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上午九点，在郑州市气象局接连五次发出红色警报后，郑州市政府并没有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而是做出了“主要交通不要中断”的“重要指示”。事后，中共声称，此次降雨为“千年一遇”，再次掸袖推责。

瞒报的需要，说谎的基因

一直以来，中共应对天灾人祸都有着一套相同的行为模式，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掩盖灾难、瞒报伤亡、控制舆论、转移视线。他们维护的是中共，不是人民的生命和福祉。

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出现暴雨，由于中共的不合理规划，大跃进修建过多水库，且水库偷工减料、品质低劣。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数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遂平、西平、汝南、平兴、新蔡、漯河，临泉七个县城被水淹数米深，共29个县市受灾，涉及1200万人，毁房680余万间，冲毁京广线铁路100多公里，京广线中断18天，影响正常通车4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

据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揭露，这次溃坝导致的死亡人数多达23万。可是如此可怕的灾难，翻遍中共当年所有的报纸，都无法找出一条与此有关的消息。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SARS病毒首次在中国广东被发现，那时正值中共召开十六大，江泽民为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以“稳定压倒一切”强令媒体瞒报SARS疫情，同时为这次大会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在此期间，随着民众中越来越多的病例和媒体有意的隐瞒，使中国民众中掀起了一股抢购板蓝根的热潮。

直到二零零三年三月初，一位广东医生因感染SARS在香港去世。全世界才注意到SARS可能比相像中的可怕。随即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共通报国内的SARS发病情况和扩散范围，但为时已晚，中共已将这个可怕的病毒撒向了全世界。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日，中共媒体发表题为“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报导。第二天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此间的中国，小汤山的火化炉正在超负荷运转，许多疫情封锁区的百姓只能自生自灭，新闻里充斥着喉舌们关于抗疫胜利的谎言，而江泽民为了躲避瘟疫乘着专列在全国四处逃窜。中共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作为颜料，在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绘制出了一幅《万里疫虐图》。

时间来到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两辆动车在高速铁路温州路段双屿高架桥上发生追尾，导致六节车厢脱轨，其中四节车厢从三十米的高处翻落桥下。在二十四日凌晨一点多即事故发生约五小时后，人们还沉浸在惊愕与悲痛之时，中共有关部门却声称“无生命迹象”而停止搜救，同时迫不及待的粉碎车头、车厢、就地掩埋。但是，在中共停止搜救的十六小时后，两岁半的小女孩项炜伊，被其亲人从高架桥上残留的车厢中发现后生还。

在事故发生二十六小时后，官方新闻发布会在温州举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在隐瞒和欺骗之下，是中共对灾难的误判，对救援的无能，对生命的漠视，是为了手中的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的邪恶。

丧事喜办的表演，控制热搜转移视线

中国的天灾和人祸简直无法区分，然而不管所谓的“天灾”是怎么形成的，中共不厌其烦地给中国人洗脑：之所以取得抗灾胜利，是中共英明领导的结果。所以，每一次的天灾人祸，都会在“感动中国”和无知百姓对党的感恩戴德中落幕。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八点二级大地震，致使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根据中共民政部的官方统计，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十二时，共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人民币。另据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所做的调查，汶川地震实际死亡人数为30万人左右，学生死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与这灾难的恐怖相比，中共的新闻洗脑却更加恐怖：“火线入党”、“人民子弟兵深入抗灾一线”等报道，人民越是尸横遍野，中共越好唱它那个“东方红大救星”。

可是，网络上一张政府办公大楼伫立在已成废墟的学校旁的图片，却默默道尽了一切。

时至今日，地方政府一直没有启动对豆腐渣工程的追责，也没有向遇难者家属致歉。十多年来，坚持上访追讨校园豆腐渣工程真相的遇难学生家长，一直受到中共的各种打压、殴打或逮捕，甚至连纪念死者的活动都被阻拦。家长们发现上访无果，改以民事途径起诉地震时校舍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法院却以“已过八年”为由不予立案。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二零一八年，四川汶川县政府决定了一个“汶川感恩日”，让人实在对中共的无耻程度感到匪夷所思。

