密监视、汇报、干扰炼功、多次被陷害举报。三号室的恶犯戴建龙，某某某这两犯人就因为常干这种举报勾当而获减刑。

恶警李生勇常来逼高峰要背监规，要“转化”，要看侮辱诽谤大法的电视录像等。在教导员王维红、侦察科的狱警刘永胜等一同陷害下，把高峰以不背监规、不“转化”、还炼功为由，关禁闭戴军铐18天。高峰绝食抗议，遭到狱警以及囚犯许军等野蛮的灌食、威胁、谩骂、罚站、训操等。

解除禁闭后，为继续监视迫害，二监区悄悄分派几十个犯人在不同场合监视、汇报。教导员王维红、刘润云等还不让高峰写申诉，把草稿本也收走了。不让写信，不让与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半年没让高峰接见家人，不让下楼，后来还强迫劳动半月，并多次搜查床铺，抢走高峰默写的经文。

当时的二监区监区长是王明中、教导员是司朝阳、王维宏、刘润云等；监区共有四个中队，三中队中队长是刘维鹏，队长一姓吴，一姓王，还有一个姓万；干事是李生勇等。

七、监狱四年期满又被直接关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高峰在兰州监狱被迫害满4年刑期。刑满到期该释放那天，从早晨八点在监室里就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多，二监区的一个警察领着高峰出了监狱大门。到监狱外的平房办公室办手续，一个女警察接待的。这时候，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五个人，后来知道是安宁区政法委的龙主任，刘家堡派出所的警察赵辉、崔警察，还有一个司机，另一个年轻的警察很恶。

高峰出监狱的所有手续都被龙主任亲手非法拿走，造成高峰之后户口办理不上、找工作艰难、婚姻无法实现、经济情况窘迫、家族中成员为此焦虑等等。当时警车开到兰州市小西湖桥附近，龙主任下车亲自打电话请示安宁区“610”的夏书记，夏书记直接拍板告诉龙主任等将高峰非法中途直接转送到兰州龚家湾洗脑班，遭受到最邪恶的洗脑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始，在邪恶的兰州龚家湾洗脑班，高峰被祁瑞军、警察刘晓峰、李某某、杨东晨、政法委的张晨林、周某某等洗脑迫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祁瑞军为了达到“转化”目的，亲自指示人员把高峰关到仓库禁闭室，背铐后吊铐。致使高峰被迫害的出现严重的肺结核症状、咳嗽吐血，头部神经剧烈疼痛、头晕目眩、心脏剧疼，身体忽冷忽热、且不住的“打摆子”，全身哆嗦、牙齿打颤，两腿肿的吓人、脚部也肿胀溃烂、手肿的如同馒头。

二零零五年四月四日，洗脑班祁瑞军强迫高峰的姐姐交1000元钱后，高峰从兰州龚家湾洗脑班被释放出来。从精神到肉体、到思维观念，高峰的身心被迫害的已经不是正常人样。姐姐陪同高峰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发现胆囊极度萎缩，心脏处有一小血管长期堵塞等。医生说要做全身体检，因检查费用昂贵，其它如头部CT、胃肠、呼吸道、血液、神经系统等都没敢再检查。

高峰因为被长期的迫害而体质极弱，不能干重活，长期灌食的迫害造成吃饭不敢吃稍热的，身体上不同部位还常出现红血点，老觉的困乏、疲惫无力、思想紧张，全身血管中常有说不清的异样的不适感，腿部也神经疼等多种症状。

