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有派出所警察来我家敲门，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发正念。发了一分钟，意念中感到不对，大意是：如果是邪恶，正念能铲除；如果不是邪恶，正念只管该管的事。

这时，我想起来了，我之前说了要救警察，警察真的来了，为啥毫不犹豫的就当成邪恶了呢？一看见警察就反映出“恶人”、“来行恶的”，听见敲门就害怕。这不是真我，这个僵化观念得改变了，支撑这个观念的“怕心、负面思维、自保”必须要去掉了。

师父说：“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为什么把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的那么重？值得深思啊。这些话，如果在九九年迫害以前，师父是不会讲的，你们是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你们是即将圆满的大法弟子。”[1]

以前，我没认真理解这段法，直到那一次才明确：九九年迫害以后的这段历史，是师父将计就计为大法弟子救人安排的。那我为什么不顺应师父的安排、正用这段时间、唱主角呢！各种职业的世人都在期盼得救，警察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等待得救的人，“警察”只是这个人的工作和职业。而救人是针对人心，不针对职业。

转变了观念，情况也变了。我给那个片警打电话（他的电话公示板上有，我记下了），让他到家里来。他却说，不来了，在某某地方办别的事情呢。我问他敲门什么事？他说：“上面让我告诉你，上次诉江把你抓到看守所，你不配合，绝食回家了。现在国保大队让你去检察院办理取保候审。办理取保候审之后，案子就继续往下進行了。”

我说，你在某某地方等着，见面跟你说。我与他见面，讲了一小时的法轮功真相，这个警察表示不想参与迫害。他说：“上面让我告诉你，我告诉了，我完成工作了。你去不去检察院、听不听我的，是你的自由。”

后来的结果是：我没去检察院办理什么“取保候审”，只是真诚的给两个国保大队长写了让他们明真相、得救的信。第二年，两个国保大队长都调走了，其中一个调离了公安行业。

那个片警人很善良，就是被邪党文化毒害了，是公安系统树立的“先進”。经过几次和他见面讲真相，他终于明白了，感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意，同意退党了。退党之后，他当了副所长。他对我说：“你那个案子完事了。两个国保大队长都调走了。现在这个派出所里，没人想迫害法轮功。但是，你们要注意安全，象上次抓诉江人员，是公安部压到各省公安厅的任务，我们下边的人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做那种事情，你们就要注意安全。”

从那时开始，我利用各种形式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讲真相时，不把他们当警察，把他们当朋友一样善良对待。因为我看到《洪吟四》里面，有很多个“朋友”的字样。这些警察也表现出生命明白的一面，同意退党。所长也退党了。

去年，派出所换了新的所长，那天，他与几个警察拿着单据，急匆匆的到副所长办公室，要办理一件急事，马上要离开。正好我也在（那天，邪党敏感日让我去，我都反过来当成救人的好机会）。副所长对新来的所长顺便介绍说：这是某某某。新所长一时没反应过来，我赶快说“法轮功”。因为我怕所长急着办事、听不到真相走了。所长一听，笑了，问：“还炼不炼了？”这句话是警察的套话。我说：“炼二十多年了，一直炼。”

所长一下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认真的问：“法轮功究竟有什么好处？”我给他讲了修炼真、善、忍，对人身体健康、道德提高的益处、让人明白生命的意义。他点点头，点燃一支烟，接着听，好象忘了要办急事。这时，门口已经有一帮警察在等他了。后来，一个警察上楼找所长，他才想起来，对我说：“你别走啊，等我一会儿。”那天等了半小时，所长没回来，我就回家了。过后，给所长邮寄了一本真相期刊，写了一个简短的信，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以便下次见面让他退党。

疫情期间，我去派出所，看到警察们网购的大大小小邮件，都堆放在大厅门口的地上，不让送邮件的人進派出所。我到值班室一看，大法弟子邮寄的真相信，都在值班室里面放着呢。写上警察姓名的，就被警察拿走了，就剩下一封没写姓名，只写着职务的，无人领取。值班警察小声说：“这信，就是你们法轮功的，一看信封就知道。”那种信封可以邮寄单张，也能邮寄32页的真相册子。警察明白的一面其实都在等待大法真相的救度呢。

那天，大厅门口的一个值班警察，我从来没见过，就与他讲真相。他本来戴着护目镜、口罩，同意三退之后，他小声问：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吧？我说对。他马上摘下了护目镜和口罩，说：“我不爱戴口罩，还是记住‘法轮大法好’保险！”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