二零二零年初，从武汉海鲜市场传出的“中共肺炎”无疑是本世纪最具破坏力的灾难。中共除了一以贯之的掩盖疫情，控制舆论，打压吹哨人等常规操作外，还故意令病毒扩散至全世界。而后，用极权的强制力，切断国人正常的生活，使得无数百姓的生活陷入危机。

在疫情还未结束时，中共又急不可耐的标榜自己为《大国战“疫”》，全然罔顾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国撒疫”的事实。中共就像360流氓杀毒软件般，制毒、散毒、杀毒，事后再向别的国家兜售杀毒软件。

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正当“武汉肺炎”在全球肆虐之际，中共在北京召开所谓抗击疫情的先进个人和集体的表彰大会。在此期间，中共对钟南山的吹捧，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得无数年轻人，把这个中共的传声筒当成偶像来崇拜。在中共这一系列的运作之下，使得许多民众在受尽其害的同时，竟然对中共生出了赞许和自豪之情。

二零二一年的七二零郑州洪灾，在中外共同质疑中共隐瞒死亡人数时，中共再次转移视线，炒作毫不相关的话题，使很多中国人完全忘记了探讨这次水灾的责任问题。

最后，人们仍然对地铁五号线为何进水毫不知情；对京广路隧道里有多少辆车、多少个人，一无所知；对水灾更加严重的新乡、鹤壁充耳不闻。等到人们开始淡忘，中共才会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模棱两可的发布一篇“关于河南郑州地铁五号线进水的调查”。此时的民众，早已被中共制造的下一个热点所煽动，继续按照中共规定的方式，发泄着无明的情绪。

被指定的受害者生命并不平等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救灾不利可能是真的，作秀也可能是真的，但那些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救援的事迹也是假的吗？难道那些抗洪战士躺在水坝上休息的视频也是假的吗？

诚然，确实有很多救援人员在天灾面前舍生忘死，值得尊敬，但放眼全世界，这并非新鲜事，也不是中共特有的发明，更别说抗灾救人是政府的职责。

问题在于，救人只是中共抗灾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经济利益和政权稳定才是充分必要条件。所以当两者相冲突之时，中共以牺牲老百姓而换取经济和稳定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答案。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日早，安徽淮河王家坝开闸泄洪，洪水涌向位于阜阳、颍上两县的蒙洼地区，顷刻间，区内居民的大片农田、果园和水产品养殖场陷入汪洋。这是继一九五三年后，第十六次蓄洪，该地区的二十万人口，1.18万亩耕地在这68年来反复成为一片汪洋。洪水一来，当地民众又要“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所以皖北地区的流浪汉如此之多、百姓如此之艰难。

在网上流传的灾区现场视频中，有人激动地说：“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我们安徽人付出太多了，灾情过后如果有安徽人走到你家门口要饭，就请你给他一口吃的吧！”

还有一位拍摄者站在淹水的水稻田里，叹道：“对于我们农民来说，种这三百亩田的水稻，真是倾其所有，承包费、种子费、农药费，他就这样被淹在水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一位网民写道：安徽既然有十五个蓄洪区，那每年雨季都应准备要蓄洪，为何不规划安置村民的地方，最起码要有帐篷吧？救助金去哪了，救助物资去哪了？

无独有偶，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的河南洪水中，河南鹤壁市浚县新镇镇淇口村村民为了抵御洪水，用了两天两夜加高河堤，却遭到官方派去的人员挖毁。期间双方发生冲突，村民遭喷辣椒水而放弃，结果村庄被淹水。

当地村民证实，村里有三、四千人。他们那个地方历年都是泄洪区。这次官兵强毁村民加高的河堤，导致双方发生冲突。

结语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几十年来，中共逆天叛道，以无神论、斗争理论败坏中国人，这才是神州大地灾祸频生的根本原因。

看中国，从二零零二年末的萨斯到二零一九年底爆出的武汉病毒，中共的邪恶，注定其把民众当作陪葬品。在中共行将就木的今天，每一个追随中共的人都处在最危险的境地之中。

上天有好生之德，在灾祸频生的今天，亦早已有了使人们得救的方法。二十多年来，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传播真相，告诉人们退出中共恶党，并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即可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在明慧网上，更是记载了无数人危难中的得救经历，文笔质朴，感人至深。希望中国人能借以开启慧眼，辨明正邪，早日登上得救的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