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原南京凤凰街法轮功炼功点辅导员李娥英在加拿大中使馆前参加反迫害集会，集体炼功。

李娥英是一九九六年在大学校园接触到法轮功的，她意识到真、善、忍信仰正是她要寻求的，从那时起，娥英每天坚持集体学法炼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那时，南京汉中门炼功点人数日益增多，一部份人就转到凤凰街炼功，成立了凤凰街炼功点。因为热心组织大家学法、炼功、洪法，娥英成了该炼功点的辅导员。

没想到三年后，中共发动迫害时，因为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娥英被视为“骨干”人物，成为中共迫害的重点对象。这场迫害也让娥英成为了中共反人类罪的受害者和见证人。

孕产期被迫流离失所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喉舌媒体的仇恨宣传铺天盖地而来，警察如影随形的跟踪监控、上门抄家，娥英当时也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思考。她问自己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是电视上讲的那样吗？最终，她意识到中共的宣传完全是在造假，自己三年来的身心变化足以说明法轮大法是正法。娥英决定遵循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无论何种境遇，都要沿着修炼的道路走下去，决不放弃。

那时，南京一些辅导站的站长被非法关押，娥英和当地部份同修到江苏省府去上访，“大家都是非常平和，站在那边有没有喧闹声，半小时都不到，就来了很多警察，一车防暴警察就开过来，把我们全部都抓走了，因为来的法轮功学员特别多，他们就把我们关到一个中学去了，警察很粗鲁地把人拖上车，当时我的手都被他们抓伤了。在中学教室里，警察给每个人拍照，必须提供姓名住址才能放回家。 ”

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妇女在怀孕、生产、哺乳期都成为全社会关心的对象。但是在中国，由于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孕妇也没能逃出魔爪。

娥英在怀孕期间，经常遭到当地警察的骚扰、抄家，警察强迫她随叫随到，到派出所去接受训话，大喊大叫的警察态度非常恶劣。

“他们不仅白天骚扰，还经常在凌晨二、三点钟打电话骚扰，电话接听后没人说话，但是会发出让人心惊胆颤、各种尖利刺耳的怪叫声；待产时，警察还跟到医院监视，生孩子一个星期不到，就遭到继续骚扰。”她说：“快要临产时，居委会的人天天上门骚扰；到医院去生孩子时，警察、居委会的都跟过来监视，完全没有自由。”

生完孩子回家后，居委会马上上门来骚扰、恐吓。孩子还没有满月，警察就威胁房东把娥英赶走，居委会的和警察轮番天天上门赶人。房东无奈地对娥英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你们住下去，我们也会自身难保，求求你们赶快搬走吧。”

娥英说，在当时的环境下，一旦知道你是炼法轮功的，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我们只有抱着孩子搬走。后来有一个好心的朋友愿意把多余的一套房子借给我们住，我们才有了临时居住的地方。

“在孩子两岁时，二零零二年八月，因为出去发真相资料，我被绑架了，十天左右，从国外回国的哥哥托朋友帮我取保候审，我才出来。”

娥英说：“回家后，警察在我们家大概住了半个多月，家里的打印机、电脑、很多大法书籍全部被他们抄走。全家人都不允许外出，即使保姆出去买菜，都是有警察跟踪。当时不修炼的丈夫也被抓起来了。”

被强制采血

二零一四年十月，娥英在初中二年级读书的女儿因在学校讲真相，被老师举报，国安来到学校对她女儿威胁、恐吓。一个星期后，娥英被无锡东绛派出所警察绑架。

那天早晨，她把女儿送到学校，刚一回家，警察就开始砸门抄家，“当时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区610的国保警察全来了，说准备要给我判刑，并把我绑架到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警察给娥英采血。之后将血样贴在档案中她的名字下面。娥英回忆说，警察那儿有个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库，上面记着每个人的详细个人信息，包括远房亲戚的信息，都记得清清楚楚的，随时可以查询。

娥英说，她出国后，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份左右，湖南省资兴市的国安警察，威胁娥英的家人要查抄她在资兴的房子并没收她留在那里的物品，并且威逼她的家人提供她在海外的联系方式。

被采血后，娥英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满屋子被抓来的人，不是法轮功学员的都没有被采血。

莫名消失的一家三口

二零一九年三月，娥英坐出租车从无锡到上海去办事，三十出头的司机途中告诉娥英说，他来自安徽。他有一个小学的同班同学也炼法轮功，这个同学当时十岁左右，同学的爸爸妈妈也炼法轮功，但是一九九九年开始打压后，有一天，学校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个男孩因为修炼法轮功，心理压力太大，退学了。

“但是我觉得从常识来讲，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父母是非常看重孩子的学业的，父母不可能叫孩子在接受教育的年龄让孩子退学，孩子也绝对不会因为压力大不去上学。这个出租车司机说，从那以后，他们一家人都消失了，他们住的房子再也没有人回来住过，一家三口都不见了。”

娥英对记者说，来到海外后，自己看到许多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她联想到，这一家人是不是也遭遇了不测。

图2：陆树恒的举报内容涉及参与活摘器官的亲戚

据明慧报道，在美国从事装修的华人陆树恒证实自己的外甥（姐姐的儿子）崔照生在上海徐汇区做协警。二零一三年，崔照生告诉陆树恒，凡是被送到他们派出所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直接送到浦东。每送一个法轮功学员可拿五百块现金。崔照生说，“我一年至少有好几回要把抓来的法轮功学员直接往浦东送。”

陆树恒嫂子的姐姐周清也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据周青描述，活摘的时候，那些法轮功学员开始时还喊“法轮大法好”，后来就拼命地喊痛，惨叫……活摘的过程，旁边都有武警站岗，包括部队的医生，三四个人、四五个人都在场。

娥英说，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更容易成为活摘器官的对象，因为他们没钱没势，更没有能力为自己和家人申冤。

背景：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七日，由英国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独立人民法庭”，经过几个月针对中国活摘良心犯器官问题的调查后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国（中共）强制从良心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涉案时间很长，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体的最主要来源”；中共政府犯下反人类罪及酷刑罪。

二零二零年三月一日，《独立人民法庭》首次发布了长达一百六十页的《判决报告》全文，同时附加了三百页的证人证词和陈述。主持审判的尼斯爵士说，从法庭判决首次宣布以来到目前，没有人对其细节进行反驳或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