而兰州安宁政法委的龙主任、夏书记没有把高峰的出监狱的手续给他，造成高峰日后无法办理户口，找工作打工艰难等隐患。

八、再遭绑架

为了生活，高峰四处打工，由于没有正式身份证件，加上身体被迫害的很虚弱，找工作都艰难。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高峰漂泊到北京火车站，在举目无亲，住宿费又特贵的情况下，徘徊中想起了一起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曹东。问了好几个司机，才找到曹东家附近，凭记忆找到了曹东。曹东也刚搬进来几天，高峰就先借住在他家。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曹东说有事出去，让高峰找好工作再搬出去，曹东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直到五月二十六日晚六点多，国家安全局5男1女穿便服和居委会一个女人非法用钥匙打开曹东家，强制非法抄家，把高峰也劫持走。高峰这才知道，曹东是去会见了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陈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后，被国安人员绑架了。

国安人员抢走了所有的大法书、新经文、资料、《九评》一本、两个移动硬盘、一个MP3、曹东的身份证、照片、单据、2盒空光盘、结婚照、胶卷等等。并对高峰进行全身搜查，抢去1个MP3、一个收音机、身份证、通讯录、电话卡、2000多元现金、钥匙等。连鞋也脱了看，裤带也被抽走，强制高峰蹲坐在一边。抄家的清单由居委会的一个女人签字按手印，该女人要求给她也要留一份副件，安全局的头目之一不答应。

在北京安全局一个秘密基地，从五月二十六日晚开始，高峰就被铐在铁椅子上五天五夜，不让睡觉，稍一打盹就喝令站起来。参与非法审讯的有八男一女，有五人轮换24小时监控讯问，不断的围攻、谩骂。对高峰进行各种精神威胁、恐吓、辱骂、肉体折磨，并殴打他。

到二十九日傍晚，高峰被拉到一个很僻静的医院，人很少。强制灌食时，他们把高峰的胳膊固定住，有两个女护士、两个男医生和四个国安的人。女护士很野蛮的插管子，站在侧面，斜着塑料管子不抹滑石粉就硬插。第一次插了一半就进不去了，拔出后又硬插进胃里。高峰立刻就感到头晕、恶心、胃翻滚、出大汗。

刚开时打不进去，弄稀了点，用两个注射管不停的快速灌。高峰的胃相当难受，被灌了许多后，高峰全身大汗淋漓，人已经快虚脱了。他们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放手。他们说：“难受吧？你还是自己吃吧。”还有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声嘶力竭的对高峰吼叫：“……我们北京不欢迎你们（指炼法轮功的）。上面说了，要在奥运之前把你们消灭光……”

九、迫害延伸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和方面

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高峰被安全局非法定了“监视居住”的条例，被兰州市安宁区警察赵辉、赵根喜劫送回兰州。六月一日下午到兰州，安宁国保大队长韩某某开警车，一见面就咒骂不停，威胁不断。到分局三楼，高峰被强制上了铁老虎凳，安宁“610”的夏某某（书记）也来了。后来他们继续非法扣了高峰的身份证、2000元现金、MP3等物品，不给任何收据。后威胁一番，交给家人把高峰领走，并警告不许高峰再到北京去等。

而这次由北京国安局起因，安宁国保大队、安宁“610”夏书记的参与，扣留了高峰的身份证和2000元现金等，造成高峰当时去北京准备再打工筹备1000多元后考驾驶执照的工作机会被破坏了。之后的这么多年，高峰和家人也不断遭受骚扰。

二零零七年九月，安宁区刘家堡居委会一个女的打电话到高峰的父母家骚扰，问高峰有没有电话、在哪上班等。

二零零七年十月，又有个电话打到高峰的父母家，最少有三个男人先后说话，伪善的打听高峰在那里打工、结婚了没有，等等。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高峰父母所在地的榆中县青城镇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姓魏），去高峰的父母家骚扰两次。

这个期间，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的警察赵辉，也多次打过电话骚扰高峰的父母家和高峰姐姐家。

二零零八年四月份，又有三个便衣伙同青城镇派出所一人，开警车到高峰父母家再骚扰，说有高峰的消息就给他们联系，说他们是兰州安宁刘家堡街道办的，不要让高峰在奥运期间去北京等等。由于本地乡亲围着警车前后质问，他们走时吓的不让高峰的父亲送他们出门，还说这里的人事多。

二零零九年五月初，高峰和家人、亲戚老板去安宁区刘家堡办理户口和身份证，上午来了十来个安宁“610”、政法委的人，还有街道办的贺勇、居委会的两个妇女（一个姓唐）、刘家堡派出所的所长开座谈会。最后到中午了，派出所所长说高峰的户口手续在几次电脑升级的时候已经丢失了，找不见了。而居委会的则说高峰出监狱后一直没有拿派遣证档案等手续来办理，这里也没有高峰的手续。

高峰说了是龙主任和夏书记将他从监狱里直接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所有的手续都在他们手中，没办法办理。如今要外出打工，不得已来办理。最后居委会的一个年龄大的妇女拿出一张白纸，让高峰写认识，写“转化”了的认识后，她们才可以交到政法委审批后，再决定高峰的户口和身份证的事情。高峰告诉她们坚决不写这些东西。

最后那个妇女说那你签个字，内容我们写，然后交上去。高峰当时气愤的说：“我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编写上我杀了人了，那我被判死刑，枪毙了，都没法说清楚。”后来到了派出所，所长在网上查，也没找到高峰的手续。

几年间，他们经常打电话骚扰高峰打工所在地老板。在他们给此老板的一再骚扰、压力下，迫使高峰第二年不得不离开了该老板，去别处想办法打工。而之后的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高峰原来打过工的老板又多次被电话骚扰。

二零一二年，在高峰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找到高峰大姐的单位，逼迫高峰大姐写了“监管保证书”。给高峰的大姐家造成严重的伤害。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一日，安宁区刘家堡的贺勇、居委会的唐姓女工作人员、安宁区政法委的一个年轻人，还有另外两个人（没见到），他们又找高峰的大姐，高峰的大姐正好出差在外地。他们就找到高峰的大姐夫和高峰当时打工的一个老板，非要见到高峰不可。最后迫使该老板开车接他们三人到办公室。高峰讲述了自己被迫害的事实，贺勇当时就暴躁的说：谁迫害你了？谁迫害你了？

高峰还问了自己的户口和办理身份证的事情，唐姓女工作人员说高峰的档案后来找到了，在她们那里放着，但是其它手续没有。

此件骚扰事情对高峰打工的第二个工地老板的内心压力也很大，迫使高峰不得不再次无奈的离开第二个工地。

高峰的父母当时都近八十岁的老人了，这么多年一直被牵连，受到迫害骚扰，身心俱损。从二零零七年之后，他们每次到高峰的父母家上门或打电话骚扰后，高峰的父亲都会血压升高，睡不了觉，心情惶恐和忧愁，之后身体状态越来越不好。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一日，安宁区刘家堡的贺勇、唐姓女工作人员、安宁政法委的一个男青年、还有另外两个人，再次骚扰高峰。高峰的父亲知道后，身体和精神更是越来越差。在长期的各种担惊受怕、紧张、担心、惶恐中，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高峰的父亲再次突然跌倒后，当夜被送医院没有抢救过来而离世。这也是中共及江泽民迫害高峰家人的罪责之一！

二零一四年，他们几次到高峰三姐的单位去骚扰，口气和态度非常的恶劣，威胁、逼迫高峰三姐写了“监管保证书”。高峰的三姐问高峰的户口和身份证情况，他们说报到上面再研究，有消息再通知。这些骚扰给高峰的三姐和三姐夫造成的压力很大。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六日前后，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一个男片警、一个是管户籍的女警察（之前从三月份就多次给高峰的大姐打电话骚扰）、另一个是司机，到高锋打工的工地住所骚扰高峰的老板和同事，也到高峰的老家去骚扰。

在此之前，他们就曾给高锋的大姐打电话说是要见高锋的面，只是在工地上远远的拍张照片就完事了。而且他们这几年对高峰的二姐也是多次电话骚扰，问高锋的情况。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甘肃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福兴路街道的一个女工作人员，打电话骚扰高锋的大姐，问高锋在哪里？说要叫高锋去福兴路街道填个什么表，然后拿到刘家堡派出所办理户口等等。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所长袁赟（50多岁，皮肤略黑，中等个子，圆脸，电话：13399318673）打着西区派出所的幌子，打电话诱骗传唤高锋的外甥到西区派出所，威逼他说出了他的母亲（高锋的大姐）的新电话号码。之后，这三人直接开警车到高锋的家乡青城镇，打电话叫出高锋的大姐到他们的警车内，询问高锋目前的情况。

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城期间，三月份疫情解封期间，之后的四月份和七月份，他们中有人先后四次给高锋的大姐打电话骚扰，询问高锋的情况。

二零二一年三月份，安宁街道综治办的人，在兰州市找到高锋的大姐，欺骗高锋的大姐说是现在上面不管（法轮功）了，并在兰州五泉山附近给他大姐照了像，诱骗签了什么字。给高锋大姐4岁的小外孙女也照了像。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半左右，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街道办的一女四男（都是中等个子，30多岁的，穿的全是便衣）敲法轮功学员高锋的家乡榆中青城镇的住宅大门，高峰80多岁的老母亲开门问啥事。他们说是安宁区刘家堡综治办的。他们就在大门口问高锋的情况，在哪里打工，来过没有，并要高峰的照片……还问高峰其她姐妹是否知道高峰的电话等等。

他们说，本社区这次有12个要找的（法轮功）人员，高锋是这次开始被找的第三家了。最后还欺骗说，如果有高锋的照片了，就从微信上给他们发过来，给办身份证。他们还说，没有身份证，出门就不方便。其中一人走到远处打电话，还有一人在院门外偷拍了几张照片。他们五人离开时留下三个人的电话，说有事就找他们。

十、被开除公职遭经济迫害

高峰原单位兰州国营中兴电子仪器厂领导部门受到中共及江泽民迫害命令指示，公然违反《劳动法》，对高峰非法诱骗开除，非法扣发工资、薪金等违法行为，造成对高峰的经济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高峰从外地办事处回国营中兴电子仪器厂后，厂领导以高峰不上交法轮功书籍、要继续修炼为借口，派厂里三人和一个司机开专车送高峰回他的父母家，说出啥事情与厂里没责任。厂里也不理会高峰这一年的工资情况。

二零零零年二月，高峰继续到工厂报到上班，工厂邪党党委书记范玲春说：厂子不行了，你外面找好工作去吧等。高峰后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到北京外资私企工厂，该厂最高经理因明白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拍板答应让高峰来上班。

二零零零年五月初，因被该公司不明真相的人陷害，当地片警找到单位给总经理施压，不得已高峰被迫辞职，在北京继续流浪找工作未果。

二零零零年六月初，高峰再回兰州原单位请求解决工作、生活的实际问题。最后工厂派副厂长兼党委书记范玲春来回话，并叫来工会主席王满焕、保卫科科长刘红、劳资科科长舒科长。范玲春说：“你的问题我们就算悄悄开除了，厂里不再张扬，户口等都给你保管好，你只要找到单位就调离。王主席、刘科长都来作证……你的工作也都干的好着呢，只是你炼功，上面施加压力…你的资金我们核算了，你和厂里互不欠账，刚好相抵消。”

其实，高峰一九九九年的八千多元工资以及以前的提成等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就这样算互相“抵消”了。而高峰根本就没有欠过厂里一分钱。为了收回货款，高峰用自己的钱打点外地商场的经理等。

二零零一年邪党江泽民集团非法对高峰判刑四年后，通知了工厂。工厂正式借机公开宣布非法开除高峰。而之后的买断工龄问题和资金就一分钱没给。二零一四年，工厂的罗干事说当时开除高峰的原因是派出所老找厂子的麻烦，才把高峰开除的。说高峰的原档案还在厂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